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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席 ,作者:邹璧宇(摄影师),原文标题:《十年里我进入一百多户人家,拍摄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被虚构出来的安全感|邹璧宇 一席第1143位讲者》,题图来自:邹璧宇
大家好,我是邹璧宇。我用摄影这个媒介做创作,已经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了。
我是广西桂林人,在小城市想做艺术有关的工作很难。当地摄影的岗位要么是婚纱影楼,要么是宣传单位。这两个我都不想去,所以只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2008年,我在广州美术馆看到了吕楠的“三部曲”展览。他的作品中跟人所建立的联系、他的观察方式,以及对人基本问题的关注都非常打动我,让我慢慢明确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2013年年尾,我加入了新浪图片团队,成为网络媒体的摄影师,拍摄一些专题和图片故事。
当年的网络媒体没有记者证,所以也没法说自己是摄影记者。在我的拍摄中经常遇到采访对象问我,你拍那破照片有啥用?
我当然要老老实实告诉对方,没啥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画面中这个男人叫老朱。有一次我要拍摄快递小哥,就背着相机在城中村寻找拍摄对象。正好一天下午,老朱神色匆匆地从我面前经过,我察觉到他的情绪有点异样,一问才知道,他在当天遇到了骗婚。
他的亲戚为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同居一段时间后,他为女方买了一些衣服、首饰、准备结婚的物品。但就在我遇到他的那一天,女方找不到了。

我陪着他一起去公安局报警、到工作站请假。到了晚上,他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给家人打电话说了这个事情,带着一丝丝绝望。他当时40多岁,眼看着会有一个家,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会发生改变,但是突然一下子全变了。
这张照片是在北京中关村的创业大街拍摄的。在2015、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作“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大家有项目,就会跑到创业大街上去找资金、找人。所以当时那条街上有很多咖啡馆,通过玻璃可以看到这个复杂的场景:有人在睡觉,有人在洽谈。

2017年的3、4月的时候,雄安新区刚成立,有很多年轻人像去淘金一样去雄安寻找机会。这两个年轻人就是我去拍摄时遇到的,他们晚上在宾馆里看国际新闻,聊自己的创业计划。

但第二天去找铺面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无奈地蹲在街头。正好那段时间房租涨得特别高,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这几张照片都是我在媒体工作时的照片,拍的都是小人物、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大家都很努力。虽然拍这些照片没什么用,但作为一个创作者,我非常幸运地感受到了一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面,大家都相信明天有可能更好。
同时,我也想去看一下,在经济环境好、整体氛围好的时候,有没有被我们忽视的、过得不那么好的群体。所以就有了这个系列——《黑土地上的生存》。
2016年3月,正好是开两会的时候,黑龙江省代表团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黑龙江的煤矿企业没有拖欠工人一分钱工资。但在我们的了解里面,因为煤炭价格低,那里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产停工。
所以他们3月12号说完这个话,我3月14号就到了黑龙江省鸡西市,一头扎进矿区去拍摄。
这张照片就是一个生活在矿区的男人。当时他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没钱买供暖用的大煤块,只能用平板车去装这些小煤块。3月份的黑龙江还很冷,这么一车小煤块能供他们取暖用两天。

在鸡西,我每天坐班车在市区和矿区间往返,路上正好有一站是医院。有一天上来两个人,表情有点麻木和悲伤。因为当时很多矿工不仅仅是工资被拖欠,他们的医保也被停掉了。

这是在矿区生活的一对母子。左边这个男的叫高进,他患有抑郁症,因为之前下井工作的时候被工友欺负,导致了交流上的障碍,之后就没办法工作了。他的妈妈就靠在矿区捡拾一些垃圾废品,拉扯着这个家。

当时能走的人早就走了,留下的人全都是走不了的。这些人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面,也很少被媒体关注到。
这是在矿区一个废弃小学的操场上,附近的居民都去跳广场舞,这是他们在冬天的晚上为数不多可以进行的娱乐方式。

当年的煤矿出厂价格大概在300块钱一吨,没办法覆盖开采成本,所以很多地方都停产了。难得遇到一个穿着工服的矿工,他从左边的墙里爬出来,像是翘班的样子。
我说能不能为他拍张照片,小伙挺配合我,站在那让我拍了好一会儿。

