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玲玲：为什么说“松弛感”很可能是一种特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简单心理 ，责编：瑜婷，作者：简单心理，原文标题：《许玲玲：为什么说「松弛感」很可能是一种特权？》

「为什么我总是这么慢？」

本科毕业后的五年里，许玲玲在香港一边教书，一边帮家里还债。那段时间，身边的同龄人出国念书、结婚生子，而周六也要上班的她，连去银行一趟的时间都挤不出。

为什么她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拥有一种「松弛感」？

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始终离她很远。她的时间很少属于自己。

关于时间贫困的困惑，最终成为一项跨越十年、访谈百余人的学术研究起点。现任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的许玲玲发现，时间不仅是流逝的刻度，更是一种被权力结构精准分配的生存资源。

在新书《时间继承者：时间不平等如何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流动性》中，她追踪了家庭社会地位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并深刻影响了不同学生的人生轨迹。在弱势的时间继承者中，女性的处境尤为复杂。

许多女性从出生起继承的就是「负时间」——时间从不真正属于自己，而是被预设为他人的资源；「花木兰困境」让她们在职场压力与社会时钟之间两头燃烧；成为母亲后，时间又被折现，用于填补下一代的育儿缺口。

可以说，女性一生都在为一种隐性的时间债务还本付息。

许玲玲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揭示不公。她也在试图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继承的起点已然不公，人是否还能重新夺回对自己生命的主权？

▼以下是简单心理与许玲玲的对话

01

有时，女性所继承的

甚至是「负时间」

简单心理：现在很多女性都有一种感受——时间好像从来不属于自己。你怎么理解这种普遍存在的「时间贫困」？

许玲玲：我们可以从时间继承的两个维度看这个事：一是量的分配，二是质的差异。女性作为第二性，在时间层面呈现出一种异化的状态——她们的时间常常不属于自己，而且被默认为是他人的资源。

像电影《出走的决心》里的李红，她的一生都在等待中度过：等弟弟高考、等丈夫事业有成、等女儿长大、等孙辈出生……这种等待的本质，是女性将自己的生命时间折现，用以服务整个父权社会对她的劳动的庞大需求。

不仅如此，许多关于time use（时间使用）的量化研究表明，女性除了承担更多服务性工作，全球范围内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简单心理：以亲身经验来说，还有一个生理上的时间不平等：月经。像一些经期反应明显的朋友，每个月至少五六天，学习和工作会受到明显影响。月经是否构成了女性时间贫困中一个基础维度？

许玲玲：这个问题特别好，这就是女性需要支付的「生理时间税」。这种由生理决定的持续成本，在以男性线性时间为标准的职场、学术界等公共领域，被完全忽视。它被视为一种不便，归为女性自己的问题。

当女性因为经期不适、生育恢复或者更年期反应而不得不调整节奏时，往往被贴上「脆弱」「效率低」等污名化标签。这是时间贫困中最底层的结构性压迫——整个时间架构以男性的需求和生理特征来设计，女性在起跑线上就背上了额外的时间负债。

她们必须付出比同龄男性更多的精力，才能在表面上维持同样的产出。多数国家和地区缺乏制度性的时间补偿，这笔生理成本便被转化为女性个人的弱点。

最近，我看到奥斯卡获奖导演赵婷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访谈里提到，作为女性，生理周期让她对事物有特别敏感的体察，是我们的力量体现。像这种对于生理周期积极赋能的话语，其实是非常少的。

图源：BBC News中文

简单心理：如果女性总感觉到自己时间不够、力量不够，这会限制她们对未来的想象吗？

许玲玲：从小到大，周围总有人对我说「女孩数理化就是不行」「后劲不足」，这构成了我成长中的背景噪音。

它会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就算现在考得好，过几年也会不行，仿佛头顶有一个倒计时，提醒我我的努力和成就是有上限的，这种叙事会在心理上带来一种「大限将至」的焦虑感。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这种持续的灌输限制了女性的「时间想象力」。你被告知：无论怎么努力，你的发展是会中断的。于是，在高难度的职业挑战等需要长期投入的抉择时，女性就容易产生「这与我无关」的自我隔离感，以及「我不行」的自我贬低，她们会认为那是男性的领地。

在这种环境中，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稳定、能兼顾家庭的工作路径。「不敢想」，或者「想了也是非分之想」的心态本质上是时间资源匮乏内化的结果。它让女性在最应该积累资本的年纪，因为恐惧未来的中断或在意他人的目光，提前放弃了无限的可能，决策倾向收缩和保守。

我还想指出的是，许多研究都表明，就算是家庭优渥的女性，有不少也会受这种灌输的限制。她们会比同龄男性表现出更强的焦虑，甚至会因为预知女性将面临的时间压力，而暗暗希望自己生的是男孩，孩子可以少受这些苦。

