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15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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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叶橙子，编辑：|詹腾宇
人性的复杂、舆论场上的攻守易势、社会大义与个人表现的矛盾，共同造就了2026年这场登味风评反转的奇观。
如果回顾“登味”一词在互联网上的演变，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迭代现象：
2024年是登味亮相之年，12月，“老登电影”一词被发明，舆论集体向影视作品中一些自大的“有毒男性气质”开炮，评判序幕拉开。
2025年是登味集大成之年，这个词在互联网语境中彻底贬义化。人们挖掘出生活中更多登味场景进行批判，比如饭桌上的“我像你这个年纪时”、酒桌上的“让我考考你”。
而2026年，却似乎是登味解构之年，两位曾被打上登味烙印的男明星接连口碑逆转。
1月，李亚鹏因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嫣然医院”）公益事业被称赞为“真正的令狐冲”。
2月，吴京又因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的武打质量被大众重新认可。而电影上映前，吴京早年在综艺及采访中的自我夸耀片段还在被全网群嘲，譬如“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我祖上是多尔衮那一支”。
这些现象直观体现出人性的复杂，也不免让人思考：令人厌烦的登味，究竟是如何与善意、敬业等品质共存的？
三年前，李亚鹏受邀与杨子一起参观文化馆。
彼时李亚鹏全力入局短视频，以热爱传统文化、传播国学知识的形象示人，喊节气、访茶园、卖紫砂壶；彼时《再见爱人》第四季还未播出，拥有五个微信、让黄圣依开车七小时的杨子还没有被舆论审判。
两人共同的身份标签，是“事业有成的中年男性”“刚入门的直播带货主播”。
参观过程中，47岁的杨子掏出自称价值近1亿元的名家紫砂壶套组，51岁的李亚鹏拿出20世纪70年代的白茶寿眉，互夸资历，品茗谈笑。
（图/杨子、李亚鹏合作视频）
毒舌的网友们看不惯自诩文化人、实则卖货人的炫富与说教，将二人的会面戏称为“大爹建交”，登味十足。
这种登味并没有在三年后彻底消失，而是若隐若现，仍能被公众察觉。
1月中旬，嫣然医院欠租事件刚刚发酵时，许多网友涌进李亚鹏的卖货直播间，想下单支持，却发现链接里的商品品类比较尴尬，自己不太需要：主要是茶叶、紫砂壶，还有李亚鹏此前与酒商合作推出的高度白酒“拎壶冲”，堪称“中老年文化人三件套”。
直播间内，李亚鹏仍然以一贯缓慢稳重的语调，讲解紫砂壶的历史与文化。他的状态与弹幕中语气着急的网友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人提议：“李大侠卖点日用品、快消品吧，卖点吃的喝的，大家保准买光。”
有人说得更直白：“别管你的紫砂壶了，快接住这个流量，挂点实在的商品，大家一起救嫣然医院。”
事实证明，网友“卖日用品”的提议是对的。2月初，多家企业宣布向嫣然医院捐款，李亚鹏为这些爱心企业办了直播专场，包括莲花味精、卫龙、豪士面包等，其中“19.9元到手5件调味品”的莲花味精爱心链接，卖出近25万单。
公众献爱心的意愿不假，但若不是紫砂壶爱好者，不愿意花几百元买个紫砂壶回来当摆设也情有可原。
李亚鹏为莲花味精带货。（图/李亚鹏直播间截图）
当时，这一现象被部分网友视为“李亚鹏不会做生意”的又一案例，觉得他有大义，但危急时刻仍没有看清风口方向，没有立刻放下自己的人设架子。
最后，在大众眼中，卖诗酒茶的李亚鹏是假文人，但卖味精、辣条、小面包的李亚鹏成了真大侠。
其中的关键，或许在于李亚鹏在嫣然医院房租危机中逐渐褪去的登味。
他不再云淡风轻地表演不在乎钱的中年人，而是一笔一笔细算留住嫣然医院所需的资金。10多年前，李亚鹏曾在《开讲啦》舞台上夸夸其谈，说公司的固定资产规模以10亿元计，但钱对他没有太大意义，他要去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现在，他不再嘴硬地夸赞自己的商业天赋，而是正视自己缺少商业思维的事实，说自己是情怀大于能力，依旧是一个盲目的外行，凭着一时的血勇就杀进一个极窄的赛道。
