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3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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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朱兆一
今年4月29日，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放出狠话：五角大楼将持续“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不主动加大投入的盟国“将承担相应后果”。他还专门批评欧洲盟友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袖手旁观，称此举“不可原谅”“我们会记住这一切”。
这番话是特朗普政府过去一年多持续施压的缩影。欧洲确实在转变。2025年6月海牙峰会，所有北约成员国正式承诺到2035年将防务支出提升至GDP的5%。北约数据显示，欧洲成员国2025年防务支出较2024年增长近20%，连续第二年如此。
每年新增数千亿欧元的军费将从哪里来，又把欧洲经济带往何处？答案并不确定。这笔钱可以是一张拖垮财政的账单，也可以是一份激活产业升级的投资说明书。
两种结局之间，隔着两个关键变量：欧洲从哪里找钱，以及怎么来花这笔钱。
在讨论机遇之前，必须正视欧洲整体的财务压力。
从债务端看，欧洲当前的财政起点并不宽裕。Eurostat数据显示，2025年欧元区整体政府债务率升至87.8%，赤字率为2.9%，已贴近欧盟财政规则的约束边界，且主要大国的处境更为复杂。其中，意大利公共债务率约137.1%，法国约115.6%，西班牙约100.7%——这三个国家恰好也是距北约防务目标缺口最大的成员。
若以完全赤字融资的方式达到3.5%目标，并考虑到实际利率高于增长率时债务自动扩大的“雪球效应”，十年内意大利债务率可能额外上升超过20个百分点，法国情况相近。德国看似财政状况较好，但其稳定委员会已预测德国债务率将从2024年的62.5%升至2029年的约80%，背后正是国防与基础设施支出双重扩张的推力。
一旦德国持续高债务，它在欧元区多年充当的“财政锚”角色将受到实质侵蚀，这种系统性影响远超单一国家的预算问题。
挤出效应同样具体而严峻。欧盟委员会估计，为实现2030年减排55%的目标，欧盟每年还需额外增加约4770亿欧元的绿色投资。与此同时，欧盟NATO成员国达到3.5%防务目标每年新增约3600亿欧元，若向5%目标靠拢则高达6130亿欧元。防务与绿色转型，两个都被欧洲政策圈定义为“本世纪生存性挑战”的领域，正在争抢同一张有限的财政蛋糕。
OECD数据显示，2024年OECD国家政府研发预算中，能源与环境类支出同比下降了8%，而欧盟27国的防务研发预算上升了11.5%，此消彼长的逻辑已经在数据中有所体现。
效率问题是第三个悬崖，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欧盟防务支出中资本形成（装备投资）仅占约19.5%，美国这一比例高达40.7%；欧盟防务研发支出仅为GDP的0.02%，美国为0.3%，差距约15倍。更关键的是进口依赖：2022年至2023年间，欧盟公开宣布的新增防务订单中，约75%流向欧盟以外的供应商，美国一国就占欧盟军事进口总量的约64%。
也就是说，欧洲纳税人出钱买安全，相当大一部分账款落入了美国军工企业的营收报表。这种结构下，财政乘数大幅缩水，所谓“防务支出拉动经济”的叙事很大程度上是本国财政给他国产业输血。
这三重悬崖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欧洲军费扩张最危险的底层逻辑——大量举债、大量进口、低效的支出结构，最终可能导致财政空间持续收窄，而欧洲本土的产业能力和技术积累并未获得实质提升。
然而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可能性参照。
冷战高峰期，美国国防开支一度占GDP的10%以上。但这场军备竞赛留给美国经济的，远不止是一堆武器和国债。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研发资助，直接催生了互联网的前身ARPANET；GPS最初是军事定位系统，后来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之一；微波炉、喷气发动机、夜视技术、语音识别，几乎每一项改变民用生活的颠覆性技术，都能在某个节点追溯到国防研发的源头。
半导体产业的早期市场，正是由军方采购支撑起来的——当时没有国防部的大规模订单，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根本熬不过早期高昂的生产成本，今天的硅谷可能要推迟二十年才会出现。
这套机制的运转逻辑值得细看。冷战时期美国国防研发的有效性，不在于军队自己造出了多少好技术，而在于它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创新生态：国防部承担最前期、最高风险、最无法预期商业回报的基础研究，用军方订单托住了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死亡谷，释放出规模化效应之后，开放的市场体系和风险资本跟进，把技术推向民用市场完成最后的商业化。
