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18 10:36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孙荐读 ，作者：立平坐看云起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情形：由于某种机缘，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一段时间里出现爆发性增长，产能也随之井喷式扩张，但随着机缘的逝去，这时已经形成的天量产能会无奈地面对情境式需求的迅速消退。在这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又如何走出困境？
战争最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大起大落。我们可以先看看历史上的两个片段。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并没有马上参战，而是凭借“中立国”身份向协约国供应军火、粮食和工业原料。1917年，美国正式参战后，军工体系开始全面动员，工业产能出现爆发式增长。
在1914年到1918年的短短五年间，美国钢铁产量从3180万吨增至4520万吨，汽车产量从57万辆增至117万辆，机床产量增长3倍，与军工相关的炸药、枪炮制造产能增长10倍以上。在战争期间，由于欧洲工业体系遭受严重破坏，美国很快成为工业品主要供应国，出口额从1914年的23亿美元飙升至1919年的94亿美元。仅在1914-1916两年间，美国对欧洲的出口额就从15亿美元激增至32亿美元，翻了一倍。
从1914到191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从70亿美元增至890亿美元，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核心。同时，美国接收了200万名技术移民，包括爱因斯坦、特斯拉等顶尖科学家，工业研发能力与生产水平大幅提升。1913-1920年，美国黄金储备从11.9亿美元增至24.3亿美元，战争结束时美国黄金储备已经占全球的40%。
在此期间，美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其时的美国不但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彻底转型，工业成为其经济的核心支柱。而且，在航空、无线电、石油化工等新兴领域，其产能与技术同步突破。内燃机与军事装备制造突飞猛进，航空工业通过为军方生产战机完成技术积累与产能扩张，无线电领域的专利数量占全球主导地位。1920年代，美国钢铁产量占全球45%，汽车产量占全球90%，美国彻底取代了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名义GDP几乎翻倍，实际GDP增长约40%。
客观地说，美国这一阶段经济的爆发性增长，既有战争拉动的因素，与镀金时代形成的工业基础更是密不可分。我们知道，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即开始进入历史上著名的镀金时代。在镀金时代的20年间，美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6%，同时形成了钢铁、石油、铁路、金融等这些美国的支柱行业。在1890年的时候，美国工业产值实际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一。
但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支撑产能扩张的核心需求快速消失，产能过剩的问题瞬间暴露出来。战争结束后，欧洲本土工业逐步恢复，工业品和农产品进口需求大幅萎缩。同时，由于战争已经结束，来自军工的订单骤然减少，1919年军工订单金额从1918年的120亿美元降至不足10亿美元。于是，大量产品挤压在仓库里，大量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
到这个时候，下面的情景就不难想象了：1920-1921年，全美约1.5万家工厂倒闭，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从1918年的95%降至1921年的42%，汽车行业产量下降60%，造船行业订单减少80%。与此同时，1921年的失业率从1919年的3.2%飙升至11.7%，GDP同比下降7.9%。
这就是因战争因素导致的井喷式增长与战后的断崖式衰退。其结果，就是1920-1921年爆发的那场经济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经历的产能扩张规模其实要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人甚至将二战中美国的巨大生产能力称之为人类工业史上罕见的“超级产能洪流”。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全面卷入二战。在这一时期，美国生产了29.7万架飞机、10.2万辆坦克、88.4万辆军用车辆、6500艘军舰。到1945年战争落幕时，美国钢铁产量较战前激增3倍，工业产能较1939年增长1倍以上，美国成为全球工业产能的“绝对霸主”（占全球工业产量的50%以上）。
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速达11.3%，其中，1941-1945年参战后的年均实际GDP增速更高达13.4%。这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遭遇了与一战结束后同样的情形。在1945-1946年间，美国政府的军事采购从830亿美元骤降至140亿美元，跌幅达83%；飞机产量从1944年的9.6万架降至1946年的7000架，坦克产量从2.9万辆降至1000辆以下，战时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军工厂面临倒闭。同时，出口市场也在急剧萎缩。在二战期间，美国曾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大量物资。1945年战争结束后，租借法案终止，美国出口额从1945年的98亿美元降至1946年的84亿美元。
在1945年至1949年，美国经济也经历了剧烈的调整，年均实际GDP增长率约为-1.5%。
就此而言，美国在二战后面临的问题与一战后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事实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尽管也经历了剧烈的经济调整，也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但这次调整为时很短，特别是并没有酿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相反，在经历了短暂的调整之后，美国进入了从1945年到整个1970年代的“黄金时代”。
类似的情形，不同的结果，原因何在？剖析一下这两个历史片段的具体情形，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事实上，到一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积淀：电力、石油化工、内燃机等核心技术实现规模化落地，为产能的爆发提供了核心动力。一个象征性的例子，是福特公司首创的流水线生产模式。这种流水线生产模式工业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使得福特的T型车日产量从1913年的1000辆提升至1920年的4000辆。
无论是战时的需求，还是生产效率的提高，都使得美国的工业产能出现一个极大的跃升。
问题在于需求与市场。一战结束后，面对战时需求的急速收缩，面对产能与市场的巨大缺口，面对随之而来的企业破产和失业潮，1922开始执政的柯立芝政府的应对思路与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主张非常类似，这就是放大招、强刺激、不惜一切保增长。于是，柯立芝政府推出“信贷扩张+技术进步+政策放任”的政策组合拳。而过度信贷刺激则是其中的关键。
当时，银行推出以消费信贷为内容的金融创新，以求人为地拉动和刺激消费，其中，汽车和冰箱等耐用消费品首付最低只有10%。到1929年，美国家庭债务中已经有70%是来自消费信贷，这极大地透支了未来购买力。同时，股市中杠杆泛滥，投资者只需支付10%-20%保证金，即可借贷炒股。于是，大量散户蜂拥涌入股市，股市泡沫快速膨胀；在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的宽松环境中，企业也可以轻易获得低成本贷款以扩大产能，而多数产能都投了向耐用品和房地产领域。
