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才是硬道理，扩张政策才能激活经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

著名经济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其所著的《增长是硬道理》一书中坦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经济的狂飙时代，也就是增速达到或接近10%的时候，致力于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结构性改革。但在2015年开始，他开始调整自己的观点。

所评图书：

书名：《增长是硬道理》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1月

在2019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反思提出，自己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上，犯过比较严重的错误。在2007年下半年主张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如他本人所说，当时虽然已经预期到美国次贷危机会对美国造成冲击，但由于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所以囿于过去的经验因而主张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降低通胀率。但随着美国危机的外溢，因而通货膨胀率本就急速下降，以至于在2009年2月CPI的负增长，并未出现货币紧缩。不仅如此，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外溢冲击，中国当时推出四万亿冲击政策，余永定当时对此提出了一些批评，认为虽然拉动、激活经济需要财政刺激政策，但这一政策需要退出越早越好。但按照之后经济运行发展的情况，刺激政策的退出有些过急。

因而在近年来，余永定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要守住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至少在2019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清楚意识到增速放缓带来的严重问题。

经济学家从20世纪90年代反复强调牺牲质量换取的增长不可取，这事实上也经常出现在财经类媒体报道的头条标题中。但余永定也清醒认识到，没有较高的增速，其实调动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道理很简单，GDP增速放缓，甚至形成持续下跌的预期，就会使得投资、消费的信心重创，诱导出现难以掌控的恶性循环。“GDP和GDP增速是几乎所有经济、金融指标的分母，分母的减少会导致所有指标的恶化。”“去杠杆把分子减了，分母减得更多，杠杆率不降反升”。

书中收入的首篇内容，也就是前述书作者2019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报道中，已经很清楚地指出，GDP增速放缓，最终使得就业问题变得复杂。

尽管他也强调不能低估地方债务的严重性，但同时也提出不能因此拒绝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书中提到，不同口径、不同机构对地方债务的估量不同，“注意防止过高估计隐性债务的数量”，比如当初世界银行的估计就大大偏出了实际情况。而且，中央和地方层面掌控的净资产，还有海外净资产，对于对冲政府债务可以起到有效作用。最重要的是，只有通过政府创造出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尤其是那些对于民营经济不会起到显著挤出效应的行业、领域、基础设施，对于活跃民企运作和投资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增长是硬道理》书中收入的书作者2019年11月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演讲《2008年以来宏观调控经验的反思》一文，也清楚指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指导性目标应该建立在对现实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而不是建立在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推算的基础上。他也更为清楚地指出，当初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其实主要的问题在于退出较早。实际上，当时有了中央和地方加起来4万亿的刺激资金，虽然短时提高了政府赤字，但到了2012年，就很快降低了赤字额。而且刺激政策对于当时的产业和投资复苏也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反而是因为当初经济学者趋于整齐划一地呼唤退出刺激政策，从而使得产业和投资没有内生调整到位，就迎来了又一轮回落。

书作者举例说，有的企业“本来我不想投资，你劝我投资，而且硬把贷款塞给我，那我就投吧。投资本来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投资需要接续。我投了资，钱也花了，最后你突然收缩信贷，不续贷了，企业马上陷入困境”。

到了2023年书作者在财经类某媒体举办的论坛活动中演讲谈到，应当进一步破除思想障碍，大胆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书作者指出，一些人反对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能不足”。但中国经济的问题究竟是产能过剩还是有效需求不足呢？两者其实同时存在是完全可能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甚至微观的问题，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宏观问题。将政策的落脚点应当放在刺激总需求，而不是去消除过剩产能。

从经济政策的逻辑来看，如果低通胀加低经济增速，就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如果是高通胀加高经济增长速度，则应当采取紧缩性政策。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是低通胀，以及经济增速持续下跌——事实上，2022年12月的国家层面经济会议改变了此前强调了10年的政策主旨，强调总需求不足，而不再过度强调治理产能过剩。

在2022年新冠疫情调控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之前，余永定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就提到，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相当显著，而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乃至调整了防控政策以后，并未出现报复性消费增长，这完全在预料之中。多年来低增速、低通胀带来的就业、收入（提高）不振，使得消费需求难以恢复。在自主增长动力不足，而外需环境面临严峻调整的情况下，政府支持甚至主导的新基建，带动私人投资以及其他领域的投资，虽然引发的政策争议也很大，但对于促进投资和消费走向新平衡也是非常必要的。

有意思的是，对于经济学界部分学者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应当从过去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说法，余永定提出了尖锐批评。在他看来，并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虽然，不同时期，中国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投资率过高的问题，但更合理的校验方式显然是投资效率。所有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中，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任何理论认为存在消费驱动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余永定认为，一些学者鼓吹的消费型经济，就是消费支出在GDP中占比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但这其实将短期需求与长期供给问题混同了。消费支出只能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长期来看，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零，“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生活水平是否高，要看这个国家的消费水平而不是消费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消费率常处于80%-100%；而东亚国家因为儒家思想影响，储蓄率普遍较高，消费率较低，却制造出20世纪后期以来的增长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