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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因文化审查、产业结构与代际认知等问题,当下中国无法诞生匹配年轻人真实情绪的本土流行音乐,年轻人只能借外文歌抒发内心状态。 ## 1 迷幻说唱成短视频时代情绪表达主流 迷幻说唱将歌曲消解为统一情绪氛围,任何15-30秒切片都能自成氛围,完美适配短视频的碎片化注意力结构;它绕过语言门槛, trap节奏与808低音是生理层面共通的全球听觉语言,情绪传递即时直接。它精准承载了2020年代欧美年轻人派对孤独、未来预期低迷的精神状态,Don Toliver2024年专辑《Hardstone Psycho》空降Billboard 200第三就是明证。 ## 2 全球热单已经成为可工业化量产的产品 以Max Martin的"melodic math"为核心,当代热单制造已形成可复制、可教学的工程化流程,核心规则包括副歌50秒内出现、旋律单元不超3-4个等,现在甚至可以用机器学习预判热单潜力。这套工业流程的运转需要四个基础条件:稳定版税长尾经济、公开市场数据、全球互联版权清算基础设施、不被单一渠道捕获的市场,中国目前至少缺三样。韩国K-pop对接这套全球工业,2023年出口规模约2.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流行音乐出口国。 ## 3 中国流行音乐被锁定在代际结构困境中 目前中国头部热单仍以1960-70年代生人创作的老歌、抖音一次性爆款、审美定型于2005-2015年的港台系主流作品为主,30岁以下制作人难以突围。结构性激励缺失导致年轻制作人只能走短期变现路线,无法积累长周期创作能力;头部权威制作人审美脱节于全球潮流,又缺乏更新动力;数据不透明也让新一代制作人无法量化学习热单制造逻辑,最终中国音乐工业总流量极大,但全球热单制造能力极弱。 ## 4 中文流行无法承载当代年轻人的真实情绪 技术层面中国不缺天赋创作者,只要配套环境到位就能追上全球水平,但文化层面存在四重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是内容审查限制了负面情绪、敏感现实的表达,二是产业客户普遍要求正能量内容,创作者被迫对接需求遗忘真实情绪,三是头部制作人成长于经济上升周期,对当下年轻人的无力感存在共情盲区,四是主流文化本身就否定年轻人负面情绪的合法性,将其归为矫情。最终中国年轻人只能在外文歌里找到情绪契合点,根本问题不是产业技术差距,是社会层面的情绪表达权问题:只有允许年轻人公开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中文流行才能产出匹配他们状态的作品。
2026-05-21 13:44

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很压抑,装酷和走心都得用外文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赵先生的事务所 ,作者:赵智功


Don Toliver的歌声听上去有一种迷幻感。


在被一层混响和延迟的湿气裹着,慢慢地飘着说出每一个字。鼓在底下打着trap经典的卷舌hi-hat,808低音像潮水退去时露出来的礁石。


他的真音和假音之间的切换没有边界,过渡里夹着auto-tune的金属感,这种处理本身在2009年还被当作"作弊",到了2024年已经是这一代歌手嗓音的标准成分。


2024年6月14日,他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Hardstone Psycho》在Cactus Jack/Atlantic发行。首周拿下7.65万张album-equivalent units,7,598万次按需流媒体播放,空降Billboard 200第三、Top R&B/Hip-Hop Albums与Top Rap Albums两榜第一。


专辑里的首支单曲《Bandit》采样了澳大利亚迷幻摇滚乐队Tame Impala 2020年的《One More Hour》;另一首主打《Attitude》采样了2002年Snoop Dogg和Pharrell的《Beautiful》。这两个选择本身就是这一波音乐潮流的肖像:七十年代的迷幻摇滚遗产,撞上千禧年的新灵魂(neo-soul),被装进2020年代的trap容器里。


