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需要不中断的“微观革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旗智酷 ，作者：唐鹏，原文标题：《新书荐读丨数字政府需要不中断的“微观革命”》

近年来，全球研究数字政府的著作不少，但基本都是关于政策、技术、实践案例等内容，且一提到数字政府的“管理创新”，一般都会涉及领导岗位的设置、部门机构的改革以及制度规范的发布，而对具体的“人”以及政府信息首席官在整个政府权力网络中的角色、行为与思考的微观观察却几乎没有。爱沙尼亚的政府首席信息官西姆·西库特撰写的《数字政府：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实践之路》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通过对全球12个国家政府首席信息官的访谈，不仅客观深度地揭示了全球数字政府发展在喧嚣之外的实践真相，而且对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之后的数字政府建设历程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太阳底下没有新事”，中国数字政府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甚至解决的思路，均有一些“君子和而不同”的微妙应和。我相信每个来自中国的数字政府管理者看完或许都会会心一笑。

“数字政府建设不是技术问题”，这个观点已然取得初步共识。西姆·西库特在本书中进一步指出，数字政府是关乎文化、人性与政治的事业，数字政府的管理创新不是开创性或颠覆性的管理革命，而是通过“微观革命”实现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长期惯性的组织系统的创新感染力渗透。数字政府的基础设施不是“数据中心”，而是“人才”。而对数字政府而言，何谓优秀的“数字化人才”也另有定义，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到谷歌、微软或者腾讯、阿里这些平台企业的技术管理者或程序员，而如果你通读完这本书，你会发觉，能够胜任数字政府管理与建设的“人才”，是对国家怀有忠诚与奉献精神，对公众充满善意的人。

数字政府的创新领导者们是如何实践的？作者通过12个国家政府首席信息官的回顾与自我剖析，为我们呈现了成功的数字政府是如何导向成功的，它们均具有三个共同的管理方法：一是建立开放透明的工作文化来加强团队内部的扁平沟通，不管是通过“放松星期五”还是取消独立办公室进行集中办公，目的都是为了打破层级沟通阻碍；二是以非正式沟通手段来打破部门之间的障碍与隔阂，当部门之间由于权力和利益造成了对数字政府改革的阻力时，“公事公办”往往适得其反，而有“人情味”的“将心比心”的私下沟通可能效果更好；三是每个数字政府领导者都必须通过会议、简报以及重点项目来获得政治领导者的重视和关注，毕竟，“一把手”的支持才是获得数字化改革与转型成功的关键。

作为数字政府的长期跟踪研究者，读这本书时常会让我从访谈对象的言谈和经历中想到中国数字政府的发展历程。从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到202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这可以说是中国数字政府发展的两个关键节点。而如果从1999年中国启动”政府上网工程“开始回溯，迄今为止，中国数字政府经历了从信息公开到数据开放，从门户时代到平台时代，从APP、API再到现在的Agent时代，新兴数字技术确实在全方位地影响政府的发展形态，新冠疫情对全球数字政府创新的发展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被数字服务企业的商业叙事左右而过多地强调技术，忽视“人”的价值与“组织”变革的真实问题，也成为这场数字政府革命中被反复讨论、确认与纠偏的重要议题。

在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排名中，中国的整体指数排名从2003年的第74位跃升为2024年的第35位，其中，中国在线政务服务排名在2021年取得了第9名，位列全球前十。因此，中国数字政府的发展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势头。从作者所访问的12个国家政府首席信息官问题与经验中，无关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的不同，多少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爱沙尼亚、新加坡、英国、丹麦等长期以来都是全球数字政府发展的佼佼者，爱沙尼亚的“数字公民”与区块链项目“X-bord”、英国的“政府网站瘦身运动”与“数字政府即平台”、新加坡的“智能国家”以及阿联酋的“智能迪拜”，这些都曾是中国学习和对标的榜样。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加速，在技术、服务和管理领域的创新不断涌现，以上海、深圳、杭州等为代表的“一网通办”、“数字孪生城市”、“城市大脑”等也在向全球输出中国经验。

当前数字政府发展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不论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对政府治理与服务模式的影响，还是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对政府职能需求的变化，数字政府创新均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要求。但来自全球国家优秀的政府首席信息官在书中提出的三个管理工作创新思路，我觉得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首先，数字政府建设不应该关注结果、项目或预算，而是要关注“人”，关注“用户”，要想到自己是在为自己设计政务服务产品——未来的某天我们也会成为自己设计的产品的使用者，这样才可能设身处地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其次是要确保项目稳定顺利地开展，不仅需要关注事情本身，在开展项目之后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来确保项目的可持续运行。曾经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数字政府”是在一个非常严谨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系统所允诺批准的，并由它们投入财政资金人力来实施和推动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而我们对数字政府的期待却是“颠覆现有流程”、“重塑决策体系”、“打造扁平管理结构”等这样一些天真而美好的愿景。虽然“数字政府”表达了开源、众包、扁平、普惠等诸多创新愿景，但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与任务本身均必须被传统的科层制行政系统所承认和支持。因此，要真正达成数字政府的目标，必须用法律和制度作为保障。

第三是不要贪大求全，善于从“小项目”开始，通过用户的参与和反馈获得口碑之后迅速做大，进而改变人们的看法。比如加大拿的“我的急救员”（myResponder）项目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在中国，其实这样的数字政府案例已经不胜枚举，比如2021年郑州城市水灾期间的“救命文档”，即是通过一个开源共享免费的在线互联网共享文档应用，进行城市灾害应急的信息和数据共享，并超越了其他大型的智慧城市平台和系统的社会效益。以互联网众包模式来连接、集合和组织公众志愿力量开展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从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到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这也是数字政府可以延伸的边界。

关于数字政府的未来将如何演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来自阿根廷的丹尼尔·阿巴迪认为，“MyArgentina”的下一个任务是让政府虚拟助手来取代传统网站，这似乎是人工智能正在浮现的数字政府的未来。而加拿大的亚历克斯·伯奈通过爱沙尼亚的“数字公民”项目获得启发，他认为“政府不再垄断公民生活，不是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确，当政府的公共服务边界发生改变，可通过互联网获得他国的商业、税务、法律、中介等服务，那么国家的边界是不是也在相应发生改变？在Web3.0快速发展的当下，或许更多可能性正在不远处发生。

奥巴马政府的副CTO詹妮弗·帕尔卡表示，“政府需要跟上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当以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层出不穷的时候，政府需要的不是思考如何跟上技术，而是如何增进人与技术的适恰性，以及治理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转译。虽然作者访谈的政府首席信息官们很多都以各种原因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但他们为数字政府的未来做出的创新探索将永远具有其历史意义，而他们留下的问题将继续由后来者来回答。

希望所有中国的数字政府领导者、管理者们能从这本书里看到自己，不仅有“环球同此凉热”的切身感触，亦对数字政府的未来充满信心。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