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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娱理 ,作者:肉英
27年前,杨阳执导的《牵手》可以说是国产婚姻题材的开山之作,给了很多人直面生活的勇气。
如果说当年的《牵手》还是聚焦于家庭情感,那么多年后杨阳的创作视角就从家庭上升到了社会层面。27年后,作为导演,她想要在真实的生活中去寻找和挖掘人们真正关心,想要完成却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不完美受害人》是这样的作品,《隐身的名字》也是。
在做《不完美受害人》时,杨阳看到了很多女性经受了委屈,甚至凌辱,但她们永远不敢明说,于是她用一部作品去帮她们“开口”。到了《隐身的名字》,她把视线从精英阶层、高楼大厦中,转移到了普通人身上,去讲述她们的人生境遇和坎坷,而“她们”可能就是每一位观众的女性长辈、女性朋友。
“她们经历了哪些坎坷?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性格如何?又为什么在相互帮助和救赎?”这些都是让杨阳去探索和挖掘的。《隐身的名字》里,包含着祖祖辈辈的女人们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故事。
从选题到立项,再到最终播出,杨阳导演的心里非常清楚,《隐身的名字》会是一部慢热的作品,但这次,她依旧坚定地选择将自己创作的视角放在“真实生活”的里面。“导演的工作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把控,我们可以去触摸到一些人们难以启齿,或者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在看到《隐身的名字》这部小说时,杨阳的第一感受是“心疼”,“任小名她们究竟是怎样长大的,得多么不容易啊。”
正如观众现在看到的,任小名是一个处在青春期极为敏感的女孩子,她的家庭低收入,母亲又不停改嫁,家中还有一个不健全的弟弟,一出家门,就有邻居的小男孩来开她的玩笑,她无法建立起任何自信,甚至在吵闹中只能感受到孤单,这样的女孩,究竟要如何一点点长大?任小名的成长经历,好像是一根刺,一下子就击中了杨阳心中最为敏感的地方。同为女性,这几乎是出于本能的感同身受。
于是,围绕任小名的生活展开的一切,都特别让杨阳着迷,“我拍了大量的生活细节、母女之间、同学之间、姐弟之间,我觉得这些是构成整部《隐身的名字》的基石。”在那个嘈杂的楼里,有任小名和任美艳之间吵不完的架,有邻居们的张家长李家短,有小孩子之间的玩笑,也有看似轻巧,却千斤重的少女心事和母亲撑起一个家的艰辛。
在学校里,讲台上有一位温柔的女老师,在鼓励着任小名,让她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可以追求更为广阔的天地。班级里,任小名有了她羡慕并且想要成为的柏庶,和一个看似不着调,但热心、细腻的同学何宇穹,这些围绕在一个少女身边的一切,杨阳选择用暖色调的画面去呈现。一方面是成年人回望过去,总是在脑海中加上一些滤镜,另一方面,她也想要去温暖任小名这只小刺猬一样的女生。
至于“悬疑”,则是排在“女性”和“情感”之后的。
学校雕塑内的女尸案,只是揭开这些过往日常的钩子。只有日常生活和情感被夯实,钩子才能起到它最大的作用,把这些连着血肉的秘密挖掘出来,让这个由女性们相互托举的故事浮出水面。“如果我要拍一个真正类型化的悬疑剧,可能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处理方式。”
杨阳想要的,是观众的代入感,“我更希望这个故事不是我强加给观众的,而是每个观众亲身参与其中,一边跟着人物和剧情去分析,一边带着自己的经历,把那些蛛丝马迹拼凑起来,形成自己的拼图,最终与真相汇合。”
警察分析案情,任小名、柏庶、任美艳的生活也还在继续。任小名小时候的生活里藏着细碎的“线索”,现在的生活中又涉及侵权案,曾经两个那么要好的朋友为何突然断联?这些疑问共同构成了《隐身的名字》的“悬疑感”,甚至一个眼神都能延伸出观众对于剧情和案件的分析。
“其实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去调动大家,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离我们很近,我们有权对这个故事发表看法,我因为她们的生活流过泪,因为她们的快乐而哈哈大笑,而非‘看了一部悬疑剧’这样简单。”
悬疑只是盖在《隐身的名字》上薄薄的一层窗纱,轻轻掀开这一层,才能看到房间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少女的成长,也是女性之间惺惺相惜的牵绊。
在《隐身的名字》众多的花絮中有这样一条,小任小名和小柏庶在室外交换日记,当时的东北天气寒冷,小演员们说话都带着哈气,一镜拍摄结束,杨阳的声音在现场响起,“快给演员喝点热水,和服装说一下,三月底之前,我们不给演员穿裙子了,太冷了。”
像大姐姐一样地照顾大家是杨阳在片场的日常。她看得到演员在片场的情绪,也能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她们表演过程中的起伏,如果要问“全女班底”会有什么不同?或许就是这份很难被一一明说的细腻。
