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3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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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创新区研究组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
要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根据简·雅各布在城市三部曲中所阐述的那样，都需要五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市场，工作，技术，产业移植和资金。
它们也是催生进口替代型城市的基本力量。
古代的威尼斯却并不仅仅拥有旖旎风光，更是欧洲大陆的商业和资本中心，也是文艺复兴星火燃起的地方。
这个城市甚至一度主宰了地中海的霸权，14～15世纪，威尼斯的贸易总额每年达10万杜卡特（重3.5克的金币，在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美元）。
威尼斯人的故事总是离不开金钱和贸易，《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游记》。无论是商人还是水手，都代表着无论从文学上还是历史上所了解到的威尼斯，都与商业有关。
得益于它强大的商业贸易，威尼斯自身迸发出非常强大的城市活力，它的繁荣从公元10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拿破仑东征，延续了800年。
财富之城的秘密值得我们一探。
首先是市场——
东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封锁了陆上贸易，为威尼斯的转口贸易提供了异常广阔的市场，让威尼斯成为当时最有话语权的“二道贩子”：
从拜占庭富人们的奢侈品到军队的刀剑，都需要通过威尼斯把持的商路运进。而东方的胡椒、肉桂、丁香、蔗糖、宝石、丝织品等则从地中海沿线进口然后运往西欧各地高价出售。
因为海上贸易爆炸式的增长市场，所以诞生了非常多的工作机会——
商船上的水手，码头上的工人，商行里的伙计，呢绒作坊的手艺人，威尼斯所有行业无一不在门口张贴着招募人手的告示。
人流与物流的汇集，带动城市野心的膨胀与城市活力的伸张，催生了技术的发展。
比如，贸易需要航行更远的船——威尼斯当时的造船技术是全球领先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
商业技术。
这很好理解，更大的生意，需要更好的记账方式，需要更多的
资金。
我们今天所说的契约精神、议会制度、银行制度、保险制度、有限合伙与股份公司制度、专利保护制度都起源于威尼斯。
而有意思的是，威尼斯不仅仅甘心于做贸易。
怎么说呢？
本来，威尼斯是一个中转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小市场，这个市场得益于君士坦丁堡给威尼斯的机会。但随着威尼斯的商业势力的扩大，威尼斯的国家商业特许的地区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广阔的范围，甚至建立起覆盖大半个欧洲的商业贸易网络。同时，威尼斯开始发展起了呢绒业、丝织业、兵器制造业等等。
这些产品，最开始的“创意”来源于君士坦丁堡，卖的也是原产于君士坦丁堡的货。但逐渐，精明的威尼斯商人开始进行“进口替代”，仿制任何来自君士坦丁堡产品——这都是当时的“爆款”。
拿玻璃行业来举例：
威尼斯一度垄断了玻璃行业，每个玻璃工坊的技术都是当时的顶级“蓝翔”。
最初，玻璃工艺以及匠人聚集在君士坦丁堡。玻璃这东西可不得了，它是当时的“香奈儿”与“爱马仕”，是达官显贵拿来炫富的家当。
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大量的玻璃匠人聚集威尼斯，并带来了多种玻璃工艺。威尼斯商人看准机会，从原来的玻璃贸易，马上改做“仿制”，在威尼斯本地制造玻璃，然后出口给欧洲其他城市，创造出更大的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玻璃工艺在威尼斯是秘而不宣的，直到1612年，佛罗伦萨人安东尼奥·奈利出版了《玻璃艺术》一书，长期保密的威尼斯玻璃制造的秘密才公布于众。后来随着玻璃工匠从意大利穆兰诺继续外流到德国、奥地利、波西米亚和英格兰等地，其他城市才得以制作玻璃。
这一时期，威尼斯的经济财富跃居欧洲首位，是当之无愧的“地中海商业革命”的先驱者与推动者。
总的来说，威尼斯的崛起，首先是展开贸易，进口并模仿进口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低价卖给相同发展水平的城市。
这就是（几乎所有）城市获取财富终极密码。by jane jacobs.