Don Toliver不是这条线上的第一人。


Travis Scott在2018年的《Astroworld》之后已经把这种"宇宙级混响"风格主流化了;Playboi Carti用更尖锐、更碎裂的版本拉到了一个极端;The Weeknd在另一头把它推向了80年代合成器流行。但Don Toliver是这一帮人里把"做梦"那一面做得最自然、最不刻意的那个。他的嗓音里有一种慵懒到近乎药物作用的质感,跟他署名的厂牌名Cactus Jack(仙人掌杰克,Travis Scott的本名是Jacques Webster II,但仙人掌指向的是致幻碱)互为呼应。


这种声音为什么在2024年到2026年之间在欧美年轻人群体彻底主流化?表面的解释是TikTok。任何一段Don Toliver的歌截15秒下来,都是一个完整的情绪片段:副歌不需要从头听到尾,任何切片都自成一种氛围。这种"切片即成品"的特征,完美匹配短视频时代的注意力结构。


但表层解释挡住了一件更值得追问的事:为什么是这种声音,而不是其他声音,成了切片时代的标准模板?


答案藏在迷幻说唱的几个内在结构里。


第一,它把"歌"溶解成了"氛围"。传统流行歌曲依赖于主歌-副歌-桥段的叙事张力,听众需要从头听到结尾才能完整体验。迷幻说唱跳过了这一步,任何30秒切片都是同一种情绪状态的具体化。


这件事在Lil B和Clams Casino 2010年前后的"云说唱"(cloud rap)实验里就被埋下了种子,经过Yung Lean、Drain Gang那一波瑞典少年在YouTube上把它推向极端,最后被Travis Scott、Don Toliver这一批人翻译成可量产的商业版本。


第二,它绕过了语言。Trap节奏和808低音是听觉的全球语言。一个北京的24岁青年和一个圣保罗的24岁青年,他们对一段湿漉漉的混响和一段halftime鼓的反应在生理层面几乎是一样的。意思可以听不懂,情绪是即时的。这件事是为什么K-pop在过去十年里全面拥抱trap-R&B制作语法,也是为什么拉美雷鬼顿、非洲Afrobeats、菲律宾P-pop全都在向同一种听觉中性靠拢。


第三,这是这一代人能听懂的"情绪原文"。


如果你愿意诚实地听Don Toliver在《New Drop》《Brother Stone》《Tore Up》里实际唱的内容,你会发现这些歌词的情绪坐标是一个极其当代的混合物:派对里的孤独、用奢侈品消解的空虚、性事的麻木、毒品作为生活节律的合理化、对未来既不期待也不绝望的中性状态。


这不是21世纪初Jay-Z那种"白手起家的胜利者"叙事,也不是90年代Tupac那种"愤怒的政治化反叛"叙事。


这是一种特别准确地表达了2020年代美国二十多岁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情绪原文。背后是一个SSRI处方率创历史新高、对未来上升预期持续走低、在过量信息里失去意义感、用消费和约会软件维持基本社交功能的世代,在音乐里的自画像。


这种情绪原文,在中国年轻人的实际生活里同样存在。不存在的,是把它说出来的中文音乐,更不是一首首ego满屏溢出的英译中中文说唱。


02


工业化的副歌


要看懂热单制造的真实运作,得先去一趟首尔。


或者其实不必去首尔,去伦敦、洛杉矶、斯德哥尔摩任何一个工作室都行,只要那个工作室门口挂的项目是K-pop公司的写歌营(songwriting camp)。


HYBE、SM、JYP、YG这些大厂的写歌营在过去五年里已经成为全球流行音乐工业的标准基础设施。


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在2024年举办的那场专门服务于BTS、ENHYPEN、NCT、TWICE的写歌营,把来自德国的28岁制作人BLVSH、伦敦的27岁词曲作者Josh McClelland、丹麦的28岁制作人Jeppe London和26岁Lauritz Emil关在同一个房间里,SM那边发来的参考曲目是Demi Lovato和Linkin Park的混合体,他们要在几天之内交出几十首demo,供A&R挑选。


