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维权、一码速办”与数字治理的“过剩”和“稀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旗智酷 ，作者：唐鹏

“欠薪维权、一码速办”不是深圳才有，广州、重庆、河南、江西等省市均推出过类似模式；也不是今天才有，2024年初以深圳为代表的城市就已上线专门的在线服务通道。临近春节期间深圳将“欠薪维权、一码速办”的广告和诉求在线通道投放到公交车站才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网友纷纷表示“打工还得去深圳”。

如果去对比深圳的“安薪在线”、“渝薪码”以及江西、河南等地方的小程序入口及平台，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一是数字治理场景的速度、效能、创新究竟是为了便利谁？是为了更便于政府侧去归口责任，还是更便于工人侧去有效提出需求？比如深圳的欠薪维权除了反映人和联系人的基本信息外，主要要求用户根据模板描述自己的情况诉求，包括语音录入。而像“渝薪码”则要求诉求人得是个“明白人”，你得搞清楚欠你钱的项目“是否是政府投资项目”、以及你之前“是否在其他渠道投诉过”等，还有的欠薪维权渠道是内置到政务App，没有下载或注册则无法使用。

二是数字治理场景既可以“在云上”也需要“接地气”。欠薪维权、一码速办，可能首先需要设定的场景与用户画像是：但凡自己还有一点办法，也不至于用这种方式来维权。所以设计一个易于理解和学习模仿的文字模板、语音输入按钮，可以极大地降低进入门槛，也符合广大农民工群体的数字素养与用户行为特征。此外，在公交车站投放广告，肯定比在某政务App首页做一条banner更能达到用户触达的目的。

三是数字治理场景需要关注体验，但结果比体验重要。在全国各地上线了那么多欠薪维权的在线渠道，真正高效地为维权群体讨到欠薪的，究竟有多少？甚至，真正愿意通过这些渠道讨薪的有多少？这是一种“为民请命”的一厢情愿？还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机制应答？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在2026年2月2日流传出的一份“欠薪垫付决定书”给出了答案，数字治理在很多时候结果比体验重要，如果每次收到诉求都态度诚恳礼貌待你如家人，但就是无法兑付还钱，依然没用。再好的体验其实是在浪费时间。结果决定最终体验。

“欠薪维权、一码速办”的政府垫付案例告诉我们，数字治理不应该是击鼓传花的流程循环与文字游戏，而是需要兜底式的节点信任，有渠道、有措施，但没有解决问题的预期，只是创造了一种解决问题的过程体验，只会创造一种没有结果的数字化虚无感。“政府垫付”其实为一场讨薪局里创造了一个新的强势的利益相关者，从而提升欠薪维权的谈判筹码。

四是数字治理的“痛点、难点、堵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首先要清楚是谁觉得痛、在为难谁、给谁添堵。如果最痛、最难、最堵的人自己不说话，也没人替他们说话，那所谓解决“痛点、难点、堵点”最终不是锦上添花就是隔靴搔痒，并逐渐走向一种自我陶醉、相互按摩式的创新氛围。欠薪维权、一码速办，要解决的问题是有人没钱回家过年，去讨薪不是被忽悠就是被无视，还可能被揍……于是跳楼、上访、群体冲突成为他们的解决思路，不仅是个体的悲剧，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阴霾。这就是欠薪速办、政府垫付要解决的“痛点、难点、堵点”。

表面上看，数字技术的普及让数字治理场景显得“过剩”，因为任何需求和诉求都可以依托数字化应用来实现。但同时有效的数字治理场景又是“稀缺”的，因为它背后往往隐藏着轻易不被觉察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是想真正地解决问题，还是做出想要解决问题的样子。我们是想“做正确的事”还是“把事情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