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09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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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地球知识局 ，作者：地球知识局
最近，新西兰著名评论员David Farrar抛出了一个“违背祖先”的观点：新西兰是时候放弃主权，并入澳大利亚成为其第九个州（领地）了。
乍一听这肯定是个“新奸”？新西兰各个党派一起跳脚，总理也连忙跳出来打圆场，通过其发言人表示：“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但Farrar认为，当美国不再维护WTO，世界回归弱肉强食的秩序，新西兰的弱势暴露无遗：经济上没有议价权，军事上几乎没有防御力。加入澳大利亚，人口更多，市场更广，税收还能降下来。
这么一看，澳大利亚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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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还不错？但这种方案，在现实政治中几乎没有操作空间。
虽然新西兰加入澳大利亚希望渺茫，但每年，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大洋洲各国，都有大约6-8万人用脚投票去澳大利亚工作和生活。
不管新西兰加入与否，澳大利亚似乎已经成了那个可以“虹吸”大洋洲人口的移民“黑洞”了。
在澳洲打工的大洋洲岛国劳工▼
如果把大洋洲看作一个整体，澳大利亚几乎天然处在“省会”位置。在这片区域内，澳大利亚有其他岛国难以复制的优势：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多样的产业结构、更高的工资收入。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劳动力统计显示，2025年12月澳大利亚就业人数约1468.6万，失业率约4.2%，劳动力参与率约66.8%。2025年11月，澳大利亚职位空缺约32.67万个（其中私营部门约28.74万）。
这些数据说明，澳大利亚目前的就业市场，不缺岗位，缺人，且本国劳动力不够用。
相比产业单一、岗位有限的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既有矿业、农业和畜牧业托底，又有制造、基建、医疗、教育、养老和服务等行业多点发力，持续孵化出多样化、多层次的工作岗位。
不仅在高技能领域需要劳动力，在农业采摘、肉类加工、建筑和护理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也长期缺人。
正因如此，澳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过程中明确指出，引进移民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支持劳动力市场与经济运转。
但制度本身并不足以把人吸引过来，真正吸引人的，是澳大利亚那可以在太平洋地区傲视群雄的工资水平。
自2025年7月起，澳大利亚全国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4.95澳元，即每周948澳元，折合年收入约4.9万澳元。而据各类官方数据折算，斐济、所罗门群岛、萨摩亚、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的人均年收入仅为3000至9000澳元。
2023年，ABC新闻报道提供的数据▼
这意味着，一个岛国工人即使只能在澳大利亚拿着最低工资包装水果，也能挣到比在老家多得多的钱。
对不愁吃穿新西兰人而言，澳大利亚同样有吸引力。
新西兰虽是发达国家，但全国人口仅500多万，放在中国不过是一个三线城市的体量。相比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农牧业和服务业为主，资源行业和高端制造业的规模有限，市场容量小、高薪岗位数量少、职业上升通道窄。
新西兰的工资水平，也逊于澳大利亚。
以资源和工程类岗位为例，澳大利亚矿业工程师的年收入通常在12至16万澳元之间。而在新西兰，矿业工程师年收入折算后仅为8至11万澳元。澳大利亚电工的年收入为9至11万澳元，而新西兰电工年收入仅为6.5万至8.5万澳元。
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看，澳大利亚在大洋洲内部的吸引力并不复杂：它不一定能让人出人头地，但它能让人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更体面的收入和更高的职业上限。
在这个意义上，澳大利亚成为“大洋洲省会”，并不是谁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它在大洋洲的体量优势决定的。
要讨论被澳大利亚“吸虹”的大洋洲邻居，需要将新西兰和其他岛国分开。新西兰公民可以几乎无门槛地进入澳大利亚工作和生活，但其他岛国的公民想到澳大利亚挣钱，则要经过“被筛选、被配额、被管理”的过程。
根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协议，两国公民可自由进入对方国家生活和工作。由于澳大利亚的经济体量和产业厚度明显优于新西兰，新西兰人口持续净流向澳大利亚，使这项双向协议在效果上呈明显的“虹吸”特征。