在“产能泡沫+股市泡沫”的双重推动下，本来正在硬着陆的美国经济又被人为地拉了起来。于是，在经历了1920到1921年短暂而剧烈的震荡后，美国开始进入历史上著名的咆哮的20年代或柯立芝繁荣。
这仿佛是给开始给病重的病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犹如正在降落中的飞机一样，轮子刚刚在跑道上擦了一下，又被迅速拉起，重新高速飞行。这样，美国就进入了后来不断被人们缅怀的咆哮的20年代。在这咆哮的20年代，美国的GDP年均增长4.7%、工业产值翻倍、失业率降至3.7%的历史低位，同时，汽车、家电、航空等新兴产业爆发，工业进入规模化、标准化的新阶段。而消费信贷的普及则在承接着这喷涌而出的巨大产能。
那是怎样的一种繁荣？那个时候的美国，到处是喷涌而出的财富，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房地产的价格在迅猛上升，股市经历了一个10年的大牛市，1926年3月到1929年10月间，每股收益率上升了2.2倍。1928年，胡佛在他的总统竞选演说中自信地宣称：“我们美国即将在征服贫困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更伟大的胜利。不远的将来，在上帝的帮助下，贫困将在我国消失。”
然而，正如罗斯巴德指出的，这是一场人为延续的繁荣。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的，实际是“产能泡沫+股市泡沫”的双重风险。毕竟，基础层面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以信贷推动的消费不过是“寅吃卯粮”、镜花水月，消费与需求的真正基础并没有建立起来。瞬间的膨胀，结果一定是瞬间的萎缩和崩塌。
这个基础层面的真正问题是什么？胡佛后来痛心疾首地说：这场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工业没能把它的进步传递给消费者。换言之，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候，居民的收入没有同步增长，劳动者和消费者没有能同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于是，30年代大萧条突如其来地降临了。
与一战相比，二战持续的时间更长，战火波及的范围更大，战争造成的财富损失更多，因此，在二战中，美国经历的产能扩张规模要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的面临的需求骤然收缩的挑战，远比一战结束时更为严重。
但与一战后不同的是，二战后的美国尽管也经历了短期的经济衰退，但却成功避免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甚至随后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经济黄金时代，稳稳奠定了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
这背后的巨大分野是什么？
1944年，战时生产委员会的唐纳德・尼尔森就提出了将闲置的军事工业工厂转为民用的计划。尽管遭到军方和企业界的反对，大规模转产计划被推迟，但到1946年底，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超过1000万复员退伍军人和数百万战时工人找到了工作，实现了历史上最迅速、最庞大的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
我们知道军用转民用，这是战后惯常的经济转型方式，就此而言，没有什么新鲜的。而这种转型如果能够成功，先决条件就是，要创造出相应的需求。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一条件的形成，与下面两点有密切关系。
第一，战后的经济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亚洲等地区的破坏烈度远超一战，基础设施损毁率超60%，工业体系近乎完全瘫痪。无论是城市重建所需的钢铁、水泥等建材，民生保障所需的粮食、衣物，还是工业复苏所需的机械、设备，全球市场都存在巨大需求缺口，规模达到一战后的三倍之多。而美国恰好凭借二战中相对完好的工业体系，顺理成章成为全球几乎唯一的供给者。
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131亿美元援助，其中约70%用于购买美国工业品；在此期间，美国对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援助，也直接带动了美国出口的持续增长。1945-1950年美国出口额从98亿美元增至103亿美元，1955年突破150亿美元。到1951年，美国产能利用率重新回到80%以上。
但从更深广的视野来看，全球重建需求这个“超级红利”的实现，是以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并主导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为依托的。二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这就为其产品出口提供了制度保障。这里特别需要注意，这与一战后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一战后美国还不能有效地主导全球贸易体系，因此其产能过剩的结果是加剧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而二战后美国则通过建立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实现了产能的全球化配置。
第二，结构性变变革。从国内来看，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社会迎来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战后的婴儿潮、城市格局的郊区化，以及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消费需求爆发式增长的坚实依托，这与一战后的单纯信贷刺激是完全不一样的。
1946-1964年，美国迎来大规模“婴儿潮”。在这一段时间，美国累计出生人口达7600万，这一庞大人口增长直接催生了住房、教育、医疗、婴幼儿用品等一系列相关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复苏与居民收入的提升，大量城市居民开始向郊区迁移，形成了郊区化的浪潮，在1950-1960年间，美国郊区人口增幅超50%，郊区住宅建设热潮兴起，进而带动汽车、家电、家具等耐用消费品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更重要的是，从30年代大萧条的爆发到二战结束后这一段时间，美国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使得美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数据表明，在这一期间，顶层1%人群财富占比有所下降，中产阶层占人口比重从1940年的30%升至1960年的50%。要知道，这样趋势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鲜见的。中产阶层的壮大，社会保障的普及，就业的稳定与居民收入的增长，形成了以收入增长为基础的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好像有谁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经常从后视镜中展望前方。这两个历史性片段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某种特定原因出现的经济爆发性增长，之后将会面对需求的断崖式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再造真实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顺畅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