BLVSH因为参与了Jimin的《Like Crazy》拿过Billboard Hot 100冠军。她对Billboard解释K-pop写词的核心技巧:"你要找的是抓眼球的关键词,不是诗意的结构,要的是hooky的字眼。"


这是K-pop公开化、最近五年才被外部完全看见的一件事。


BTS 2025年那张话题专辑《Arirang》的署名里,出现了Ryan Tedder、Diplo、Sarah Aarons、Livvi Franc、Mike Will Made-It、JPEGMAFIA、El Guincho这些名字,西方流行音乐工业最具长尾性的几个名字,被打包送进了一张K-pop专辑的署名页。在Billy Joel时代,一个艺人写自己的歌、找一个制作人合作,这是常态。在2026年的K-pop时代,一张专辑挂三十位写词作者、十五位制作人,才是常态。Girls'Generation 2013年的《I Got a Boy》早就是这种工业模式的样品:36位词作、15位制作人。


撑起这套机器的核心方法论,是斯德哥尔摩在三十年前就摸出来的"melodic math"。


Max Martin,本名Karl Martin Sandberg,197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1990年代初他在Cheiron Studios跟随Denniz PoP学徒;1998年他署名的Britney Spears《...Baby One More Time》登顶Billboard Hot 100,自此开启了三十年不曾断档的热单产线。截至2025年,他作为词作者署名的Hot 100冠军单曲数量已经累积到28首,仅次于Paul McCartney的32首和John Lennon的26首。Top 10单曲数量是89首。


这套被业内称为"melodic math"的方法论,核心不是数学,是一组关于人类听觉心理的工程化处理规则。


它包括:旋律先于歌词,歌词只是音节的载体;每行的音节数和下一行必须互为镜像;副歌必须在50秒之内出现;整首歌的旋律单元不超过三到四个;制作里的元素必须被严格剪裁,声场不能拥挤。在Max Martin早期写歌的时代,他自己英语都不熟练,他写的是音节的形状和位置,不是字面的意思,《I Want It That Way》在英语母语者听来意思相当不通顺,但旋律完美。这一切的支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好听的人耳决定了一首歌的命运,所谓"好听",是可以被拆解和量化的具体技术参数。


Max Martin之后,这套方法论被一代代复制。Dr.Luke、Shellback、Ryan Tedder、Jack Antonoff、Benny Blanco这些名字背后是同一套作业流程的不同变体。所有的当代美国流行音乐学院,Berklee、NYU Tisch的Clive Davis Institute、USC的Thornton都在系统化教这套东西。Hit Songs Deconstructed这种公司专门把Hot 100上的每首歌做结构拆解,把数据卖给唱片公司的A&R部门。Spotify旗下The Echo Nest(2014年被收购)更是把这件事推到了机器学习的层面,任何一首歌的"hit potential"现在都可以在发行前用算法给出一个置信区间。


把这件事放到全球视野里看,会得到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结论:热单的制造,在2025年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个体作曲家的偶然天才,是一个可以教、可以学、可以雇用、可以投资的工业流程。这个流程的总部在斯德哥尔摩和洛杉矶,服务的市场在全球。K-pop用了二十年时间,通过把自己的艺人产品对接到这套工业流程,把自己变成了世界第二大流行音乐出口国(2023年韩国K-pop出口规模约2.3亿美元)。日本J-pop在过去五年也开始走同一条路,虽然慢得多。


要让这套机器运转,需要四样东西。


一,稳定的版税长尾经济:只有这样,一个28岁的德国制作人才会愿意花两周时间在洛杉矶写不一定会被选用的demo,因为只要写中一首,版税收益足够覆盖他十年的成本。


二,公开的市场数据:只有Hot 100、Spotify、TikTok的实时数据全公开,A&R才能算清楚每一首demo的潜在ROI。


三,跨国版权清算的基础设施:只有有了BMI、ASCAP、SESAC、PRS、STIM这套全球互联的版权集体管理网络,一个瑞典作者署名的韩国艺人的中文翻唱,版税才能层层结算到他个人账户。四,一个不被单一渠道捕获的市场:音乐能在Spotify、Apple Music、YouTube、TikTok之间自由竞争,所以制作人有持续创新的压力。