这是我在那段时间遇到的唯一一个会认真打扮自己的女士。她从外地远嫁到鸡西,所以身上还保持着之前的生活习惯,无论环境多差,都会好好地收拾自己。

我遇到她的时候,她正好要去幼儿园接孩子。那个幼儿园办在一个工房里,一个大班一个小班,但是老师只有一位。

没过多久,这位女士就和丈夫孩子一起回到了山东老家。他们还算是有出路的。
这张就是在矿区的生活区拍下的。从土地性质上来说,矿区的土地属于国有企业管理,所以企业没有钱,就不会去修缮,留下这样的一地泥泞。

在鸡西的拍摄结束后,我回到北京,寻找了很多文献和老照片,用大量时间去研究矿工群体之前是什么状态。
在七八十年代,大家还是很有干劲的,参加集体会议要喊口号,看得出来人们的精神面貌很不一样。

这张照片是在煤矿文工团的资料里找到的。当时工人阶级还是比较有地位的职业,所以拍照的时候要像拍雷锋一样,把相机放得低一点,尽量把人拍得伟岸一些。

但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之后,这个地方的生活、工人的地位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这张照片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张。这条路曾经是矿上运煤到市里的一条主干道。煤矿停产之后,大卡车把路轧的坑坑洼洼的地方,也没有人去修补它。

当这个地方失去价值的时候,道路就不会有人维修,只有继续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去承担这样的苦果。
经济运行有自己的周期,但对于那些身处其中的人、那些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人来说,生活始终充满了不确定性。有的时候你对生活的期盼,你的精气神一旦丢掉了,可能就很难再找回来。
跟他们相处、拍摄,我看到的是非常多的无奈。
但总的来说,那个年代整体的经济数据还是很好的。特别是所有关于美好生活的畅想,房地产商已经帮我们构想好,印在宣传图册、街边的广告牌上。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性,有什么潜在的风险。
《戛然而止的生活》就是关于生活被不可抗力所中断的一系列的故事。
2015年,天津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爆炸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小型核弹头的爆炸规模。
离爆炸核心最近的小区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在爆炸过后的一个星期,我进入到这个小区进行拍摄,看到了生活和灾难交错在一起的痕迹。
这张就是被爆炸损毁的一个客厅,人匆匆走掉了,但是生活痕迹遗留了下来。

这是另一个客厅。

这是一对新婚夫妇的照片墙,之前是一个爱心的形状。爆炸的余波把大部分的照片都震到了地面上,只剩下两张。

卧室本来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但爆炸后,它就这么敞着,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日晒雨淋。

爆炸后的一个月,政府已经开始慢慢修缮这些房屋,做了简易的保护膜。我透过这个保护膜看外面的高楼,有种特别不真实的感觉,有些恍惚。

媒体总是会习惯性地做一些回顾。所以2016年的时候,我就去拍摄了当年牺牲的消防员家属。有的家属会把孩子之前留下的东西继续放在房间里,收拾整理好,当做一个念想。
这是其中一位消防员退伍带回来的枕头和毛巾被。

有的家长承受能力强一些,会把孩子的照片摆在显眼的地方。这上面还有羊肉串、饼干、面包,都是他孩子以前爱吃的东西。

这是一位父亲站在自己的荒地上面。孩子去世之后,他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没去干活种地。失去了孩子,他们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走出来,后面的人生缺乏了很多动力。

这是一位过世消防员的母亲。我去到她家的时候,她一听说我是采访孩子的事情,顿时像失去力气一样瘫坐在炕上,靠着被褥一言不发。

这是在天津爆炸的现场。过了一年之后,这里被清理出来了,但仍然像一块工地,依稀留有一点爆炸的痕迹。

到了去年,我再次回到爆炸现场,那个地方被改建成了一个公园,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受损的小区附近建了学校,变成了学区房。当年因为爆炸贬值的房子价钱又回升了。

