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8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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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大湾区评论 ，作者：赵宇琪、黄平，原文标题：《赵宇琪、黄平：消费级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和中国的比较优势 | 科技观察》
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格局正经历深刻重塑：美国聚焦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和生态构建；欧洲侧重人工智能工业应用和治理规则制定，韩国以国家战略层面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日本在精密制造和机器人等细分领域不断积累竞争优势。
作者指出，我国在消费级人工智能上的优势在于市场规模而非单项技术，应将重心放在现有技术的快速落地和转化，而不是基础算力和顶尖模型上的竞争，并形成可复制的方法论，从而通过人工智能释放内需潜力。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与北京AGI-next峰会共同揭示，全球人工智能竞争重心正从模型能力转向产品集成与系统落地，AI Agent与具身智能成为发展焦点。在此趋势下，主要经济体路径分化：美国构建芯片、模型、应用垂直生态，追求系统性领先；欧洲侧重工业赋能与规则治理；日韩则依托硬件与品牌优势，强化产业协同与生态绑定。
消费级市场作为技术应用的终端与商业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已成为竞争焦点。当前竞争态势呈现路径分化的特征。各主要参与方基于自身条件与战略，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在技术方向、产业生态等方面展开竞争。在此过程中，我国依托系统性效率优势，已探索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并在全球竞争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竞争已进入路径分化的新阶段，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共同推动形成多极竞赛的新格局。上述主要经济体基于各自的技术禀赋、产业结构和市场环境，选择了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与发展路径。消费级人工智能市场直接面向海量用户，且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人工智能从前沿模型研发到产品化落地的重要场域。在此背景下，消费级人工智能市场成为各种发展路径交汇的核心场域，也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发展战略直接“碰撞”的关键战场。
2024年末，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USCC）在其年度报告中提出建议，美国政府发起“通用人工智能曼哈顿计划”（a Manhattan Project for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旨在重拾历史上“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成功经验，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应对中美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作为长期以来全球信息技术创新的先行者，美国在基础研究、顶尖人才与资本市场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由此构筑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竞争战略。鉴于通用式人工智能在自动化生产和智能决策方面的广泛应用前景，美国的核心目标不仅是追求通用人工智能的范式性突破，更在于围绕此目标，构建并巩固一个跨学科合作的人工智能垂直封闭生态。这一生态囊括芯片生产、模型开发、操作系统和应用场景在内，推动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工程学等多领域突破，从而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以体系化能力确保其长期技术霸权。
USCC建议国会建立并资助一个“曼哈顿计划”式的项目
（图源：USCC官网）
美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经济安全与技术部发布题为《技术优势：美国技术长期战略实用指南》（Tech Edge：A Living Playbook for America’s Technology Long Game）的重磅报告，分析称中美科技竞争并非简单的单一技术领先之争，而是技术生态系统的综合实力较量。一个国家的技术领导力并非源于单一技术突破，而是由企业、研究人员、机构、政策及盟友网络构成的动态生态系统共同塑造。这些要素共同推动技术成果向产品的转化，能够实现从技术优势到产业化、规模化的快速部署，这正是美国长期以来致力于构建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路径呈现为前沿技术突破和生态系统整合双轨并进的鲜明特征：在前沿技术突破方面，OpenAI、Anthropic和英伟达等科技巨头遵循“赢者通吃”的逻辑，以巨额资本投入占领通用人工智能市场，有时甚至出现资本过剩的情况，其目的是掌控定义未来智能的“元技术”；在生态系统整合方面，以谷歌、微软、苹果等科技巨头为主导，将尖端人工智能能力深度融入其全球性的操作系统、云计算平台及硬件产品矩阵，旨在系统性巩固其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系统。目前美国占据全球90%的人工智能加速器市场，在精密技术领域凭借数十年积累的技术壁垒，形成了难以逾越的竞争优势。在消费级人工智能市场，美国企业正凭借上述体系优势，主导高端智能硬件的产品定义权，并通过云服务与系统更新实现技术优势的变现。
然而，美国在消费级人工智能市场的推广并非毫无阻力。Circana于2026年最新发布的市场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消费者明确表示对设备端人工智能功能不感兴趣，86%的受访者对科技产品中的人工智能功能有所了解，但其中的35%明确表示不希望设备搭载人工智能功能，其主要原因在于对隐私泄漏的担忧以及对额外功能带来的成本增加的抵触。此外，摩根大通于2025年11月发布的报告《AI资本支出——投资周期的融资之道》认为，人工智能的投入成本可能最终转嫁给消费者，让每位苹果手机用户长期承担额外费用，这加剧了市场对性价比的考量。尽管年轻一代（18至24岁）对人工智能的接受度较高，但用户对于隐私和成本的长期担忧构成了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普及的现实障碍。当前，语音控制仍是美国消费者接受度最高的人工智能应用形态，智能手机是主要载体。这表明，美国企业在将前沿技术转化为市场接受度较高的消费品时，仍需在隐私保护和成本控制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以应对消费端的担忧和质疑。