这套密码被后来的欧洲国家纷纷复制。
比如，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与威尼斯十分相似，她的崛起同样始于贸易。
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航海技术，荷兰商人活跃于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替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原有的贸易地位，主导了世界贸易。
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历史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垄断了亚洲的香料贸易长达两个世纪，为其带来了巨额利润。
然而，荷兰的野心不止于转口贸易。当西班牙在1585年攻陷了当时世界最重要的港口安特卫普后，大量信奉新教的商人和工匠为躲避宗教迫害，纷纷逃往北方的阿姆斯特丹。
这批移民不仅仅带来了资金，更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正是雅各布斯所说的“产业移植”。
阿姆斯特丹迅速从一个小港口崛起为新的世界贸易中心。荷兰人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造船业、纺织业和制糖业。
是，他们最初可能只是英国优质呢绒的原料供应商和中间商，但很快荷兰人便不再满足于此，他们开始仿制并改良英国的纺织品。通过贸易，荷兰获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的资金，通过技术和人才的引进，它成功实现了从贸易中介向生产强国的转型。
接着接力棒传到了英国手中。
如果说荷兰的崛起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英国则是有意识地将“威尼斯密码”系统化、国家化。
17世纪中叶，为了从荷兰人手中夺取海上霸权，英国议会通过了严苛的《航海法案》。该法案规定，所有进出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都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载。
在《航海法案》的保护下，英国的航海业和造船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法案确保了英国本土能够获得殖民地丰富的原材料。
英国起初同样是从模仿开始，例如其毛织业就是吸收了来自荷兰地区的人才和技术。
但与前辈们不同的是，英国将“进口替代”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工业革命。
以棉纺织业为例，最初从印度进口的精美棉布是市场上的奢侈品，但英国通过技术创新，如发明珍妮纺纱机和瓦特蒸汽机，不仅成功替代了进口棉布，更以其大规模、低成本的工业化生产，彻底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反过来将印度变成了自己的产品倾销地。
这一时期，英国完美演绎了从贸易、模仿、替代到最终凭借技术创新主导全球市场的全过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来到了美洲大陆。
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独立之初面临的正是雅各布斯所描述的典型困境：一个被设计为专职从事农业、为母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经济体。
英国通过法令，严格限制殖民地的工业发展，甚至连制造一颗铁钉都必须从英国购买。
独立后，美国面临着是继续作为欧洲的农业附庸，还是走上自主工业化道路的抉择。
以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开国元勋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强大，必须通过保护性关税来扶植本国尚处于“幼稚”阶段的工业。而这正是“进口替代”理论的早期经典阐述。
随后的19世纪，美国长期奉行高关税政策，有意地保护国内市场，抵御来自英国等欧洲工业强国的廉价商品冲击。
美国还很积极地从英国引进技术和人才。
尽管英国曾试图阻止技术外流，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使得大量的技术移民和先进机械被引入美国。正是这种“市场换技术”的早期版本，加上保护主义的政策壁垒，为美国本土工业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从纺织业到钢铁业，再到铁路建设，美国一步步地实现了对欧洲进口产品的替代，并最终在19世纪末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从威尼斯到荷兰，从英国到美国，发展轨迹都非常清晰：
起步于贸易，利用与先进经济体的联系作为跳板；
通过模仿和学习，进行“产业移植”和“进口替代”，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
最后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张，实现“走出去”，成为新的经济中心。
正如威尼斯当初一模一样。
这套看似古老的密码，至今仍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上演，每一次成功的复制，都在印证着简·雅各布斯关于城市经济活力的深刻洞见。
如果说威尼斯面对的是地中海，荷兰与英国面对的是大西洋，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对的则是整个全球化的广阔市场。
1978年，当中国打开国门，它所扮演的初始角色，与数百年前的先行者们何其相似——一个拥有海量廉价劳动力，但技术与资本极度匮乏的“后发者”。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就像是在海岸线上打开了几个窗口，让全球的资本、技术和订单得以涌入。这股浪潮，首先创造了海量的“工作”机会，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从内陆走向沿海工厂，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而这一过程的核心驱动力，正是“市场换技术”与“进口替代”的现代实践。在汽车工业，中国以巨大的潜在市场为筹码，吸引大众、通用等跨国巨头建立合资企业，从最初的散件组装（CKD）开始，逐步要求提高国产化率，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消化、吸收技术与管理经验。在家电领域，海尔、美的等企业最初也是通过模仿、代工（OEM）起家，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后，逐步替代了松下、西门子等国外品牌的主导地位。这个阶段，大量的“产业移植”在中国上演，外资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是生产线、供应链管理和现代工业体系。
当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初步积累后，中国开始向价值链上游攀登。
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高铁技术。中国最初从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引进技术，但并未满足于做个“学生”。通过强大的国家意志、资本投入和工程实践，中国对引进的技术进行了消化吸收再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技术体系，并成功实现“走出去”，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高铁技术与标准。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通讯领域。
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企业，从追赶者、模仿者，最终在5G时代走到了世界前沿，成为技术标准的重要制定者。而在互联网经济和数字支付领域，中国更是在一个相对空白的市场里，迸发出了原生的、领先全球的商业模式创新。
从威尼斯的玻璃制品，到荷兰的造船业；从英国的纺织机，到美国的流水线；再到今天中国的高铁、5G与新能源汽车。这条跨越数百年、贯穿东西方的财富崛起之路，其内核惊人地一致：
以开放的市场为起点，通过贸易与合作完成技术与资本的原始积累；继而以本土市场为根基，通过模仿与学习进行“进口替代”，培育本土产业；最终，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带着资本、技术与标准，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无论是中世纪的地中海城邦，还是21世纪的东方大国，
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那五种古老而强大的力量，
对国家如此，对城市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