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新加坡外长讲述自己如何用AI构建“第二大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旗智酷 ，作者：数旗智酷

近日，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巴拉克里希南博士在新加坡人工智能工程师大会上发表演讲，分享了他如何亲自构建自己的AI助手，以辅助支撑信息处理与数据工作，让自己的精力更多地集中于判断力与决策之中。

维文最初是一名眼科医生，后来投身政界，领导了新加坡的“智慧国家”计划。他指出：“你不能仅仅听别人介绍一项技术就认为自己能驾驭它。”人工智能不再是工程师的专属领域——这位65岁的外交部长正在以身作则，学习并应用这项技术。

维文的实践似乎也在证明：对于未来数字政府以及智慧城市的领导者而言，考察AI素养的一项重要标准可能就是——你是否亲自弄脏自己的双手去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Agent，而不是只负责听汇报。

维文·巴拉克里希南博士演讲的主题是《Building a‘Second Brain’:Opportunities,Risks,and Implications for AI Adoption in Singapore》，他演讲中他分享了自己如何构建“第二大脑”（个人AI代理）的经历，并探讨了AI对社会和政策的深远影响。

演讲伊始，他向观众陈述了自己对于AI的理解，也可以视为三个价值判断。一是不可外包的理解力与责任感；他认为，虽然计算、记忆和知识分发可以外包给AI，但个人的理解力无法外包。对于有权力的领导者，工作可以授权，但问责制绝不能授权。这明显已经涉及到了人机协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分配问题。

二是价值产生于基层或应用场景（而不是模型本身）；他认为，真正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并非来自宏大的宏观模型，而是产生于基层，由教师、律师、医生、技术人员甚至部长在日常工作流程中利用现有工具创造的。也就是说，智能的价值是附着在产业的运行齿轮转动之中，而非在云端凭空创造。

三是他认为技术门槛已崩塌；或者说已不存在懂不懂技术的能力区分，自然语言就可以vibe coding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创造者。实现AI赋能的障碍已经消失，现在的关键是让人们理解并组装已有的工具，将自己置于全新的发展轨道上。意思是说：现在已不需要成为“酿酒师”，AI时代需要的是“调酒师”。

随后维文分享了自己用三个月构建“第二大脑”的经历，包括他如何选择工具，如何解决自己的痛点，比如他说自己作为外交部长，一个月可能要访问12个国家，会见数百人。他需要通过AI来辅助处理庞大的地理、文化、历史和政治信息，从而“加速”这一过程，随时获取事实并进行深度研究。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从自己的痛点需求出发来构建产品的案例。此外他还介绍了技术架构、运行环境等实操性的细节，包括如何集成语音交互功能，如何打造自己的用户界面。

在三个月的AI应用实战中，维文认为，“第二大脑”已经在起草演讲稿初稿、准备会议简报和议会质询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甚至开玩笑说，AI生成的议会辩论有时比他的同事们更尖锐。此外，他表示强调自己并非在写代码，而是在组装工具。他虽然会阅读代码（以确保安全），但主要是利用现有工具进行集成。因为自己已经完整体验了构建个人Agent的全过程，他敦促政府官员和大众“弄脏双手”去亲自尝试，而不是仅仅听取汇报。他引用Claude的一句话总结：“你无法治理一个你只听过简报的技术”。

当然作为政府高层，维文也对AI的未来发展表达自己关于安全与政治方面的思考。他指出，大模型虽然强大，但存在能耗高、计算资源有限等问题。他更看好神经符号系统，认为人类大脑的计算层级其实比大模型更高效。所以，他应该认为尚不存在计算机超越人脑一说。

而对于大模型的安全问题，维文的观点很有意思。他并不担心个人系统的安全，因为他只放入开源和已发表的资料。但他认为，从宏观来看，商业竞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以及大国竞争将是影响未来AI普及速度和可用性的关键政治因素。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未来并未由技术和工程师塑造，而是由算力、芯片、能源等背后的政治博弈所塑造。

维文在演讲的最后重申了新加坡的公共政策目标：工具的民主化。他表示，新加坡可能不会站在模型“开发的最前沿”，但完全可以成为“大规模部署的前沿”。他相信未来的价值将在这种去中心化、自下而上的实验中产生。

作为一位65岁政界AI实践者，维文或许给那些正在犹豫、彷徨、逡巡不前的政府机构与管理者的启示是——

当时间一直向前，我们只有加速通过下一个弯道，你才会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你抵达的时间越早，可能为自己争取面对和解决的时间也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