但是在海港城不远的一个旧楼里面,还是能看见十年前爆炸时被震碎的玻璃渣。

拍完天津的故事之后,我时常在想,我对消防员家属的回访只是故事的延续。但是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希望去寻找到影像的延续,去探寻类似的不可抗力对生活还有着怎样的中断。
我在继续等待其他的拍摄机会,而这个世界没有让我等很久。
2017年末,北京南六环附近的一个旅馆发生了火灾,当时北京市政府就决定排查这些安全隐患,同时将一些落后的产业淘汰掉,迁移出北京。
所以在那个冬天,发生了一次非常大规模的腾退,很多人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
这张照片就是在南六环的新建村拍摄的。一个男的蹲在地上,看着对面的货物发呆。这个街上所有的商铺已经关门,地上一片狼藉,都是大家遗留下来的垃圾。

这是南边的西洼地村,一个类似群租房的地方。人搬走后,留下了衣架和防尘罩。这些屋子的采光就只有通过那扇小小的窗户。
我在日落时拍下这张照片,夕阳从窗户里透进来。

当年的腾退命令来得特别紧急,大家都得完成任务,所以施工队为了赶进度,把房子拆一半,把没有办法住、没有办法继续再利用的空间留了下来。
所以我到现场之后,就看见剩下的半拉子房子。这个地方在昌平,叫东西半壁店村——半壁店,就剩下一半。

北京的那个群体大部分是打工人,他们要随着工厂、随着自己的工作走。但昆明这个群体不一样,他们早在2013年就买了房,但是很不幸,遇到了长达七年的烂尾。
到了2020年,他们失去了工作,没有办法再过着一边支付房租、一边支付房贷的生活。所以有人带头搬回烂尾楼之后,更多的人也跟着一起搬了进去。
这就是那个烂尾小区,它的名字也比较讽刺,叫“别样幸福城”。照片里面亮灯的或者挂窗帘的地方,都是有人住的。我们当时统计,到他们搬离前的一天,至少住了50到60户。

这是其中一家三口的门口,小朋友画的画被家长贴到门上。画里有盖好的楼房和爸爸妈妈。她表达的愿望很朴素,就是想要一个正常的家。

这是另一位小朋友,跟她的单亲妈妈住在一起。她们把楼道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客厅和厨房,就在这里面生活。
烂尾楼里没有水没有电,所以大家只能用小罐的液化气做饭,或者抱团取暖,一起用柴火烧饭。

这是从四川到昆明打工的一个大哥,他动手能力还挺强,用木板给窗户做了封闭,同时留了一扇小窗,让光可以照进来。

这个群体在疫情之前都有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即使生活面临巨变,他们也都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体面一些。
这一户把朋友送的花插好放在桌面上,让生活看起来还是有滋有味。

这是曾经做生意的一个大姐,把她绣着法拉利的十字绣搬到了烂尾楼里,同时还铺了一块地毯,即便这个地毯只不过是一个绿色的塑料布。

这张照片拍摄于我在烂尾楼的最后一天。当地政府已经将他们迁到安置房里面了,我拍摄的心情也比较轻松一些。站在屋里的时候,我看见微风轻轻地吹进来,把窗帘吹动。

“别样幸福城”在2023年顺利竣工,他们是当时比较幸运的一个案例。但还有很多没那么幸运的业主,仍然在等待着自己的房子交付。
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我持续在拍摄《戛然而止的生活》,前前后后进入了至少一百多户人家,希望借此探讨生活本身的一种不确定性,一种被虚构出来的安全感。
2022年,成都,这个我自己生活的城市,遇到了长达四十多天的旱情和高温。
我觉得不能就这么坐在家里,于是背着相机来到了街头。我看到了曾经熟悉的屏幕变成一个又一个黑色色块悬挂在半空中。因为那年的高温导致成都的电力供应特别紧张,不得不关闭这些户外的屏幕。

这一张是成都环球中心的水上乐园,屏幕也是巨大的黑色色块。这些平常装点我们生活的玩意儿,一到这时候啥用没有,非常荒诞地存在着。

但只要你生活在基础设施好的城市,你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应对这些极端天气。有钱有闲,你可以去水上乐园;没钱也可以去地铁里,吹免费的空调。
但是住在更偏远的、基础设施薄弱的地方,他们怎么度过这样的夏天?所以从2022年开始,我开始拍摄气候问题,关注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对生活的中断。
这是一组仍然在进行中的照片,关注夏季洪水引发的灾难。
这一张拍摄于2025年8月的榆中山洪现场,村民的小麦被泥石流推到了外面,小麦的种子还散落在上面。

