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31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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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深蓝观 ，编辑：又一，作者：深蓝观团队
跨国药企对中国市场的持续加注，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开年没多久，阿斯利康、诺华、礼来就陆续抛出了大手笔的投资计划，从药品生产到研发布局，动作密集。光是这三家，本轮在中国宣布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1200亿元人民币。
阿斯利康、诺华、礼来们选择把真金白银砸进生产线，背后其实有各自的算盘。它们押注的细胞治疗、核药、口服GLP-1赛道，要么是中国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要么客观上要求本地化生产。而对于那些已经在中国深耕多年、手里握着成熟重磅产品的跨国药企来说，建厂能保障供应链稳定，守住市场地位。
当然，这里面也不乏一些与本地深度绑定的考量。就像有业内人士说的那样，“对于阿斯利康这类深度扎根中国市场、中国区收入占比较高的企业而言，在中国市场获得的收益自然会持续投入到本地业务中，其做法并不代表所有跨国药企的普遍模式。”
回过头看，跨国药企在中国的布局逻辑其实已经悄悄变了。跨国药企不再只是把中国作为接受成熟产品的市场，而是把中国拉进全球早期研发和生产体系。如今，跨国药企盯着的，是怎么用中国的创新效率、成本优势和供应链韧性，来给自己补位、增援。
前跨国药企研发高管、中美连续创业者安松柱（Michael An）亲眼见证了全球创新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全球创新的格局来看，过去创新药研发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现在欧洲在这一领域的活跃度已明显下降，创新能力和产业基础都在萎缩。全球的创新资源总要寻找新的落脚点，而中国凭借人才储备、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承接方。因此，跨国药企将资金和资源投向中国，是顺应产业趋势的必然选择。”
礼来是目前唯一市值突破万亿美元的跨国药企。2025年，其总营收达到651.79亿美元，同比增长45%。其中，明星产品替尔泊肽贡献了约365亿美元收入。
礼来未来业绩的高确定性，也意味着其上游供应链合作伙伴将享有同样明确的增长预期。作为礼来GLP-1核心原料药供应商的翰宇药业，以及核心CRDMO合作伙伴药明康德，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如今，新的获益者已经浮出水面。礼来与康龙化成达成战略合作，后者获得2亿美元投资及技术支持。不过，这只是礼来更大布局的一部分——这项投资属于其未来十年累计30亿美元在华供应链扩产计划的一环。除了与本土CDMO企业合作，礼来也在同步推进苏州工厂的产能扩建。
总体来看，礼来本轮投资的重点，是为口服小分子GLP-1受体激动剂Orforglipron提前做好产能准备。中国在小分子药物生产方面有完整产业链，以及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礼来正在将中国供应链绑定到其下一代核心产品的全球布局中。
诺华此前在中国动作比较大的投资，也跟管线方向息息相关，主要聚焦在核药领域。由于核药中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很短，无法通过长途进口满足临床使用需求，因此必须在本地完成生产、配送和临床应用，这是核药业务落地的基本前提。去年10月，诺华在中国布局的位于浙江海盐的放射性药品生产项目主体结构竣工，预计2026年底前在海盐正式投产。
诺华本次宣布的投资计划，预计投入金额超过33亿元人民币，则是对中国本土产能的又一次加码，包括位于北京昌平的工厂的新一轮扩建，以及启动上海园区二期项目建设。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尽管跨国药企在中国投入的资金可能高达十亿美元量级，但相较于其全球整体布局和营收体量，这一投资规模放在它们的全球版图里，算是深耕中国市场的合理力度。
而作为在华收入最高的跨国药企，阿斯利康的投资则显得格外突出。今年1月，阿斯利康公布了一项千亿级投资规划，计划到2030年前在中国累计投入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约150亿美元），主要用于药品生产和研发领域的扩展。目前该规划已进入实施阶段，以核药和细胞治疗为核心方向，正在快速推进其在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布局。
安松柱2009年回国创业时，中国的临床试验还不够规范。“我们的团队到中国的CRO、到临床中心去做监查的时候，都很害怕出问题。”
而如今，中国的研发与临床实力已今非昔比。不仅科研人员数量持续增长，许多从美国回国的教授也带来了前沿的研究经验。基础设施方面也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从CRO到临床研究，拥有大量具备国际水平的PI资源，病人入组速度也具有明显优势。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生物医药的有利时期。
产业能力在增长，但本土企业的处境却相对被动。其实从创新能力来看，中国科学家本身并不缺乏科研潜力，可现实中的整体环境尚未对真正的原始创新形成有效支撑。受创新药支付体系尚未健全的影响，国内市场激励不足，许多企业只能通过出售早期研发资产维持运营，投资者也主要依靠退出获得回报。即便商业化后，随着竞争加剧，产品价格还可能进一步下降，本土企业的整体利润空间仍然有限。
跨国药企对这一局面看得很清楚。他们利用本土药企愿意出售早期项目的机会，把中国的研发能力作为资源，来补充自身的全球竞争力。目前双方的合作大多以BD为主，既能灵活利用本地能力，也能帮助跨国企业控制风险和成本。
当然，跨国药企自身的处境也在推动这一策略。
作为BD咨询公司ISWTB的资深顾问，安松柱发现发现，“现在MNC已经不把first-in-class作为唯一的追求。因为专利悬崖会在2028年至2030年间集中到来，为应对这一挑战，MNC只能多方下注，收购一些相对后期的资产。在同行纷纷出手的背景下，如果不采取行动，相关业务负责人甚至可能面临职位不保的风险。因此，即便标的只是me-too或me-three产品，也成为MNC的必要选择，否则营收和利润将受到严重影响。”
这种求稳的心态，客观上为中国药企带来了机会。尤其是在ADC、双抗等以工程化能力为主导的领域，中国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具备较强的开发能力，恰好契合了跨国药企的补管线需求。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礼来、辉瑞、拜耳、阿斯利康、默克等跨国药企都在中国设立了新的研发中心，部分企业还提升了中国研发中心的地位。例如赛诺菲在上海对中国研发中心进行了全面战略升级，阿斯利康也已将中国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五大战略研发中心之一。这些布局，显然不只是为了“买项目”，而是真正把中国纳入了全球研发体系。
MNC的决策并非总是理性或正确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大量收购价值存疑的资产。有MNC的BD人士曾表示，有时连他们自己也难以解释某些收购的动因。
但至少在目前的背景下，MNC是很好的买单方。
2025年的BD交易表现亮眼，根据医药魔方数据，全年中国创新药达成157起授权出海交易，总金额升至1356.55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150%，其中首付款达7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样的活跃度，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跨国药企的“补管线”需求撑起来的。
在中国投资建厂，体现了跨国药企它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态度。而不建厂也不代表不看好中国市场，而是因为它们押注的创新方向，比如双抗、小核酸、ADC可以依赖进口。对于大多数MNC而言，将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与本土biotech的授权合作、联合研发中，确实是当前更划算、更灵活、风险更低的策略。
说到底，重点在于中国市场在全球收入版图中的整体战略地位正在提高，不再只是接受成熟产品的市场，而是在承担全球最前沿药物的生产乃至早期临床研发任务。这种角色的变化，或许比单笔交易额或者投资额的大小，更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