卖茶与紫砂壶，或许可以看作他在本次事件中一点点登味的留存，火烧眉毛了仍要介绍紫砂壶历史。但这最后一点登味，终究也在急迫性面前消失了。
与之相似的是，吴京在《镖人：风起大漠》电影宣发期间也做出了一些主动卸掉登味的举措。他公开回应，表示对网络玩梗无所谓。
接受《镜界》访谈时，吴京谈及谢楠教他辩证地看待网络舆论，说得对就改、不对就无视，承认“谢楠就是比我强，听老婆的话很有好处”。这一态度，与早年吴京在《幸福三重奏》中说谢楠“上了她好几次节目，也没觉得她怎样”的大男子主义完全不同。
可以说，登味对当事人来说就像一件衣服，是一个人不自觉流露出的、由权力和资历滋养出的傲慢、虚伪、自夸与过时感。
它在生活中，体现为训话、说教式的表达方式，如吴京“我跳过楼，你跳过吗？”的言论；以及居高临下的姿态，如李亚鹏以成功人士的身份向他人讲生意经、展示珍贵的白茶寿眉。
这件外衣油光泛亮，对一些人来说，它看着像能力与阶层的闪光，但对无关紧要的陌生人来说，那是一层油腻的滤镜，会隔开真诚的沟通。
但作为一件社交外衣，登味是可以脱下的。生活中登味越重的人，面对上级时可能越谦卑。就像常听说醉汉欺负小姑娘，却没听说醉汉打上少林寺、攻击彪形大汉；常听说酒桌上长辈否定晚辈说“不对”“你听我说”“不要骄傲”，却没听过他们对酒桌主座上的领导发起奇袭。
在大众面前，李亚鹏与吴京曾经把这件登味外衣穿在最外层，而今发生了改变。但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是彻底摒弃了这件衣服，还是把它穿在了内层，或者暂时挂进了人格的衣橱，变得更为收敛。
登味是对外的方法论，善良是对内的追求，二者并行在人性的不同层面。
构成登味的那些品质，比如大包大揽、一意孤行、大男子主义，有时可能既成就一个人的辉煌，也导致一个人的危机。
喜欢塑造硬汉形象的吴京，非常推崇阳刚之气，誓做“纯粹的男人”。而一个“纯粹的男人”，在他看来应当是有责任心、有能力，会去保护弱小的男人。
这种倾向落在现实中，体现为吴京前往灾区亲身救灾；落在工作中，体现为吴京在拍摄《战狼2》时特意给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份安全注意事项清单，比如注意毒蛇等野生动物、结伴上厕所，称“工作是吴京的，生命是自己的”。
电影里有个镜头需要小孩跪在玻璃碎片上，拍摄时剧组只把护具往场地一扔，没有帮小演员穿上，吴京看到后怒斥：“这如果伤着你们自己孩子，你们自己心疼不心疼？”
与此同时，这种纯粹的男人倾向落在电影审美上，则体现为吴京对《战狼2》惊世骇俗的评价，他觉得这是写给女性观众的情书：“中国女性观众太强了，她们希望强者来征服，什么样的人能征服她们呢？是冷锋这样的人，这样的女人只能是靠我来征服。”
以上行为的背后逻辑都包含着一句话：“这些人，我来罩着。”
吴京影视生涯中最成功的电影与最失败的电影，背后的驱动力也是相通的，都来源于他的固执与孤注一掷。
吴京一直有动作题材电影梦，但这个梦想在武侠、武打题材热度减退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市场看好，缺少投资。2008年，吴京自导自演了电影《狼牙》，在电影结尾匪夷所思地以绝世武功以一敌百，最终电影票房只有600多万元。
这之后的几年里，他又陆续拍了《机器侠》《全城戒备》等低分电影。直到2015年，天时地利人和，始终没放弃电影梦的吴京拍出了《战狼》，它填补了中国军事动作片的空白，也顺应当时的社会情绪，塑造出一个拳头向外、铁骨铮铮的现代硬汉角色。
《镖人：风起大漠》的出现，也很大程度上源于吴京对武侠动作电影的执念，他请来李连杰，贴钱、下重本做这部电影。
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吴京在电影事业上都在尝试同一种霸总行为——“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但收获的反响各不相同。
他行为的内在推动力有时是个人偏好，有时是朴素正义。
之所以谈及“成也登味”，并不是为登味洗白，仿佛登味也能助人成事，只是想指出人性的不可辨明。
同一种特质，往左一分是理想主义，往右一分就可能变成异想天开。
李亚鹏在嫣然医院上的决策，便能体现这一点。嫣然医院是他做公益10数年坚持初心的可贵成果，他为医院债务签下过个人担保协议，这种认死理、做到底的责任心值得敬佩。
可从商业角度回看，嫣然医院的困境也与李亚鹏一些大包大揽、过于理想化的选择不无关联。
嫣然医院的财务困难并不是今年才有。界面新闻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早在2018年，嫣然医院已经有欠租情况出现，而李亚鹏在2019年为医院续租时，仍签下了从每月38万元增至88.2万元的租金协议。