据澳大利亚最新官方数据，目前约有67万名出生于新西兰的人长期生活在澳大利亚，占新西兰总人口的约八分之一。
相比而言，河北人进京工作，也得为一个京户发愁；但新西兰公民入境澳大利亚后，就能自动获得与澳洲本地居民近乎一样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
更关键的是，澳新两国间还有一个职业资格互认协议。一个在新西兰合法注册的专业人员，无需重新认证或培训，就可直接在澳申请相同职业的执业许可。
换句话说，新西兰的律师、工程师、教师、医生、护士等专业人员，不必经历复杂的职业评估流程，就可以在澳执业。
因此，对新西兰专业人员来说，进入到澳大利亚这个规模更大、回报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只需一张说走就走的机票。
与新西兰公民自动获得居留和工作权不同，太平洋岛国公民要有签证才能进入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签证渠道是澳大利亚政府主导的“太平洋澳大利亚劳动力流动计划”（PALM）。
该计划允许太平洋岛国公民，赴澳大利亚从事农业采摘、肉类加工、建筑辅助和护理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作。
PALM签证大多为单人签证，多数情况下，不能携带配偶和子女赴澳。这意味着，岛民们去澳洲打工时，孩子就得在岛上留守。
PALM项目宣传广告▼
这一制度化的劳动力流动，已对太平洋小岛国的人口、经济产生结构性影响。
以瓦努阿图和汤加为例。截至2025年9月，有约6320名瓦努阿图公民通过PALM计划在澳大利亚工作，占到了瓦努阿图33.5万总人口的2%；有约3470名汤加公民在澳大利亚工作，占到汤加10.5万全国总人口的3.3%。
对这些人口规模不过几十万的小岛国而言，数千名青壮年劳动力赴澳工作，意味着数千个家庭要指着澳大利亚雇主发工资，上万名孩子在小岛上留守等待父母归来。
因此，这样规模的赴澳打工潮，已对这些小岛国的劳动力结构、家庭结构和国民收入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目前为止，PALM计划依然是太平洋岛国公民赴澳工作的主流路径，它帮助填补了澳大利亚的用工缺口。
但在这条经济逻辑之外，气候风险也开始进入政策考量。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涨、极端天气，可能会淹没一些小岛国，移民澳大利亚，便成了“大逃亡”。
2023年，澳大利亚与总人口仅1万多的小岛国图瓦卢签署的协议规定，澳大利亚每年为图瓦卢提供约280个特殊签证名额，允许获得该签证的图瓦卢公民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和学习，并最终获得永久居留权。
除图瓦卢外，澳大利亚尚未与其他太平洋岛国建立类似的气候移民协议。
2025年，获准移民澳洲的一户图瓦卢家庭▼
当然，太平洋岛国公民也可像普通申请者一样走常规移民渠道赴澳——技术移民、雇主担保和家庭团聚等。
然而，在标准化的移民评估框架下，来自中国、印度和西欧等地的众多申请者，常常比他们拥有更高的学历、英语分数、职业技能和工资收入。岛民们难以在这个评价体系下占得先机。
我们感叹工作太苦，通常自比为某种家畜；而参与PALM计划的太平洋岛国工人，为了生计常年在澳大利亚和祖国之间奔波，变成了候鸟。
PALM计划的核心并非“自由流动”，而是“精细控流”。PALM签证的期限，取决于工人们在澳的工作合同期限。工作合同结束，签证随之失效。
在现实中，许多岛国劳工在澳大利亚从事的果蔬采摘、分拣、肉类加工等工作，都与季节和收成周期紧密相关。例如，一季果实成熟，便需要大量劳动力采摘和包装；收获旺季结束后，雇主就不需要雇那么多人了。
所以，许多岛国工人拿到的工作合同，期限只有三到九个月不等。旺季结束，他们就会因签证到期离澳回国，只能随后再申请签证重新赴澳。
田野上，劳动人民的音乐诗篇
被这张照片触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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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澳大利亚而言，这样“候鸟式”的制度设计既能解决本国的季节性用工缺口，又能避免劳动力大量涌入和滞留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对太平洋岛国工人而言，这种候鸟式流动意味着生活被切割成两半。一半是在澳大利亚的农场肉厂里争分夺秒地挣钱，另一半则是在家乡的海岸线、村落和教堂之间与闲适地生活。
这似乎是一种双赢：澳大利亚获得了灵活可控的劳动力，岛国邻居们获得了外汇收入。
但这表面的平衡背后，映射出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移民管理新常态——“永久的暂时性”。从事低技能劳动的岛国工人们，被反复召唤过去工作，却因申请永居的渠道极其有限，无法在澳落地生根。
如果有得选，谁不愿意留下？但现实从来都是讲条件的。
对新西兰人而言，跨越塔斯曼海峡几乎毫无难度。语言是一样的，社会福利是打通的，职业资格是互认的。人可以自由往返，也可以真正落地生根。
但对大洋洲内其他岛国的公民来说，澳大利亚不是想去就能去的，更不是想留就能留的。
说到底，这一切都在澳大利亚的政策设计之中——让高技能移民长久留下来，成为长期劳动力、纳税者和消费者；让季节性劳工按需流动，在产业高峰期补位，在周期结束后回流，最大程度降低本国需承担的社会风险和福利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