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被需要的“上岸”幻觉：只要熬过现在，抵达终点，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沙丘研究所 ，作者：沙丘编辑室，原文标题：《一种被需要的「上岸」幻觉：只要熬过现在，抵达终点，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通过竞争性选拔考试，获得体制内职位或名校录取的成功跨越，也可以指脱离漂泊不稳定的境况，抵达某种稳定可靠的生活状态。

生活如同无涯苦海，究竟何时能够上岸？——“上岸”这个词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在经济大环境波动的近几年，更是被更为频繁地提起。它很形象地表达着，当代青年渴望逃离充满变数的劳动力市场，栖身一个可以长期依赖的稳定平台。不过，其所指并非单一的，因为无论是加入公务员序列、事业编制或名校，人们都在使用这个词。

一个“上”字，固然道尽挣扎求存的艰辛，但细究其义，与传统的形容社会竞争、攀登阶级的词汇相比较，“上岸”有着一个明确的“岸”：不再是不断向上攀爬的阶梯，而是抵达一个可驻足休息的“岸”处。这里面有一种对终局的想象，又与眼下在浑水中载沉载浮、随波逐流的境遇恰成鲜明对照。“岸上”意味着秩序、保障与终点，而“水中”则代表竞争、焦虑与充满脆弱变动的漂泊。这个词不仅生动地写出了当代大众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明显折射出对摆脱不稳定性的保守倾向。或许可以说，社会保障的不完善、照护网络的缺席，使得个体无处托付，不敢追求更有风险的机会，唯有自求“上岸”。

然而，这种对“岸”的执着，是否正将人生简化为一场场排他性的通关游戏？有人自嘲：“上岸”后才发现，彼岸不过是此岸的延伸，竞争与倾轧并没有减少。甚至，由于“上岸”意味着对当前的建制结构的维护，它反而进一步抑制了社会流动性。

“上岸”一词最早见于明清小说，指妓女从良或盗贼改邪归正。在20世纪80年代，它与“下海”相对，指离开商海回归稳妥行当。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彼时体制意味着按部就班、一眼望穿的人生，而市场经济则是风高浪急却遍地机会的汪洋。敢于下海者，非但不以令人筋疲力尽的风险为苦，反以弄潮为荣。同样是与水相关的隐喻，“下海”形容了拥抱不确定性的豪情。当经济增速放缓、阶层流动收窄，企业裁员严重，回到陆地又成为了主要的期盼。

例句：

在Bilibili视频平台中，一些高播放量的视频中，每每出现抒情的风景空镜，我们总能见到满屏的“上岸”弹幕。

提出者：

中文互联网网民群体（最早在明清小说中使用，指妓女从良或盗贼改邪归正。在2010年代，其意涵被中文互联网网网民注入了新的意思）。

相关著作：

• 澎湃新闻，《当代青年的“上岸”执念：一种关于稳定的空间想象》，上海:澎湃新闻报业(The Paper),2021。

  
  

• 项飙，《把自己作为工具(Self as Method)》，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 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首聚地定性研究(Ant Tribe)》，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词条回声：

吕孟汀-人类学

我在想“上岸"这个词的时间性。它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continuum），而是突进的跨越。"上岸"的时间性不是渐进的、连续的，而是断裂的，是一个清晰的before与after。过渡地带被压缩成一个瞬间，是考试出分的那一刻，是offer letter发到邮箱的那一刻，终于可以发朋友圈的那一刻。在那之前是漫长的等待。

我还想到，大家还会说“捞”“被捞了”——这个二分法很有趣，而且有一种很形象的湿漉漉的感觉。当然现实是“岸”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连续不断的挣扎，但“上岸”给人一种心理功能就是提供一种明确的界限感。在持续不断的焦虑中，人需要相信存在一个节点，越过它就可以停下来。

卡尔·施密特的《陆地与海洋》（1）说，人类是一种陆地动物，几乎所有民族的神话里都有大洪水，有诺亚方舟或者类似的故事。那种恐慌之后，人类抵达大地，抵达母亲的怀抱。陆地代表着秩序、法律、安宁，是可以确定的东西，可以被开垦。而海洋是流动的、危险、自由，是海盗和冒险家的领地。当然，他的陆海理论是在为德意志帝国的扩张辩护。

不过，把上岸等同于保守也有点简化，上岸还同时是非常个人主义的，是“自己考、自己卷”，是自己的漂泊，哪怕“上岸”是一种集体性的焦虑和愿望。

中文里以"地"为核心也有很多有趣的词：接地气、脚踏实地、地位、立足之地、落地生根等等。似乎我们可以更多地注意一下，这些关于自然元素的语言以及对它们的新的用法。

人类学还有另一种“上岸”（sedentarization）：水上族群被迫或主动登陆定居的过程。中国华南的疍（dàn）民“以水为生”，从浮一船为家到居住在陆地上，这个过程本身反映了岛屿大陆化的一个重要面向。

福州疍民把水上的船只作为家宅。图源维基百科。

80年前，珠江上有10万余疍家人，小艇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江上共有3万多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大规模安排疍民上岸。令人惆怅的是，上岸后的疍民也有很多不适应这些生产生活的情况。（2）

这与印尼、马来西亚许多传统社区的命运类似：印尼当局将部分海上游牧民Sama-Bajau（3、4）迁至小岛，试图将社区从传统生活方式中剥离，安置于永久住房。

对国家来说，水上住民是难以被统计、征税和管理的“流动人口”，安排“上岸”是国家权力将“非正规”的生活方式转化为“可识别、可管理”的定居生活，与陆地居所相应地提供户籍、教育、医疗的统一管理。这些“上岸”与当代中国青年的“上岸”渴望可为镜像、互为价值判断：一个是被国家权力推上陆地，一个是主动挤进体制的庇护，但却都是一种“别无选择”。

最近还学到这件事情，或许也可以加入上岸的图景：澳大利亚的“离岸处理”（offshore processing）政策：2013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对所有庇护寻求者实施“离岸处理”，所有通过海路入境但不持有效签证的人员将被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

于是，大量难民——多来自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历经千辛万苦乘船抵达澳大利亚海岸，却被拦截、遣送至太平洋小岛上。这被称为"太平洋方案"（Pacific Solution）。

政治地理学家艾莉森·蒙茨（Alison Mountz）在《庇护之死》（4）中，追溯了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如何通过离岸拘留中心和移民处理设施，将战争造成的难民潮“外包”到遥远的岛屿。2016年泄露的“瑙鲁文件”也揭示了难民遭受的殴打、自残、大规模性侵、虐待儿童等情况。

对这些难民来说，“上岸”当然意味着结束漂泊，但是这个“岸”却并不是家园，也不是安全的避风港，而是帝国主义勾结设计出的边缘废弃区域，它更进一步意味着对难民人权的漠视。这让我觉得“上岸”也是一个与权力结构密不可分的事情：权力有时决定了谁必须上岸，有时决定了谁有资格上岸，有时决定了哪块土地被定义为可以提供庇护的“岸”，而哪块土地只是用来放逐的“岛”。

1.[德]卡尔·施米特著，林国基、周敏译：《陆地与海洋：古今之变的回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引用页码]页。

2.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疍民社会调查》，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引用页码]页。

3."Sama-Bajau:Asia’s Sea Nomads," Asia Media Centre,accessed[访问日期],https://www.asiamediacentre.org.nz/features/sama-bajau-asias-sea-nomads.

4.Wikipedia,s.v."Sama-Bajau," last modified[最后修改日期],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ma-Bajau

5.Alison Mountz,The Death of Asylum:Hidden Geographies of the Enforcement Archipelago,(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