这个闭环中，国防支出扮演的角色是“第一推动力”和“风险兜底者”，它把私人资本不敢碰的高不确定性技术培育到临界点，然后让市场接棒。
MIT Press发表的研究对这一机制做出了量化支撑：政府资助研发每增加10%，可带动私人研发增加约4.3%至5%，且这一“挤入效应”在国防研发上体现得尤为显著；防务研发占增加值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可提高约0.0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国防研发对民用创新的带动，在历史数据中留下了可测量的痕迹，并非只是政策话语中的美好愿景。
欧洲在那个时代选择了另一条路。战后依托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欧洲各国把财政资源集中于福利建设和产业重组，国防研发相对封闭，军工产业碎片化于各国市场，军民技术转化的制度通道从未系统性建立。欧洲当然也有局部亮点——空客的崛起本身就是欧洲多国联合军民两用航空工业的产物，阿丽亚娜火箭则部分受益于欧洲航天防务的投入。但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是政府主导的联合项目，而非系统性的创新扩散机制。欧洲缺少的，恰恰是那套能把国防研发成果持续溢出到整个创新生态的制度基础设施。
这个选择在和平时期换来了“和平红利”，却也意味着欧洲错过了冷战那一波由军工研发驱动的技术溢出红利。今天欧洲在半导体先进制程、AI芯片、高端软件平台等关键领域的结构性短板，以及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愈发明显的被动态势，与当年的战略取舍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半个世纪前埋下的欠账，正以另一种方式在账单上显现。
如果历史提供了可能性，那以色列提供了现实的佐证，而且是一个在极端条件下完成的压力测试。
以色列长期将GDP的5%以上用于国防，近年军费占比约为5.3%，是全球防务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均风险投资额长期居全球首位，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网络安全、农业科技、医疗影像、无人系统等领域均孕育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群落。这两组数字并置，直接打破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军费占比高必然压缩创新空间。以色列的实践表明，这个命题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军费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机制进入经济系统。
以色列走通的路径，有几个相互咬合的关键环节。第一是人才的系统性锻造。每个适龄公民都要服兵役，但精英中的精英会被选入8200情报部队、塔皮奥特精英科技项目等单位。这些单位的训练强度和任务复杂度远超普通学术或商业环境——处理真实的国家安全威胁、操作顶尖的技术设备、在高压下做出快速判断。退役后，这批人带着在军队里形成的技术能力、风险承受力和高密度人脉网络进入创业市场，成为以色列科技产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源。全球网络安全行业中，有相当比例的知名企业创始人或核心技术骨干来自8200部队，这已是公开的行业常识。
第二个环节是需求的真实性与紧迫性。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是高度具体、持续存在的，这迫使其军事技术必须在真实对抗中接受检验，没有藏在实验室里养着的奢侈。这种“必须管用”的压力，反而制造了一种极高效的技术筛选机制——在战场需求中存活下来的技术，天然具备极强的市场竞争力。无人机技术、网络入侵检测、精准制导、医疗战地救治技术，几乎每一个以色列主导的民用科技品类背后，都有清晰可溯的军事应用场景作为原始需求来源。
第三个环节是政府的制度化支持。以色列政府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等机构，系统性地扮演早期高风险技术的“锚定投资者”角色——政府资金先行进入，在技术尚未形成商业价值时提供存活空间，等到技术成熟度上升后，政府资金有序退出且积极为市场让利，同时私人风险资本跟进，完成规模化。这个机制有意识地模仿了DARPA的逻辑，但在体量更小、链条更短的市场里运转，反而效率更高、转化速度更快。
当然，以色列的经验不能直接复制。其国家体量小、全民动员文化深、外部威胁的聚焦程度极高，这些条件在欧洲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具备，遑论27个成员国构成的复合体。以色列全国1000万人口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型城市，政策传导的摩擦成本极低，这是欧洲官僚体系根本无法比拟的效率优势。但它至少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高强度的国防投入，在制度条件具备时，完全可以同时生产安全能力与经济活力，军费与创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此消彼长。