02

「我不配

拥有自由的时间」

简单心理：你在书的开篇致谢中提到，「大姨是最重要的灵感源泉」。作为上一代的农村女性，她的经历是如何启发了你？

许玲玲：大姨是我生命中非常敬重、也让我很心疼的女性，她的人生经历生动地展示了什么叫做生活在「借来的时间」里。

在重男轻女的匮乏年代，她的受教育权其实是被剥夺的，但却以一种懂事的形式呈现：为了照顾四个弟弟妹妹而选择不上学。这种叙事很常见，我遇到的很多女性都会说「不做什么事是我自愿的」。但这些「心甘情愿」背后，往往隐含了更深层的对女性牺牲自我的期待。

这种剥夺是永久性的，以至于大姨七十多岁了，还会因为没去上学责备自己。当孙辈问她「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认识？」的时候，她会感到自卑；在生活中，她处处受限，无法操作手机，就连用方言写的地方剧，也因为夹杂文言文而听不懂剧情。

她经常对着我叹息：「要是我能读书识字该多好」。这让我意识到，不平等不仅是金钱的缺失，更是时间的断裂。那些本可以用来探索自我的时间，被温情的外衣强制转化为对他人的供养。

但另一方面，她却以超乎寻常的韧性拉扯大了弟妹，培养出这个农村大家庭里第一位大学生——我的表哥。她自学了算数，在做纸钱生意时能和别人讨价还价；爽朗的性格让她交了很多朋友。她是一位非常resourceful（机敏的）的女性，在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中，仍然能找到办法。

正是她启发我跳出单纯的阶层分析，去思考为什么有些人天生拥有充裕的时间，而像大姨这样的女性，却需要用一生的劳作来填补时间的黑洞。

简单心理：这让我想起我妈妈的经历。她小升初时，家里钱只够供一个孩子读书，她成绩更好，却选择把机会让给了哥哥。

许玲玲：是的，女孩子从一出生就会被从不同的方面灌输「你不配」「你不值得」「你要懂事」，尤其是长姐。

拿吃饭来说，像我这样的南方普通家庭，就是男孩吃干饭，女孩喝粥、喝剩汤。我的爷爷奶奶其实是很好的人，但他们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我当时虽然很小，但面对这种不公平，我会愤怒地问：「为什么？」。

他们告诉我：「因为你是女的，你长大后就是泼出去的水」，认为我不应该去占用家里太多资源。

日积月累，这会形成一种伴随着困窘的「低配得感」。从时间的层面来看，我会觉得自己不配得拥有自由的时间，追求个人兴趣是种奢侈。如果用了家里的资源，就像是欠了家里的，必须拼命工作来回报。

简单心理：你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对于弱势的时间继承者来说，教育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债务」。你本科毕业后留在香港当中学英语老师，这种「偿债心理」具体如何影响了你的生活？

许玲玲：除了房租、吃饭、工作应酬，我绝大部分收入都给了家里。生活基本被工作占据，几个月都去不了银行一次。周一到周六我要工作，但银行只开到周六早上，周日我还要批改作业。

那五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是很开心的。我家以前的房子是「进水屋」，潮汕地区经常下雨刮风，一到雨天污水倒灌。我父母经常在污水里走来走去，导致皮肤感染。我会有种屈辱感——为什么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想，起码要让他们住在一个不会进水的地方。

简单心理：感觉这种家庭情感很复杂，爱得不纯粹，恨得也就不彻底，以至于我们没法用计价的方式来划分。

许玲玲：对，在匮乏的家庭环境里，我不会去思考「这是不是我的责任」，因为我看到父母为了生存什么事情都会去做。当时还有土葬，我父亲，一个力气不是很大的人，为了生计，跟着村里人去山上埋死人。我很小的时候，还会有债主来家里，当时不懂为什么这个人坐着不走，就会很害怕，后面才知道是我们欠他钱。

03

「松弛感」

很可能是一种特权

简单心理：对当代青年女性来说，处境会更加复杂：既希望你在职场上有所表现，又期待你回归家庭角色，刚过二十五就开始催婚催育。面对这样的「花木兰困境」，你怎么看？

许玲玲：我觉得这本质上是现代女性「奋斗型自我」与「新传统主义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在我的研究框架里，婚育的节点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一种压迫性、建立在男性线性模型之上的时间架构。

中国社会制度化的年龄歧视，比如学术界和职场普遍存在的35岁、40岁门槛，对女性极不公平。女性承担更多生育成本和家庭照料责任，往往会经历阶段性的时间延迟，但社会却要求她们在同一条时间线上与男性竞争。

这种制度性的「年龄坎」，本质上是给那些因社会分工而背负「时间负债」的群体施加的二次惩罚。

它不仅剥夺了女性当下的松弛感，更限制了她们对未来的想象力。我在香港时，年龄门槛没有内地严苛，但压力并未消失。我常收到「红色炸弹」（婚礼请柬），随礼800、1000港元。身边人也常说：快30了，赶紧结婚吧，还读什么书？

简单心理：而且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普遍的。我身边一些江浙沪独生的女性朋友说，从小到大，尤其到了适婚年龄，总感觉自己是父母的「儿媳妇」。因为父母会默认未来有一个女婿存在，生活中也常说「你这样以后没有人要你」。

