县城贵妇，为何出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维舟，作者：维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位“县城贵妇”，决心要出走，带孩子去泰国，人生换一种活法。

“康提”在《「县城贵妇」，出走的决心》中讲述了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表面上看，她的生活在当地可说令人羡慕，婆家和丈夫在县城都有稳定工作，两套房三辆车，一对双胞胎儿子从小就有保姆（还有7个之多！）照看，她没吃过多少苦。然而，这却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也因此，太多人都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折腾：她看来相当幸运，婚后的两度出走（先是婚前穷游，然后婚后出国留学，现在辞职去泰国国际学校是第三次）都得到了婚内支持或默许，婚姻、育娃都没有束缚她，婆家倒是给了她托底和支撑，使她有机会去实现自我。

她一直在折腾，而且很自由，丈夫看起来并未压制她，得知她要去泰国，只是无可奈何叹了口气：“你就是在我家过得太好了，抱着个金饭碗非要去讨饭。”论条件她也并非下嫁，评论区有一位直率地说：“这种男的家境好，工作稳定，人老实，没什么社交，家里公婆还能帮上忙，在相亲市场简直就是王炸。”

她说“总觉得自己身体和灵魂分属于不同的天地，肉身被困在了县城”，可是在旁人看来，她这怎么就算“被困”了？以她生活的安稳富足，“被困”与其说是一种处境，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文学修辞，甚至怀疑她有意放大了自己的主观感受，折腾只不过是心态问题，“就你这样还痛苦？”

还有人怀疑她的真诚：她的“县城贵妇”系列写了好几篇，翻来覆去地讲述自己那点琐碎的生活，然而有些细节却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她编织了一套说辞、一个人设，但生活到底是不是像她说的这样？

她的故事，在我的一个群里引发激烈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你要说真是生活压迫了她，像苏敏那种，我是能理解的，她这种我的确不理解”；但另一种看法则说：“难道只有痛苦到苏敏那种程度的女性才能出走？我不认为如此，我不希望群里其他感到痛苦的女性会认同某一类女性‘似乎没有足够资格痛苦’。”

我的兴趣并不在于对她进行道德批评，更无意否定她的感受（“你有什么好痛苦的”），倒觉得她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心态变动表征。

她说自己“肉身被困在县城”，并不是像苏敏那一辈女性那样是被婚姻、母职等结构性处境所压榨的痛苦，而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厌倦——如果人间有天堂，那也会有人发现天堂的生活很无聊。她就是这种人。对她来说，“生活在别处”。

她的生活富足安逸，但她却厌倦这种一成不变的无聊。她老实承认，“这个家我几乎没太付出过，也毫无话语权”，乍看起来似乎公婆和丈夫对她都很好，但这也意味着她身在其中没有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更糟的是，这种“无意义生活之痛苦”还会很容易被看作是“矫情”，即便表达出来也没有正当性。

她丈夫看着温厚宽容，但她也有不满：“老公是回避型人格，有了孩子之后，他性格还是老样子，依附于父母，而远嫁的我已经把他当成了共生体，这份错位的期许与定位，让我产生了很多失望。”如果这一描述是真实的，那么“回避男+妈宝男”那种对亲密关系的疏离冷淡，必然让她感觉自己的情感无法得到濡养，更别提安抚她那颗躁动的灵魂了。

她说得很清楚，“想闯荡的野心是天生的，小时候上学放学，我都要走不同的路，这样才新鲜好玩儿”，在县城酒店最豪华的办公室里看小城街景，“很多同事羡慕我，只有我新鲜几天后就不喜欢了”：

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洒在桌子上，从西边落下照到沙发上，一天就过去了。快下班时我趴在沙发扶手上，对着窗外感慨什么变化都没有，我又老了一天，部门小妹妹轻声附和：是啊，多好的小日子，又下班了。我内心不解：坐在这里一天就知道了一年，一年就看到了未来五年。五年后毫无变化，你为什么还觉得不错呢？

她一直怀念大学毕业后环游世界那一年，“那一年经历的事儿好像比过去读书十几年加起来的还要多，这成了我人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她厌倦这个小地方，但“我的心是关不住了”，“毕竟我已经见过了大海，我不能假装自己没有见过。明明有一个按钮可以迎来又一段人生，我实在无法忍住不去按。”

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她夫家的家境如何、生活是否安逸，而是她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要去看更开阔的世界，抛开一切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尽管她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但只要不是在这儿：

我也经历过自我怀疑：别人都能接受生命中的事与愿违，喜不喜欢都能一竿子插到底，为什么只有我沉不下心，干什么都是一不舒服就走人，一点也熬不住？真问我要什么，我也说不出。只清楚那种局促和逼仄太具象，是令人坐立难安的精神苦役，好像马上就要憋死了不得不走。