这是一位村民要求我给他和房子合影,他说这辈子做梦都没想过会有泥石流。因为甘肃是传统意义上的干旱少雨地区,但近几年在降雨线北移的影响下,他们也面临着气候灾难的威胁。

这是在一个农户杂物间里拍摄的。桌子上有农药、有化肥、有财神、有观音。一个农户期盼风调雨顺,期盼好收成,所有实现愿望的手段——物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全在这张桌上了。

下面这张是2023年7月涿州暴雨之后拍的。
我进到那些被洪水泡过的屋子里,水位线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

这也是涿州的一位屋主,他把孩子被水泡过的照片拿到外面晾晒,本想救一救,但没想到被太阳一晒,照片都褪色了。

这是一位养殖户大哥,在那场洪水中损失惨重。他养了好几十头牲口,有马、猪、羊,大部分都被洪水冲走了,还剩下一些。
但也就是因为剩下的这些,他没有办法去到安置点,只能在一个桥上搭帐篷生活,照看他存活的牲口。

这是被洪水冲到小树林的沙发。水位线清晰可见,绿色的叶子都是在水位线以上的,枯掉的叶子全都是被水泡过的。

这是涿州的居民在清淤。洪水到来之后没多久,屋子里面全都是这样的泥浆。等它干燥之后,又变成尘土。人们的生活想要恢复正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2024年7月,洞庭湖堤坝决堤,导致洪水倒灌进村庄。
我刚去就看到这个荒诞的画面:平静的湖面,被淹没的房子就露个顶,大家该干嘛干嘛。我们的工程通常都是这样,第一道堤坝决堤了,第二道堤坝决不决,只能看天。

所以大家都退守到第二道坝上面,24小时的蹲守,以防它随时可能决堤。有的人上晚班或者太辛苦了,就这么睡一睡。
这一张更荒诞。没有被淹的村民,吃完晚饭都要到堤坝上去散步。他们松弛地站着聊着天,后面是灾难场景。

和《戛然而止的生活》不同,拍摄的更多是生活场景。但在这个项目里,我把更多的镜头放到了人身上,因为人是气候变化的承受主体。
不知大家还是否记得,2024年的时候,大家都在传那一年是九紫离火年。所以很奇怪,春节我在家刷手机,就看到贵州有很多火灾。
这是我在国家气象局网站下载的整个二月贵州的火场分布图。

贵州在我印象里是个雨水比较多的地方,我想不至于会发生这么多火灾。出于好奇,我开着车去贵州走了一圈,探访火灾的成因。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火仍然是一个被大规模使用的工具。我跟当地人相处很多天之后,才慢慢有了这个感受:他们做饭需要明火,开荒、烧秸秆、祭祀、庆祝节日,都需要火。能源使用的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关系。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大哥还在路边烧着杂草,想为自己的田地烧一些草木灰肥料。看见我拿着相机走下去,他麻溜地就往山下跑,火也不管了。

这是路边一个特别简陋的庙宇。在这个地方,你要求神、拜佛,点个香烛是基本的礼貌。一阵风吹过来,发生火灾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是我在路上遇到的一个祭祀现场。人去世了,当地仍然有大操大办、风光大葬的习俗,所以他们搭了特别漂亮的灵堂。葬礼结束后,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烧掉。

这一张就是被烧灼过后的场景,地上留着一圈痕迹。

为什么他们都要赶在春节的时候做这些事情?因为贵州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大省,很多年轻人要到经济发达的地方打工,不可能专门为了清明节这样的节日回去一趟,只有等春节的时候回去,节庆、祭祖。
这是贵州安顺一个遭了火灾的林场。因为祭祀的时候用火不慎,导致树木都燃烧起来。我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偏傍晚时间,有的树木因为表面灼烧被碳化,发出漂亮的反光。

这就是被大火炙烤但没有完全焚毁的柏树叶和松树叶,被高温烘烤过后呈现一种金色。

贵州的拍摄结束后,我回到成都休息。有一天下午,我抬头看到天空是黄色的,心里还想怎么会有沙尘暴。但没多久就收到消息的推送,说川西的雅江县八角楼乡因为野外施工作业用火不慎,发生了大火。
火势规模非常大,我一个星期后才到现场,仍然有没被扑灭的火场。在高处的山坡往远处眺望,好几座连在一起的山谷都被烧成了焦土。

