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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存量规划前沿 ,作者:研究建议
姓名是一个人身份最主要的标记。在互联网时代,姓名不仅是个人身份的符号,更是大数据识别、信用体系建设和网络社交的核心ID。但是人口流动加剧和取名资源的相对匮乏,加之互联网发展空间的区隔不复存在,重名的问题愈发严重。
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统计,全国叫“张伟”“李娜”的人数均超过数十万。在互联网应用中,这种高重名率导致了严重的身份混淆:社交账号常需通过数字后缀区分(如zhangwei1990),电子政务系统需反复通过身份证号二次核验,甚至在金融支付、信用查询等关键环节产生歧义风险。传统的“姓名+身份证号”双因子认证,虽能解决法律层面的身份唯一性,却无法解决社会交往中“名不唯一”带来的效率损耗和体验割裂。针对这一问题,海峡城市研究所建议,可以恢复中国历史上的取名传统,分离“名”与“字”,增加姓氏字符的长度。
中国传统文化中,姓名体系本就包含“名”与“字”两个维度。《礼记·檀弓》云:“幼名,冠字。”古人在成年后会取一“字”,用于社会交往,而“名”则用于自称或长辈称呼。这种“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的二元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天然的“身份分流”机制。
恢复“字”的制度,重新分离“名”与“字”,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对传统智慧的现代化改造。它能将“法定身份”(名)与“社会身份”(字)进行功能性剥离:法定证件使用唯一的“名”,而社交、网络、职场使用个性化的“字”。这既能保留户籍管理的严肃性,又能释放个体表达的多样性,从源头上分流重名压力。
引入“字”制度,相当于将姓名的编码空间从“单字段”扩展为“双字段组合”,其对重名率的降低效果可通过数学模型直观体现:
现状模型(单一名字段):假设常用取名汉字为3000字,双字名的组合数为3000²=900万种。考虑到姓氏分布不均和寓意偏好(如“伟”“芳”“强”的高频使用),实际有效组合远低于理论值,导致重名率居高不下。
“名+字”模型(双字段组合):若引入“字”,假设“字”的常用字库同样为3000字,则“名+字”的组合空间扩展为3000²×3000²=8.1×10¹²种(8.1万亿种)。即使考虑寓意偏好,其组合爆炸效应也足以将重名概率降至可忽略水平。
以“张伟”为例,在现有体系下重名者可能达10万人;若引入“字”,“张伟(字博远)”“张伟(字思源)”等组合将形成无数个唯一性身份标签,社会交往中直接使用“张博远”“张思源”,重名率理论上趋近于零。
为避免“字”制度沦为形式主义,需通过制度设计将其嵌入现代身份管理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1、户籍管理的“柔性嵌入”
在户籍登记系统中增设“字”字段(非必填项),作为姓名信息的扩展属性。允许公民在办理身份证、护照时,自愿选择是否关联“字”。系统生成唯一的“姓名-字”组合码,用于社会场景的身份识别。参考《民法典》姓名权相关规定,明确“字”的使用不得违反公序良俗,且不得与法定姓名重复。
2、数字身份的“场景化应用”
在电子政务平台(如“一网通办”)、社交网络、金融系统中,推广“姓名(字)”的显示格式。例如,银行APP可显示“张伟(博远)”,既保留法定姓名的严肃性,又通过“字”实现用户区分。鼓励互联网企业将“字”纳入用户ID体系,允许用户以“字”作为社交账号的主ID,减少对随机数字后缀的依赖。
3、文化传承的“现代化引导”
编制《现代取字指南》,从传统文化典籍中提炼适配现代价值观的“字”库(如“博远”“思源”“明德”),避免生僻字滥用。在教育体系中融入“名字符号学”内容,引导公众理解“名”与“字”的功能差异,避免将“字”异化为“小名”或“网名”。
4、技术系统兼容性改造
部分老旧信息系统可能不支持多字段姓名存储。需推动《信息技术中文编码字符集》等国家标准的升级,确保“字”字段的编码兼容性。参考GB 18030-2022对生僻字的支持经验,逐步推进系统改造。
5、监管“字”的滥用风险
需防止“字”被用于规避法律监管(如通过变更“字”隐藏身份)。应明确“字”仅作为社会身份的补充标识,法定姓名的变更仍需遵循《户口登记条例》的严格程序。
好的名字不仅是个人的社会符号,同时也应包含多样的信息。古代人类数量较少,活动范围也较小,交互的概率远比今天少得多。而今天的人口规模和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中国人的命名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和调整。
在互联网时代恢复“字”制度,不仅能让重名率大幅降低,更能唤醒公众对姓名文化的深层认知,让每个名字都成为独一无二的印记,本质上是一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的对话”。通过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为解决数字社会的身份识别难题提供中国方案。可以由教育部、公安部、中央网信办联合成立专项工作组,先在“数字身份证”试点城市(如杭州、深圳)开展“名字符号体系优化”试验,逐步形成可复制的国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