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长顾问：“我刚从中国回来，我们并没有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TOP创新区研究院，头图来自：AI生成

近日，曾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顾问的史蒂文·拉特纳（Steven Rattner）、如今掌管着巨额资本的华尔街老兵，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引发华盛顿与华尔街剧烈震动的评论文章——《I Just Returned From China. We Are Not Winning》（我刚从中国回来，我们并没有赢）。

这就好比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在视察完对手的营地后，回到大本营说的第一句话不是“优势在我”，而是“我们可能要输了”。

拉特纳是典型的美国建制派精英，华尔街的资深投资人。他最出名的战绩，应该是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汽车业濒临崩溃（通用、克莱斯勒可能倒闭），奥巴马任命拉特纳领导总统汽车特别工作组，负责拯救汽车产业，因此他获得了Car Czar（汽车沙皇）的称号。

他的视角，代表了美国一部分清醒的实权派开始正视一个事实：在实体经济、高端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硬碰硬中，美国原本引以为傲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在败给中国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

一、被“去魅”的美国优越感，电动汽车、AI、医药

拉特纳的焦虑，始于视觉上的冲击。

他提到了小米汽车的工厂，看到了“庞大的机械装置像机械恐龙一样，将裸露的铝板精准地拼装成汽车车身”；体验了只需1.5万美元就能买到的具备高阶智驾功能的电动车，他还在大厅里，他看到了一辆外形酷似保时捷的黄色跑车（小米SU7 Ultra）……

而它们的背后，是令底特律窒息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生产效率。

请注意这个比喻——“机械恐龙”。

这个“汽车沙皇”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对规模的惊叹，更是对工业统治力的敬畏。

拉特纳还参观了一家机器人公司，那里生产的机器像“塑料儿童玩具”般灵活，却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复杂的分拣任务。

文章提到了福特CEO吉姆·法利（Jim Farley）的“认输时刻”——吉姆·法利在去年夏天公开承认，中国的电动车技术“优于”美国，并感叹这是一种“最令人谦卑的超越”。甚至，福特自己不得不考虑调整其王牌产品F-150电动皮卡的生产计划。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即便加上关税，也挡不住那种系统性的竞争力。

如果说制造业的差距还可以用“先发优势”来解释，那么在AI领域的追赶，则是拉特纳最不愿看到、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在华盛顿的设想中，只要锁死了高端芯片（GPU）的出口，中国的AI发展就会被锁死在石器时代。

但拉特纳指出了一个被美国决策层严重忽视的盲点：算力的尽头，是能源。

“中国拥有人工智能所需的另一关键资源——电力。中国的发电能力是美国的两倍多，一些数据中心的用电成本仅为美国的一半。”

当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因为老旧的电网和漫长的环保审批而在这个冬天瑟瑟发抖时，中国正在利用国家主导的基建能力，为AI大模型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

拉特纳特别提到了DeepSeek。

它以惊人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迅速崛起，这背后，是中国工程师的“暴力美学”。

文中说“人力资本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我见到了无数年轻创业者，他们的精力至少可以与硅谷同行匹敌，其中一位亿万富翁甚至仍然睡在办公室。”

更让拉特纳感到不安的是医药领域的逆转。

几年前，中国还在求着买西方药品的授权；如今，中国向外授权（Out-licensing）的新药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进入中国的数量。

中国已经从一个“模仿者”变成了一个“原创者”：当你的对手开始向你输出知识产权时，任何简单的封锁策略都将失效。

长期以来，美国习惯用名义GDP来衡量国力。

在那个维度上，美国依然遥遥领先。

但拉特纳文中隐含着的还有这两个维度的竞争：

• “比特”的竞争（Bits）：软件、金融、互联网算法。美国依然是霸主。

• “原子”的竞争（Atoms）：钢铁、能源、汽车、造船、基础设施。中国已经形成了碾压优势。

拉特纳的焦虑在于他意识到：

一个国家不能只靠印钞票和写代码生存。

当战争、瘟疫或供应链危机来临时，你需要的不是华尔街的衍生品，而是口罩、抗生素、炮弹和变压器。

中国的双轨制经济——一个相对疲软的消费端，和一个极其强悍、甚至“产能过剩”的生产端——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流向。

美国人惊讶地发现，他们眼中的“产能过剩”，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全球南方）表现为“极具性价比的工业普惠”。