目前暂无证据表明欧洲在消费级人工智能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尤其是在前沿模型研发方面。但其战略选择体现了清晰的发展路径，即依托自身在高端制造业的根基与规则制定方面的传统优势，将发展重心置于“工业赋能”与“规则治理”。一方面，欧洲深耕工业人工智能等垂直领域，寻求在特定赛道的突破；另一方面，通过前瞻性的监管框架介入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的议程制定，影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范式。
在工业应用方面，欧洲聚焦制造业与工业流程的智能化改造，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业生产效率提高、供应链优化和定制化产品开发加速等方面。工业4.0时代，欧洲人工智能技术与工业的深度融合尤为突出。例如，西门子（Siemens）基于人工智能建立预测性维护和智能诊断系统，一站式解决工业设备和工艺维修维护问题；欧姆龙（Omron）通过人工智能的预测性维护解决全球制造商客户电源故障、设备停机和安全隐患问题；欧立腾（ALTEN）结合机器学习模型与实时监控技术，助力轴承制造商从被动解决问题转向主动预防。《2025年欧洲消费者人工智能采用的新兴趋势报告》（Emerging Trends in Consumer AI Adoption in Europe）基于Verdane与Norstat于2025年6月在英国、德国及北欧六国对7,282名18至60岁消费者的调查，分析认为对话式人工智能在欧洲消费者中的渗透稳步提升，约42%的受访者已成为活跃用户，且私人场景（53%）的使用率高于工作场景（41%）。调研显示，人工智能正重塑消费者的信息获取与购物决策流程，在旅游、电子产品等高信息密度品类的购买研究中作用显著。76%的活跃用户曾用其研究购买决策，17%频繁使用，在产品发现（77%）、对比（88%）、比价（73%）和最终决策（78%）等环节均有广泛应用，旅行和消费电子品类使用率最高。然而，消费者的使用态度相对理性务实，对隐私、成本及人工智能未能充分理解个人偏好的担忧，构成了市场进一步扩张的主要障碍。
2025年，第25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参观者在西门子人工智能工程助理展示屏前驻足观看（图源：新华社）
在规则治理层面，欧洲长期以来致力于布局全球人工智能监管及治理标准议程设置。2019年，欧洲发布《可信赖人工智能伦理准则》（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2020年，《人工智能白皮书》（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正式出台；2024年3月13日，欧洲《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通过，标志着全球首部全面人工智能监管法规的诞生。系列法案确立了严格的监管框架，试图将欧洲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治理标准。为有效实施法案，推动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欧盟设立“欧洲人工智能委员会”（Committe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发布《应用AI战略》（Apply AI Strategy）和《科学AI战略》（AI in Science Strategy），力求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领域保持前沿地位。然而，严厉的监管也被部分产业界人士批评可能增加合规复杂性，影响创新速度。
日本和韩国长期以来处于全球消费电子与高端制造业的领先地位，这一优势在人工智能时代呈现出更为多元化和主动进取的发展态势。日韩两国积极向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纵深方面拓展，试图在全球人工智能价值链中巩固并提升其地位。
韩国方面，其人工智能战略展现出极强的国家意志与系统性。2025年9月，韩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委员会正式成立，提出“大韩民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推进方向，以实现跻身全球三大人工智能强国的目标。2025年12月，16家韩国优质初创企业亮相由韩国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部（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主办的“K-Startup Night in Shanghai”（K-Startup上海之夜）活动，集中展示了在智能制造、医疗生物科技、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四大热门赛道的核心技术与产品。在2026年CES上，韩国参展商数量位列全球第三，并斩获了59%的创新奖，填补了部分中国厂商退出后留下的空白。韩国产业通商部与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等38家机构协同发展，为韩国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使得韩国初创人工智能企业能够“抱团”高效冲击全球市场。此外，以三星集团为代表的业界巨头全力推进“生态竞争”的转型，深度绑定谷歌Gemini等全球顶级模型，将其全面注入手机、电视、家电乃至机器人等海量设备，构建跨设备的无缝协同体验。三星电子联席CEO卢泰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计划在2026年将支持谷歌Gemini功能的移动设备数量从2025年的4亿台提升至8亿台。
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2026闭幕前一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悬挂着的CES标识（图源：韩联社）
日本方面则展现出一种更加务实和聚焦的发展导向。日本清晰地规避与中美在基础大模型领域的正面竞争，转而关注其在精密制造、垂直行业积累与设计美学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在J-Startup计划框架下，通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组织初创企业“抱团出海”，在CES等国际舞台集中展示其在工业人工智能、数字健康、新材料等领域的垂直应用创新，如利用AI解析非标零部件图纸的CADDi、专注边缘计算的CacheAI等。另一方面，日本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入国家战略，以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等社会挑战。其“超智能社会5.0”（Society 5.0）战略明确提出以人工智能推动工业4.0产业革命，并解决日本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年龄结构失衡、劳动力短缺、医疗及养老等社会问题。具体而言，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安川电机（YASKAWA）、软银机器人公司（SoftBank Robotics）等企业在汽车等领域深化协作机器人的应用，探索传统工业与人工智能的融合。