这一选择背后，有着医院搬迁难的无可奈何。一位有经济学背景的医院运营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指出，近年来，民营医院普遍面临利润压缩的困境，差别在于，“别的医院很早就做了抗风险准备，嫣然医院是准备不足。”
李亚鹏最初为嫣然医院规划了四线并行的蓝图——既做高端又做会员，既做大众又做公益，但没有细致想清楚，嫣然医院作为一家仅有唇腭裂单病种优势、科室结构单薄的医院，具体如何满足这四大目标且持续运营下去。
这两位游走在登味边缘的男明星，带给公众的感受往往是复杂的：好中带烦，烦中又觉得不至于此。
上一秒被吴京“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的夸耀发言梗住，下一秒又被他那诡异的、弹簧般的头部晃动幅度与不加掩饰的得意笑容逗乐。
上一秒感慨“从前笑李亚鹏不懂商业，现在敬佩他懂得坚持”，下一秒又可能因想起他的大男子主义往事而动摇。
这种复杂感受之所以会出现，也是因为公众对他们身上的硬汉气质、传统侠义追求并不是全盘否定的。人们认可其存在的合理性，烦的只是附着其上的登味。
过去几年，李亚鹏与吴京被猛烈批判的部分，都与其过时的自我陶醉有关。他们都曾拥有事业上的绝对高峰，万众瞩目时，他们分别扮演了两个时期下被追捧的代表性男性形象。
李亚鹏年轻时长相端正，一些成功的影视角色为他赋予了文人式忧郁与浪子式自由的气质，正符合千禧年新旧交替的氛围。
吴京《战狼》系列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撞上了当时的社会风口。在大国外交推进与国际格局变动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渴求着一种新时代硬汉气质的出现——它不能是古代的草莽英雄，不等同于战争中反抗、牺牲的勇士，更不是兄弟情义大过天的古惑仔。
最后，一种建立在力量崇拜之上的现代硬汉角色——“战狼”出现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逐渐将这两位演员本人与其影视形象区别开，开始了大规模的祛魅反扑。
李亚鹏不是剧中的书卷气浪子，他的爱情观、家庭观相对传统，王菲来了都得进入相夫教子的妻子角色。
至于吴京，人们从他的访谈中挖掘出许多他与“战狼”全能强大形象不相符的一面，认为他屡屡被过誉，批评他文化水平不高，比如他曾在采访中把“暧昧”读成“暖胃”。
2017年，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敦刻尔克》与吴京的《战狼2》同年上映，二人在采访中对于电影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相关回答，也被网友拿来对比，用于印证吴京在艺术理解上的有限。
诺兰表示《敦刻尔克》无意于站队，而是希望在忠于历史真相与背后精神的基础上，去触及当中个体化、人性化的东西，比如人如何被高度恐惧重新塑造。
相比之下，吴京的回答显得有些不够连贯和深刻，他认为影片“唤起了一种大家不想打仗的情绪，表现了生命的一种美好与善良，还有中国人和非洲人的那种善良”。
在这一基础上，吴京那些展示自身经验的言论如“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自然会被视为一种用力过猛的夸耀。
在《镜界》采访中，吴京袒露对自身表达能力的反思。（图/《镜界》）
公众对待李亚鹏、吴京的态度，相当于经历了从仰视、俯视到平视的理性回归过程。
这不仅源于人们对登味的觉察，还与社交媒体时代大众舆论的地位相较于十几年前大幅提升有关。
普通人不再处于仰望文艺工作者、被动接受说教的处境，而是更为主动地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人们开始审视哪些人早已过时，并决定哪些老登是可以被重新接纳的。
因此，李亚鹏、吴京的登味风评逆转，背后也悄然藏着大众与明星之间权力姿态的互换。
人性的复杂、舆论场上的攻守易势、社会大义与个人表现的矛盾，共同造就了2026年这场登味风评反转的奇观。
这并不代表人们不再反感登味，反而是大众对登味有更清醒认知的体现——那些油腻的表达姿态，与他们践行的善举，可以并存于一人之身，但并不因此相互抵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