二、金融资本V.S.产业资本

拉特纳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产业政策。

这句话在美国政治语境下，无异于一种“离经叛道”。

那为什么他还会这么说？

因为中美经济的底层驱动力的不同，而且美国精英看到了自身的不足。

首先是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利润的短期化。

过去40年，美国企业的核心KPI是“股东回报率”。波音公司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波音曾是工程学的奇迹，但在过去十年，它花费了数百亿美元回购股票以推高股价，而不是用于研发下一代客机或改进质量控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舱门脱落、信任破产。

相比与美国，中国的“产业资本”造就的是规模的极致化。

中国的逻辑是“国家意志+残酷的市场竞争”。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政府确立了赛道，通过补贴通过前期引导，然后让成百上千家车企在市场中厮杀（“卷”）。

这种“卷”虽然造成了资源浪费（倒闭了多少新势力？），但活下来的幸存者（如比亚迪、理想、宁德时代）练就了世界级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迭代速度。

拉特纳看懂了这一点：中国的“浪费”是在为产业升级交学费，而美国的“效率”（指砍掉研发搞分红）是在透支未来。

他提到中国在电网、绿能上的投入，这些是典型的“正外部性”极强但短期回报率低的基础设施。

美国私人资本不愿投，但中国投了。

结果是，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廉价、最稳定的工业能源网络，这成为了中国制造业新的护城河。

三、关税的诅咒

文章中，拉特纳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表达了失望。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在构建一条毫无意义的马奇诺防线。

“尽管实施了关税，我们并没有赢得贸易战。”

拉特纳摆出了一个天文数字：去年，亚洲的贸易顺差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纪录。

为什么关税失效了？

拉特纳敏锐地观察到：“许多中国商品只是通过中间国家转运后再进入美国市场。关税在到达美国海岸之前就被稀释了。”

比如，美国对中国加征100%的电动车关税，能阻止比亚迪崛起吗？不能。因为比亚迪会去墨西哥、匈牙利、巴西、泰国建厂。

中国商品正在通过越南、墨西哥等“中间国”洗澡后进入美国，或者直接占领非美市场。美国市场虽然大，但只占全球人口的4%。

中国企业正在学会如何在没有美国市场的情况下生存，并活得很好。

此外，当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达到30%甚至50%时，任何关税都只是在惩罚本国消费者。拉特纳提到的1.5万美元的优质电车，如果引入美国，将是对美国通胀的巨大平抑。但美国为了保护底特律（传统车企），选择了拒绝，这导致了一个荒诞的结果：

美国为了“国家安全”，让国民用着更贵、更落后的产品，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更讽刺的是，美国关税的目的非但没有达成，反而倒逼了中国的全产业链突围：

过去，中国企业乐于做组装，买美国的芯片和设备。但现在，从光刻胶到操作系统，中国正在构建一个“去美化”的备份系统，为国产替代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四、美国想学，但可能学不会

对此，拉特纳的建议是——抄中国作业！

比如他呼吁美国建立自己的“产业政策”，呼吁政府直接干预战略行业（如《芯片与科学法案》），呼吁扭转对科学投资的削减，甚至呼吁重新发展本土采矿业。

但事实是，美国学不会。

这并非美国缺乏聪明人，而是政治体制和利益集团的结构性锁死。

首先，产业政策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但美国总统任期只有4年，众议员2年一选，谁愿意在这个任期种树，让下个任期的对手乘凉？

加上各个利益集团的撕逼，比如环保组织可以阻碍锂矿开采十年；工会（UAW）可以阻碍电动车工厂的自动化进程；NIMBY（邻避主义）可以阻止输电网络的建设。在中国，当国家决定发展AI或电力时，资金、土地、绿灯随之而来。而在美国，拜登的《芯片法案》虽然拨了钱，但因为各种环评、劳工要求，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的进度一拖再拖，成本是台湾的三倍。

还有一点，美国现在缺少合格的工程师，这种断层，不是靠几千亿美元补贴就能在三五年内补回来的。

虽然拉特纳在文中大赞中国，但也提到，中国模式并非无懈可击。

地方债务问题限制了新一轮大规模基建的能力；内需不足迫使产能必须外溢；此外，虽然在工程应用端（从1到100）中国无敌，但在原始创新端（从0到1），能否持续涌现颠覆性技术，依然是未知数。

但不管如何，当对手的精英阶层开始认真研究你的优点并试图模仿时，意味着博弈将进入深水区。

美国不再轻敌，未来的遏制将更加精准和系统。

真正的比赛，或许才刚刚开始。

谁能更好地解决国内的分配问题，谁能持续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谁才是下一个周期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