我国在增强传统消费动能的同时，依靠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激发新型消费，而“AI+消费”正成为当前加快释放内需潜力的关键。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市场特性，我国逐渐形成了一条基于应用导向和场景牵引为特征的务实发展道路。面对在基础算力与顶尖模型研究上存在的客观差距，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界将战略重心置于将现有技术能力进行快速工程化、产品化和商业化之上，尤其在消费级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了显著的非对称竞争优势。这一路径由三方面关键基础支撑：
一是超大规模且需求多元的统一市场提供了持续的创新验证环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五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达6.02亿人，较2024年底增长141.7%；普及率达42.8%，同比大幅提高25.2个百分点。这一市场不仅规模庞大，更能为各类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海量数据、充分的竞争环境与即时的用户反馈，可以形成包括需求识别、产品研发、模型训练、竞争迭代的闭环。具体而言，企业通过深入的用户研究与海量数据分析，能够精准识别具体需求和市场趋势，并将其转化为明确的产品特性与竞争策略。激烈的市场竞争则迫使企业必须聚焦解决真实痛点，并依据实时反馈，以极高速度对产品进行优化与迭代。这种源于市场终端的、持续的压力与反馈循环，是封闭实验室环境难以复制的创新生态。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徐强指出，我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一大优势正是“丰富的运用场景”和“门类齐全的产业基础”，为技术提供了广阔的试炼场。
二是在资源约束下形成了注重效能的工程实现能力。面对算力等基础资源的约束，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形成了一套“节俭体系”，即在有限资源下，追求技术、工程与成本效率的最大平衡。这并非放弃前沿探索，而是在明确的技术边界内，关注真实场景中的问题解决和快速市场迭代中的价值实现。这体现在算法层面的模型轻量化、系统层面的软硬件协同优化，以及架构上对计算任务的高效调度。此类工程能力使得在成本敏感的设备上部署实用人工智能成为可能，契合了全球端侧智能普及的趋势，构成了产品出海的竞争力基础。我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能够有效避免与一些国家在原始创新方面的“消耗战”，转而聚焦将相对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高效转化为市场所需的消费级产品。政策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等政策的出台正系统性地推动人工智能在消费领域的渗透，从智能家居、服务机器人到沉浸式文娱，庞大的内需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消费端，截至2025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规模已经达到5.15亿，为人工智能应用的快速规模化验证和商业模式的迭代提供了数据源；供给端，我国已累计培育400余家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形成覆盖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应用层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将这种模式描述为“学习小组”，即企业间通过开源协作、快速模仿与微创新实现集体高速迭代。
2024年，深圳宝安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亮相高交会上的机器人调酒亭（图源：人民网）
三是完整的供应链与产业协同网络保障了从创意到产品的快速转化。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地区，拥有体系完备、响应迅速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能够支持从设计、原型制作到规模制造的全流程，显著缩短产品上市周期。该网络集聚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各环节企业，大幅降低了硬件创新的门槛与风险，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实体化与快速迭代提供了关键支撑。
政策与战略层面的系统布局为上述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明确导向与支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作为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涵盖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等六大重点领域的行动部署，并围绕模型、数据、算力、应用、安全等构建了基础支撑体系，明确了产业迭代的路径。政策目标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70%，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发展新阶段。
我国在消费级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并非源于单项技术的突破，而是体现为一种由超大规模市场应用牵引、高效工程化能力支撑、完整供应链保障的系统效率。该优势的核心在于，能够在明确的应用场景与资源条件下，通过系统化的技术集成、产品转化与商业闭环，将技术能力转化为具备市场竞争力与用户接受度的产品与服务。
当前，全球消费级人工智能竞争的重点，已从技术探索转向产品的规模化应用、体验优化、商业模式可行性与供应链稳定性。这一阶段与我国所具备的系统效率优势高度契合。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将这套在国内市场得到验证的系统方法论，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的特点进行成功适配与复制。这要求相关企业深化对目标市场规则、文化与需求的理解；在工程能力之外，加强品牌建设与生态构建能力；具备提供赋能当地发展的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具体而言，在欧洲市场需聚焦合规性合作，在韩国市场应深化研发制造协同，面对“全球南方”国家则需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通过完成从产品输出、到价值链合作、最终到技术与模式输出的阶段性跨越，方可将我国的系统效率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全球产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