这其实是青春期都会有的冲动。我记得自己年少时，周围同学都想着离开老家那个小岛，再也不想回来。作为成长中的一环，这原本应该在青春期完成，但在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人的人生是倒过来的：从小被教导要做“懂事”的“小大人”，不能任性折腾，成家之后生活安稳了，终于能回过头去重拾小时候未完成的愿望，于是开始折腾。

这不是在反抗自己身处的困境，而恰是生活富足了，才想要逃离无聊，才会被内心的无价值感折磨，才会想追求更高层次未满足的梦想。与其说是她的生活有多“压抑”，倒不如说是自我未完成——又或者说，这种压抑不是谁压迫了她，而是她发现从来没有机会去实现自我，成为“真正的自己”。

从这一意义上说，她的“不安分”，并非出于权衡利弊之下的理性考虑（“如果风险很大，还折腾什么？”），而是一种生命中未完成的状态（“不折腾不甘心，如果我不出走，在这小地方呆着，生命就枯萎了”），因此她更决绝，但也因此，在别人眼里就显得难以理解地奇怪。

尽管她计划带孩子去泰国，看来仍想证明自己也是个好妈妈，但她这样逃离原来的生活，难免被指责为“自我”乃至“自私”，有人就毫不客气地说“其实她就是想自己走自己的路，然后让别人都迁就她”。她确实原本就带娃不多，状态上从未真正投入母职，应该说，她太想做自己，而不想只是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甚至压根就抗拒这些社会角色，然而，要不是这样，她也不会成为现在这样。

在国内的县城出现这样的女性，在我看来是一个社会心态变动的信号。1963年，美国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出版影响深远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她发现，战后美国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夫妇，对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似乎没有理由不感到满足，但她们内心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惑——晚上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她们无法逃避一个问题：“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她称之为“无可名状的难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就是那种“总觉得哪儿不对，但又说不清楚是哪儿不对”的感觉。她在书中替这一代女性点破了关键：女性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生活目的和人生意义：“如同男性，对女性而言，找到自我、认识自我的唯一途径便是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没有别的途径。”

弗里丹强调，对女性来说，家庭的束缚是一个“舒适的集中营”，只有走出去，才能实现自我发展，真正成为独立的人。就是这一宣言，引发了第二波女权运动，问世不到两年就在全美卖出130万册，成为1964年非小说类排名第一的畅销书。

对比来看，“县城贵妇的出走”并不算是历史上的新鲜事，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国家，当下中国女性所经历的，其实那些发达国家早就经历过了。真正值得关注的，一是连国内的县城也开始出现这样的现象，二是国内公众如何对这些现象做出反应。

《我的解放日志》

许慧琦著《“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一书追溯了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激起的反响：新青年一代普遍将娜拉视为脱离家族专制的象征：

于是乎，娜拉之名在中国，几与出走画上等号。至于娜拉离家前的情形，如夫妻结婚八年和谐相处，娜拉也疼爱三个儿女等，皆不受中国论者注意。他们不像西方观众经常辩论“娜拉为何要出走？”“娜拉有必要出走吗？”这类介于出走与不出走之间的问题。“五四”时期认同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普遍赞扬出走的精神，青年男女更高举出走大旗，作为觉醒的有力象征。这些都反映传统的家族专制，是新青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首要企求解除的负担。面对盘根错节掌控个人发展的家族体制，年轻一辈相信若不出走，便只能与之妥协，很少有说服长辈接受新思潮的可能。因此五四青年不问“娜拉该不该出走”，只希望自己能有勇气与运气出走。

她进而指出，其实民国时期响应号召出走的许多人，后来生活困窘，陷入苦闷，而这种“解放”话语在当时视为绝对正确，从未被反思过：

许多青年出走后险象环生，身为弱势族群的女性，更至沦为社会的傀儡，并再度成为男人的玩物。甚而有之，出走竟至成为解放、自主、独立的同义词。仿佛唯有走出父家门，个人才得自立；若不出走，便无任何希望可言。这样的迷思，实再度为新生代的行动与选择空间，套上另一个无形的枷锁。

从这一历史脉络来看，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呈现出复杂的面向：一方面，女性寻求自我实现的思潮从未如此深入地触及社会基底；但另一面，质疑和反对的声浪也从未如此有力。

鲁迅曾悲观地说过，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便是回来”，因为当全社会尚未为女性的自我解放做好准备之际，但凡敢于这么做的，必然要冒巨大的风险。实际上，那位“县城贵妇”也说，虽然她“出走的决心不可抑制”，但她也对老公说，“就当是我替你自由吧，也许用不了多久我就铩羽而归了”。

但这究竟是一出生活喜剧，还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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