许玲玲：对，我在书里就写过一个叫「冰」的重庆女孩，家境很好，去英国留学。一毕业家里就下了最后通牒：必须马上回国，工作已经安排好，男友也开始物色。

父母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他们清楚「时间继承」是有明确有效期和地域限定的，大多与父母的退休时间相关联；

其次，就婚育问题来说，虽然男性也同样在面对，但中国社会的时间架构对女性更加苛刻，27岁再不结婚就变成了剩女。所以无论什么阶层的父母都很焦虑，总说「我要完成任务，把你嫁出去」。

简单心理：但在婚育后，女性的时间贫困其实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和男性共同面对着社会生产性的时间压力，但在家庭内部，女性承担了更多无偿的服务性劳动。

许玲玲：就像《出走的决心》里的李红，她承担着家庭内部大量琐碎、多线程、随时待命的劳动。这些劳动不仅无偿，而且因其非生产性的本质而无法被社会计价，更准确地说，是社会选择不去计价。

电影里，李红明明是全家最忙的人，却被处于支配地位的丈夫斥责为「懒」，甚至她想出去旅游，也要像请假一样，带着负罪感开口。这会让女性陷入一种隐形且恶性循环的「时间负债」。她们的时间被琐事一点一点蚕食，逐渐丧失对自己生命的主宰权。

更让人痛心的是，这种时间压迫还会发生代际转移。就像李红的女儿，受困于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与性别歧视，默认的解决方法就是牺牲母亲的时间，来填补育儿的缺口。

简单心理：是的，像李红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自己和家庭是绑定的关系。你之前也提到过，自己过去和家庭捆绑得非常紧。你是什么情况下意识到自己可以对人生更有主权？

许玲玲：其实我的觉醒来得很迟，是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当时我和父母大吵了一架，具体原因我忘了，但我记得自己情感上崩溃了。大哭一场后，我开始重新认识身边的一切。我发现，对父母来说，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工具性的角色。我相信他们主观上是没有恶意的，但这个角色不是我必须拥抱的。我有我自己的议程，我也需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04

「山路、野路，总会有路」

简单心理：现在国内像你一样大龄出国的女性不少，她们其中很多人希望在国外摆脱东亚的社会时钟。就你的经验来说，去到英国后，看待时间的方式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许玲玲：我想先强调，我并不是说英国就是天堂，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如果从「时间架构」这个角度来讲，香港对女性有非常清晰的生命时间线的要求。但来到伦敦后，一个非常直接体验是：走在街上，我感觉好自由。不是那种「没人抓我」的自由，而是没有人催我。后来我做时间研究，发现英国社会对女性也有生育的隐形期望，但不会那么早就逼上来，可能要到三十多岁。

另一点是关于职业发展。英国的时间架构会更多元，更非线性。作为导师，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入学时快60岁。她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小孩比我还大。她非常勤奋、优秀。博士论文答辩时，她不需要任何修改就直接通过。我问她下一步打算，她说：「我退休了，要去农场种种东西。」

这个选择给我很大的启发：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在同一年龄段做同一件事。你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去做对你来说最有意义的事。

简单心理：你会觉得这种「不敢等」的极端时间体验和你在成长过程中感到的「时间匮乏」，存在内在联系吗？

许玲玲：会的，对于我们这些弱势的时间继承者，由于缺乏家庭、制度甚至国际层面的资源缓冲，生命几乎没有容错率。

在农村，贫困意味着你必须用更多的体力劳动去补齐基础设施的落后；毕业求职时，你必须在极短时间内证明自己的价值、拿到offer，否则就会被遣返回起点。每一秒都像是在赶路、在还债，这种不安全感是刻在骨子里的。

极端的时间体验让我意识到，时间不仅是流逝的刻度，它更是一种被权力结构精准分配的生存资源，而这种生存资源是隐形的，我们通常会用其他的话语来解释。

简单心理：我们有时候会把两个人单独拎出来对比，把他们之间成就的差异很轻巧地归因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

许玲玲：对，另外一种是说「抗压能力很差」。可抗压能力是什么？如果家里能给你两三年的时间慢慢想、慢慢试，抗压能力自然会很好；如果你明天就没饭吃了，还谈什么抗压能力？

简单心理：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如果现在你面前坐着一位深陷时间债务、对自己充满自责的女性，你会想对她说什么？

许玲玲：首先，我会说你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很多自责其实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被设定好的时间框架，这些规训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做错了。

如果她没有太多的学术背景，我不会跟她讲「时间架构」或者「社会规训」这些词。但我会和她说：你可以试着去分析一下你所处的环境，在你的身边找几个样本——那些过着你理想的生活的人，去想一想，他们有哪些资源。然后，去想一想一下这些资源在哪里，你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近、去获得，来弥补现在的情况。

我们希望呈现出当代女性如何在困境中编织出主体性。这里记录的不止是女性如何「成为自己」，而是展现当代女性的生存褶皱。我们不制造「成功女性」的幻觉，困顿与觉醒同等珍贵。

当这些女性勇敢探索不同的活法，改变便已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