她在回忆起创作细节时,想到的不是那些大场面、爆发戏,不是某场哭得撕心裂肺的震撼,而是任美艳以为自己终于能和文毓秀相认,准备去赴约时,穿上了一条她自己觉得最漂亮的花裙子,“她从没有时间去打扮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在为了生计奔波,但是要见闺蜜的那天,她给自己涂了口红,穿上了最喜欢的衣服。”
台词中,杨阳让董洁加了一句“包子铺对面的银行”,一个简单的定语,包含了任美艳的期待,“或许我们两个好朋友可以带着小飞一起去包子铺吃顿饭,唠唠家常。”这样小小的情愫,是女性之间独有的,也是很难被异性察觉的。
在阿城拍摄的4个月中,在现场总是可以听到大家的笑声,有时候是因为剧情中的幸福感,有时候则是因为一些导演和演员们碰撞出来的临场发挥。一场小朋友们打闹的戏份,剧本上只有四个字“打打闹闹”,但在走戏的时候,杨阳突然想到小时候和朋友们一起疯玩儿、相互吐水的场景,就顺势加到了戏中。真正拍摄的时候,看着监视器中的小小名和小柏庶,现场工作人员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还有很多时候,她也会哭得情不能自已。小名和任美艳因为68元的校服钱争吵,小名在客厅中被气到哭泣,任美艳回到房间,决定不理她,二人谁都不肯原谅谁,但是在任美艳出去上夜班的时候,她轻轻地打开门,用旧毛巾擦了下脸,把100元放在了桌子上。“那种心理,所有当过妈妈,或者当过女儿的人,都能够体会到。”
女性对于母女关系之间的情感连接和感知,是具有天然的优势的。越是靠近去了解,就越容易被打动,“任美艳心里一直都觉得亏欠小名,她没有得到过一个温柔的抱抱,小名也没有得到过。”而任小名逐渐接纳自己很像任美艳的过程,也就是她成长的过程,“小名成熟的标志就是不再排斥自己身上任美艳的影子。”
而柏庶和葛文君之间的母女关系更为极致,也更为畸形,“我其实想塑造一个天生就有能力去爱别人的人,柏庶的力量是与生俱来的,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命运和环境就让自己变得自私冷酷,而是依旧可以成为别人生命里的光。”
小柏庶为什么在葛文君身边,却没有成为和她一样的人?这个问题或许并没有唯一的答案,但杨阳心里坚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美好的女性,她们生来就是悲悯、善良的。
观众害怕葛文君,认为她是全剧唯一的“坏人”,可在杨阳的眼中,她看到的是一位失独母亲的辛酸,一个得不到爱的女人的可怜。“她也需要温柔的拥抱,但是没有人主动、真心实意地要拥抱她。”
在拍摄葛文君逼着小柏庶说“妈妈,对不起”的那场戏时,在现场的所有人先是震撼,后来又都哭了。而强调让葛文君一定要命令柏庶要叫“妈妈”的细节,也是杨阳在走戏的时候特意交代给刘敏涛的,“她一直在渴望成为正常的母亲,把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都给了柏庶,但是她始终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葛文君看似强势,但实则电话另一边,一个只出现声音的人就可以给她带来无尽的伤害,把她困在过去,永远都无法逃离,她也只不过是一个可怜人。作为创作者,了解和理解所有的角色是必修课,“如果我也带着好恶去看待,只会让角色脸谱化。无论她做了什么,我都不想用简单化、概念化去定义一个复杂的人。所以我从没想过要把葛文君塑造成一个反派。”
“我特别感谢刘敏涛,葛文君这个角色不是谁都能演的,难度很大,也不是所有演员都愿意接的。”在拍摄期间,杨阳就曾经和刘敏涛说,“你可能要承受未来播出时很多观众的指责。”但刘敏涛回复,“我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我愿意塑造这个角色,感谢导演把这个角色给我。”
无论是任小名、柏庶,还是任美艳、葛文君、文毓秀,甚至是只有几场戏的周厂长,她们都有完整的人物弧光。杨阳最喜欢的就是剧中那些浪漫、诗意的表达,周厂长和文毓秀准备一起逃走的时候,在雪夜肆意开怀,“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周芸脱下她的貂皮大衣扔向空中,生活的富足无法满足她精神世界的空虚。
那场周厂长把自己的身份交给文毓秀的戏,也是杨阳的灵光乍现,“水泥管道是冰冷的、坚硬的,但两个女人躲在这些水泥管背后,说着自己热烈的梦想,畅想着外面的世界,未来的无限可能,这就是同性之间的理解和关爱。”看到这个场景的当下,杨阳就决定,这两场戏就要在这片工地拍摄。
《隐身的名字》中,每一段剧情、每一个角色都曾让杨阳流过眼泪。“这是我最感性的一部戏,是让我流泪最多的一部,常常是饱含热泪去讲述这段辛酸的故事。”任小名、任美艳、柏庶、葛文君、文毓秀、何宇穹、周芸等等,他们好像都真实地活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活人感的,这个故事也是活人的世界,我们能够感知他们,也会在看到她们时想到自己的妈妈、姥姥、奶奶、姐妹。”
一部剧终究会迎来自己的结局,但是它的影响还在继续。或许看过这部剧的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位正在困境中的女性时就会想:“我是否可以帮助她?开解她?”这就是杨阳最想达到的效果,她希望很多年后,还会有人记得这些女人,记得有一部作品鼓励了这些女性同伴们的善举。
跳脱出“雌竞、猜忌、嫉妒、陷害”的叙事逻辑,女性之间的故事可以只有帮助和托举。“女人和女人之间,天然就应该相互帮助,在对方有难时伸出援手,我们是同伴,应该要相互珍惜。”杨阳眼神温柔,但无比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