这就是当时被大火烧后的山坡,一片焦土,寸草不生,让人特别悲伤。

这是我第二次去拍摄的。四月份下过一场雪,树木已经开始了降解,这是大自然的新陈代谢。

到六月份我再去的时候,我从山顶慢慢走到山下的一些村庄,想去看看这场山火对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当然他们没办法去卖松茸、捡松茸,会蒙受一些经济损失。

但更可怕的是,那些被烧毁的木头,一到雨季,就会夹杂着泥土、雨水、落石一起滚到山脚,滚到人们的村庄里面,田地、房屋和人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
果不其然,我第四次去到山火现场的时候,就在村庄看见地上覆盖着泥石流淌过的痕迹。

在雅江拍完之后我回到了成都。后面又经历了桂林的洪水、洞庭湖的洪水。我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所笼罩。我那时候也在问自己:拍这些破照片有啥用?
在屋里面躺平摆烂了半个月,我慢慢地从那样的感觉里面走了出来。到2024年10月末的时候,我又回到那个山谷,就能去做一些特别细微的观察,去寻找一些生机。
这张照片就是瓢虫在被烧灼的树木上爬来爬去。

这一张是在山谷下面,村民们会把被烧过的黑土当做肥料,运回田地里为耕种做准备。
我常常被我的拍摄对象治愈,他们大多非常坚韧,坚韧之中还带着一种乐观,总会保有某种希望,觉得生活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恢复起来。

树木是没有那么快长出来的,但是漂亮的野花野草已经逐渐长起来了。如果我后面有时间,我还是会不停地去看一看,看一个山谷如何从被烧成焦土到慢慢复苏。

我觉得自己经常在做一些不太合时宜的事情。经济上行的那些年,我在拍不确定性、潜在风险和不可抗力。但这两年,我更希望去用影像去探讨生活的安定感:什么让人能够感到富足、欢乐,什么能够让人开怀地笑、尽情地表达自己。
所以我从自己的家乡出发,从柳州、桂林到大凉山,拍摄生活在西南山区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通常在城里打工,人们给这个群体拍的摄影作品,要么面无表情,要么彷徨、犹豫、不安。可是当我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和节庆活动里的时候,我发觉他们完全不一样:有血有肉,有很强的自我表达的欲望。
这张照片拍摄了一个彝族的家族祭祀,前面这个小哥在背着树转圈。

我原以为他们对老一套传统已经嗤之以鼻,不信这些玩意,但没想到他们反而是乐在其中。

这是一个凉山州的集市。在现代物流没有到达的地方,集市还是一个重要的场所。大家去赶集,为自己添置衣服。
在这些地方大家都特别敢花钱,看不到所谓的经济下行,也不会在意旁人的目光。

这是今年2月,我在广西拍摄的一个苗族村落的祭祀。年轻人会穿着松树枝、柏树枝做成的衣服,戴着木头雕刻的面具,假扮鬼怪,为村里的人祈福。

仪式进入到后半段,就有村民开始撒钱,从一块到一百块钱都有。
拍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大家都很投入地在抢,因为开始抢10块的了。

我就在想,它会不会是某种隐喻:从一个山村到外面去赚钱,你就是得更积极、更主动、更稳准狠,你就是得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比别人能忍受更多极端的条件。
那个仪式在我看来就像是他们的成人礼,去外面打工的一个预演。

这个小哥非常有表达欲,也很有镜头感。看到我拍他,钱也不要了,冲我比了个耶✌️。

在这样的地方拍摄,我不断地被他们的乐观感染。我也好奇,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他们这么放松地去释放自己?是故乡吗?是宗族,还是这些仪式?这个项目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希望它能给我答案。
作为一个摄影师,我的注意力始终关注那些被忽视的人和角落,我希望自己始终去关注人的根本问题。
很多时候我是在拍摄现实画面,但我希望自己的影像能够超越现实,有精神层面的力量,跟大家在不同的维度产生共鸣。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照片仍然有打动人的可能,让大家对一些事情的遗忘慢一些,再慢一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