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当然不想再留超级个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波波夫同学 ，作者：波波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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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明明、天权、中灿、林林四大头部主播两天内集体辞职，我第一反应不是东方甄选又出事故了。而是，董宇辉之后，这一天迟早会来。

因为这不是四个人的情绪问题。这是平台和超级个体之间，无法调和的一种矛盾。谁创造流量，谁就会觉得自己被亏待。谁搭了舞台，谁就会觉得演员不能太红。

东方甄选这几位头部主播，撑起过直播间的大部分GMV。从烤肠到中式茶饮，从农产品到大部头历史书，很多爆款看起来卖的是货，实际上卖的是人。卖的是他们的知识感、表达欲、反应力，和那种“我愿意再听你讲三分钟”的人格魅力。

所以他们离职时，在微博、在抖音，说的那些话，码的那些字，其实很好懂。林林说，“电影落幕，身心俱损，分岔路口终有一别。”明明说，不认同新领导带来的直播模式和运营风格。天权说得更直白：管理层变了，理念变了，风格变了，办公氛围也变了。

翻译一下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在做内容。后来发现自己只是在被管理。

俞敏洪随后回应，说公司管理方式确实出了偏差，过度强调制度管控，忽视了团队的人文关怀。这话当然没错。但俞老师是体面人，也不便全说透。

真正的问题是，东方甄选可能从一开始，或者从董宇辉带着与辉同行开始，就没想再留住第二批董宇辉。

平台吃过一次超级IP失控的苦，就不会愿意再养出第二个。至此，东方甄选除了俞敏洪自己，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明星。对公司来说，这也许是一场平庸但安全的转型。

对俞敏洪个人来说，这反而像是他晚年最想要的东西：安静一点。可控一点。别再有人，红到能反过来定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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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不是今天才开始警惕超级个体。

他三十多年前，就被这件事教育过了，只是那会儿，角色是倒过来的。只有做过超级个体，才知道个中滋味。

1990年前后，俞老师还是北大外语系教师，有编制。为了攒出国的学费，偷偷办补习班，结果被学校处分、通报、批评，闹得很大，也被深深伤了自尊。

那一下，他大概就已经明白了：组织会给你身份。也会随时提醒你，身份是谁给的。所以后来他做新东方，表面上是教育公司，骨子里一直有一种很深的秩序焦虑。

他当然需要明星老师。罗永浩、李笑来这种人，谁不想要。一个能把课堂讲成单口喜剧。一个能把背单词讲出宗教感。这种老师，是会自己带流量的。也是会自己长出野心的。

俞老师对付这类人的办法，其实很稳定：先重用，再标准化，最后把个人魅力折算成组织资产。你红，可以。但不能红到公司离不开你。你值钱，可以。但不能值钱到开始跟平台讨价还价。

所以新东方后来那套东西，大家都很熟，评分制度，试讲淘汰，流程标准化，讲义沉淀，方法论复制。明星老师的光，当然要借。但借完以后，最好把灯泡拆下来，装到公司的天花板上。

人可以走。方法要留下。影响力也得留下。

每当核心员工离开，俞敏洪总是很会说话。兄弟，孩子，深度挽留，由衷祝福。这未必是虚伪。更像是一种典型的大家长式管理。一边给你情感。一边收走权力。让你不好意思只谈钱。也让你很难真的成为合伙人。

说到底，俞老师不是不懂超级个体的价值。他是太懂了。所以更想把这种极度不稳定的人才价值，装进制度里，锁进流程里，变成可复制、可交接、可考核的组织资产。

这就是俞老师管理术最核心的地方：利用流量，稀释光环，最后实现平台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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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教培那套办法，放到直播电商里，未必还灵。

学校里，老师走了，讲义还在，教法还在，下一批老师还能顶上来。直播间不一样。

直播间最值钱的东西，恰恰不能完全沉淀。不是脚本。不是话术。不是KPI表格。而是那个具体的人。

谁能把一根烤肠讲出故事。谁能把一本历史书讲成热搜。谁能让用户觉得，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是来听你说两句的。这个东西，非常不工业化，也非常难被skill化。他们自然也非常不服管。

可偏偏资本最怕的，就是不服管。

所以东方甄选这两年的路数，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去IP化、矩阵化、去风险化。宁可要一个年赚10亿但稳定的工厂。也不要一个年赚50亿但天天靠头牌情绪和舆论过日子的戏班子。

这套想法，很老板。也很合理。问题是，合理，不等于有效。

董宇辉单飞之后，“与辉同行”飞速增长。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GMV预计在210亿到315亿元之间，不但远超2024年，还实现了大幅翻倍。这说明什么？说明“超级IP+个人号”，到今天依然是直播电商最猛的一种组合。

而东方甄选这边呢？财报披露，2025财年自营产品及直播电商业务总GMV为87亿元，相比2024财年的143亿元明显下滑。最近四位明星主播再一出走，公司股价单日大跌。

你会发现，秩序是有了。但观众散了，票子不好赚了。

更麻烦的是，今天的头部主播，比当年的头部老师更难驯服。因为他们不只活在组织架构里。他们还活在粉丝关系里，活在短视频算法里，活在社交媒体这个巨大的扩音器里。

一个顶级主播，一场直播带来的GMV，可能抵得上一个分公司。可在公司财务架构里，他依然只是一个高级员工。

这就是所有平台型公司的死结：贡献是平台级的，身份却还是雇员级的。只要这种落差足够大，出走就只是时间问题。

更何况，直播电商越饭圈化，管理层越想驯服，就越容易被解读成“打压功臣”。老板的每一次管理动作，经过网红们直播后，都会被网友同仇敌忾成一次情感背叛。

这也是为什么，2026年这场离职潮里，粉丝退费和舆论反噬会来得这么猛。社交媒体时代，老板看起来权力很大，但其实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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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问，俞老师是不是不懂内容，不懂新媒体，不懂超级IP？

不是。他太懂了。他知道超级个体能带来什么。也知道超级个体最后会要什么。钱是一部分，尊严是另一部分。真正最难给出去的，是平起平坐的权力。而这，恰恰是俞敏洪最不愿意轻易交出去的东西。

他不是不明白，合伙人制可能更能留住人。他只是对这件事，有旧伤。新东方上市前后，他和徐小平、王强等元老之间的利益拉扯、权力缠斗，不是没经历过。被这种事咬过的人，后来都会变得很像。

宁可用执行者，不肯再养合伙人。宁可损失想象力，也要保住最终控制权。所以你看，今天东方甄选这场风波，表面上是四个主播离职。本质上还是那个老问题：

平台到底要增长，还是要秩序？老板到底要人才，还是要可控的人才？

大多数时候，这两个答案可以重合。可一旦碰上超级个体，就必须二选一。俞敏洪其实已经选过很多次了。这一次，他还是选了后者。也许对公司来说，这是一场平庸但安全的转型。

也许对俞老师个人来说，这甚至是一种解脱。毕竟人过六十，很多时候最想要的，已经不是再造一个神话，而是不要再被神话反噬。他只是不想再让任何超级个体，长到自己控制不了。

是不舍。也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