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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复旦管院 ,编辑:王菲妮,责编:胡伟洁,作者:李治国,原文标题:《迈入“十五五”,经济再平衡,企业开新局 | 视界》
经济增长4.5%—5%。
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5.8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300亿元。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务实举措。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
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深化拓展“人工智能+”。
——《202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今年十大任务之首,提出要坚持内需主导。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稳定房地产市场,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开局之年,实干成为底色,创新持续释放动力,高质量发展稳步向前。
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将如何重塑发展路径?如何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找到新的支点?本期“视界”,小管邀请应用经济学系李治国教授,为我们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关键难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样的目标综合考虑了国内经济运行和外部环境变化,既体现稳增长的政策导向,也为中国经济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更充足的空间。
如果说“十四五”更多是在复杂环境中实现突破与积累,那么“十五五”则是关键过渡阶段。“十四五”期间,我国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我国人均GDP大约1.4万美元,目标是迈向2.2万至2.5万美元之间。
因此,“十五五”时期,我们既要巩固科技与产业升级成果,也要应对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压力;既要提升国际竞争力,也要夯实民生基础,实现更均衡、更可持续的发展。
过去几年,我国产业体系在供给侧取得了明显突破。人工智能、高端制造、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领域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供给能力和产业体系完整性不断增强。但问题在于,供给侧的突破,并不意味着需求端能够同步释放。
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地缘冲突与单边主义抬头,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国内方面,则面临需求侧修复相对缓慢、人口结构变化、新旧动能转换衔接等多重挑战。尤其是消费动能仍需进一步激活,供需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正在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
从需求侧看,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消费本身是一个“慢变量”,其改善不能仅依赖短期刺激,更需要通过制度改革与收入分配优化,逐步释放居民长期消费潜力。因此,今年两会释放的关于消费提振、重点产业布局以及结构再平衡的政策信号,将具有风向标意义。
当前面临的挑战,核心是多重结构问题的叠加: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作用失衡,新旧产业转换中的衔接难题。这些问题无法通过短期刺激解决,需要通过制度改革与政策引导逐步实现再平衡。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成为2026年政府工作重要任务之一,推动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中实现新的平衡与增长。
未来的财政政策重心,或将更多转向支持消费、支持内需、支持新兴领域等,通过结构性安排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与需求结构。货币政策同样如此,将更多依靠结构性工具,引导资金流向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与数字领域,与当前的结构调整目标相配合。
结构再平衡是宏观层面的命题,提振消费则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环。消费从来不是简单的“刺激”出来的,花钱能力,本质上取决于持续稳定的挣钱能力。消费能力的根本来源,是居民持续稳定的收入能力。
因此,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关键突破口,在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强可支配收入的稳定性与安全感。只有收入预期稳定、收入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消费意愿才会持续改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相关举措,比如强调财政更加注重支持保障民生、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
在产业和企业层面,也需要顺应这一转型逻辑。过去较长时间内,我国经济较多依赖出口导向模式,企业更关注全球市场竞争,但对本土消费结构的深度洞察相对不足。随着增长模式转向内需驱动,企业需要更加精准地匹配国内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转向强调产品质量、服务体验与品牌价值。
从消费结构看,服务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通过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可以为消费注入新的动能。例如“以旧换新”等政策,通过更新替代激活存量需求;二手市场的发展,则丰富了多层次消费结构。消费型社会并非单一层次,而是为不同收入群体提供差异化、分层化的选择体系。
房地产依然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从周期规律来看,我国房地产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上行周期,当前已进入调整阶段。短期内,房地产难以再承担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角色,政策重心也从“拉动增长”转向“稳定运行”,关键在于防风险、稳预期,避免其对整体经济形成系统性拖累。
围绕这一目标,从“保交楼”到房贷利率下调、首付比例优化,再到部分地区探索收储机制,一系列举措将推动市场逐步回归理性区间。在新的发展阶段,房地产逻辑将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强化居住与消费属性,弱化投机属性,走向更加稳健、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在宏观结构再平衡的背后,更深层的变化体现在增长理念的转型。面向2026年乃至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核心任务,已经不再只是保持合理增速,而是提升增长质量。追求价值创造、强化创新引领、推动消费驱动,正在成为新的主线。
从“求大”转向“求质”,首先意味着评价标准的变化。企业的发展不能再简单以规模扩张和销售收入增长为目标,而是回到是否真正创造了价值。
从微观层面看,价值创造体现为企业是否具备持续、稳定的竞争优势与盈利能力;从宏观层面看,则表现为是否形成更高的增加值和更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如果企业占用了大量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却无法形成可持续利润和技术积累,就难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增长。与其“大而不强”,不如在创新驱动下实现“小而精”与“小而美”。
而支撑“求质”的核心动力,正是创新。但创新不能被狭义理解为单纯的技术突破。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新组合”的实现,既包括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也包括市场开拓、原料来源和组织方式重构。对企业而言,持续创新能力,才是穿越经济周期、应对竞争压力的根本保障。
从全球视角看,创新能力的分化正在重塑国际格局。过去十几年,国家研发支出总量持续明显上升的主要经济体集中在中国和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传统创新型经济体的增幅相对有限。这意味着,未来全球竞争将在更大程度上围绕创新能力展开,科技投入与制度创新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因此,面向“十五五”,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正在发生深层转型:从依赖要素、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依靠创新、消费与出海。这种中国经济转型,决定了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重心,不再是简单做大规模,而是持续追求创新与价值创造,强化持续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