问题因此回到欧洲自身——这里的制度条件是否具备，或者能否被创造出来。
回到欧洲，关键在于这笔巨额军费能否走上不同的轨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由几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性变量共同决定。
融资方式是第一个变量。若延续各国分散举债的路径，高债务国家的财政脆弱性将进一步暴露。法国债务率超过115%、意大利超过137%，在这两个国家持续堆高的债务台基上，新增的防务赤字将加速利率－增长率差异带来的“雪球效应”，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行压力，融资成本随之攀升。
欧盟层面推动“防务共同债券”的呼声正在上升，其逻辑类似2020年“新一代欧盟”复苏基金——将个别成员国的财政压力转化为欧盟集体的战略性负债，以欧盟整体信用背书融资，不仅能压低成本，还能在政治层面为防务支出提供更高的合法性。难点在于德国和荷兰等“节俭国家”对共同债务的历史性抵制。但当前安全环境持续恶化，这道政治障碍正在被现实压力侵蚀，松动的空间客观上在扩大。
支出结构是第二个变量，也是最能决定长期经济效益的一个。欧盟当前防务研发支出仅占GDP的0.02%，与美国0.3%的差距高达15倍。这意味着欧洲过去几十年的军费，主要消耗在人员薪酬和日常运维上，在科技积累和产业能力建设上严重欠账。若新增军费能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低轨卫星、网络安全等军民两用领域倾斜，并同步建立技术转化的制度通道，军工研发便有机会从封闭的黑箱转变为开放创新生态的源头。
欧洲防务基金（EDF）规模目前约80亿欧元，相较于每年数千亿欧元的防务总支出，这一比例仍然微薄。真正的考验是各国能否形成政治共识，将新增军费的增量部分系统性拨付给高研发含量的联合项目，而不是各自采购现成装备。
产业整合是第三个变量。欧洲目前同时维持三种主战机型、27套采购标准、数十个重叠的防务研发项目，规模经济无从形成，议价能力持续分散。莱茵金属正在欧洲多国推进产能扩张，MBDA在导弹领域的整合取得一定进展，但这些仍属于企业层面的商业驱动，缺乏欧盟政策层面的顶层推力。要形成能与洛克希德·马丁或雷神比肩的欧洲防务科技平台，所需的政治意志和制度重构，至今仍停留在讨论多于行动的阶段。
军民转化通道是第四个变量，也是以色列经验中最值得借鉴、同时在欧洲最为薄弱的一环。欧洲军工体系长期封闭，保密壁垒高，技术成果难以外溢至民用创新生态。建立制度化的军民技术转化平台，推动军工专利共享和初创企业孵化，是将防务研发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关键一步。欧盟现有的Horizon研究框架和欧洲创新委员会都可以成为制度接口，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军工体系与民用创新生态之间那道习惯性的防火墙。
四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将决定欧洲这轮军费扩张最终通向哪里。任一环节失灵，巨额军费只能沿着最省力的路径流向短期消耗；四个环节协同推进，这场被迫的财政扩张才有机会成为欧洲经济模式数十年来难得一遇的深层重构契机。历史不会给出保证，但它至少提供了先例——制度条件具备下的大规模的国家安全投资，可以同时制造安全和财富。
往前看十年，欧洲军费扩张的走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一种是“失落的十年”——各国在政治压力下匆忙扩军，大量资金以赤字融资流入进口装备和人员薪酬，债务率在高债务国加速攀升，绿色转型资金持续告急，社会支出被动收缩，欧洲产生了军费账单，却没有产生军事能力，更没有产生技术积累——安全没买到，经济先垮了。
另一种是“复兴的序曲”——欧盟抓住这次强制性的大规模资源动员，通过共同融资降低个别国家债务风险，通过结构性改革把军费推向研发和装备投资，通过军民融合机制打通技术转化通道，逐步孵化出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欧洲防务科技平台，并以此带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网络安全等民用高科技产业的突破性发展。这条路极难走，但并非没有先例。
赫格塞斯在国会听证室里掷地有声的那句“我们会记住这一切”，在欧洲被普遍解读为威胁和施压。但换一个角度看，美国的持续逼迫至少做到了一件单靠欧洲内部政治很难做到的事——让防务支出成为无法再拖延的政治优先项。这张来自华盛顿的账单，客观上打开了一个嬗变的历史窗口。
欧洲财政和防务的问题不在于北约峰会上承诺了多少百分比，而在于布鲁塞尔和各成员国首都能否展现出足够的政治智慧与执行能力，把一场被迫的财政扩张，转变为一次主动的战略投资。这不只是防务政策的选择，更是一场关于欧洲经济未来形态的深刻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