中国的音乐工业,这四样东西里至少缺三样。


03


中文流行的代际锁定


打开2025年中国数字音乐播放量前50的列表,把每首歌的词曲作者翻一遍,会看到一个分布鲜明的画面。


绝大多数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署名属于一个固定的小圈子:周杰伦(1979年生)、方文山(1969年生)、林俊杰(1981年生)、陶喆(1969年生)、罗大佑(1954年生)、李宗盛(1958年生)的作品,在播放量上依然占据着相当的份额。1979年生的周杰伦今年已经46岁,他的核心音乐合作伙伴黄雨勋、钟兴民、洪敬尧这批人都是70年代生。


新出现的热门作品里,头部主要由几股力量构成。


一股是抖音神曲,这是一个特殊的品类,《学猫叫》(2018)的小峰峰、《漠河舞厅》(2021)的柳爽、《孤勇者》(2022)的钱雷,这些作品依靠短视频平台的算法分发把单曲推到极致,但作者本人很少能延续出第二首同等量级的热单。


一股是回归港台与新华语主流,林俊杰、邓紫棋、薛之谦,这些艺人的合作制作人多在四十岁以上,他们的审美定型于2005年到2015年那一波亚洲流行的成熟期。还有一股是更小众但艺术质感更高的独立音乐,窦靖童、五条人、万能青年旅店,这一股有审美但没有热单。


这个分布的诚实结论是:在中国大陆,真正能持续制造hit的力量,是一群在1995年到2010年那一波港台流行黄金期里被训练出来的人。他们今天的年龄,集中在45岁到65岁之间。


这一代人为什么没有让位?


第一个原因是结构性的。中国流行音乐从2015年前后开始,被腾讯音乐(QQ、酷狗、酷我合并后的体系)与网易云音乐两家平台几乎完全捕获。两家平台的版权策略与算法分发,决定了什么样的作品能被听见、能产生收益。这个市场的总流量极大,人均付费极低,平台从中抽取的份额极高。结果是,一首中国本土热单的真实创作者拿到的尾部版税,跟一个瑞典作者写一首BTS单曲的版税,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中国年轻制作人没有办法靠"一年写一首歌,养十年"的西方流程活下来,他们必须靠抖音买量、卖买断、接广告配乐这些短期变现路径才能维持基本生活。买断了的歌,作者后续就没有版税。这种激励结构反向锁死了能力的积累。


第二个原因是认知性的。如果你做过近五年中国头部音乐制作人的访谈和讲座,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在公众视野里被视作"权威"的制作人,对当代海外流行音乐的整体情况已经显著脱节。他们仍然在用2008年的方法分析音乐市场。副歌写法仍然按照"主歌叙事-副歌升华"的港台流派,情绪坐标停留在"哭情歌"、"励志歌"、"国风歌"这几个老的命题。他们对TikTok的理解停在"找一个好上头的副歌"这个粗糙判断上,对Don Toliver这一波迷幻说唱在结构上为什么是切片时代的最优解,对SZA那种把告白歌写成自我剖白的现代R&B范式,几乎没有真正进入语言。年龄不是问题本身,问题是这一代人在职业的高光期里没有被市场逼着持续更新审美。市场给他们的反馈机制太宽松了:一个2005年成名的制作人,2025年还能靠那套老技术接到大量院线电影主题曲、综艺主题曲的活,他没有动力去重新学。


第三个原因是新一代人的捷径思维。年轻一代的制作人本来是有可能突围的,但他们在中国当下的环境里被两条捷径反复诱导。一条是抖音爆款:用最便宜的方法做一个30秒的hook,买流量推上去,变现一波。这条路出不了一个Don Toliver这种意义上的艺术家,因为艺术家需要长尾、需要album-level的创作积累,而抖音爆款的创作动力是30秒卡点,不是50分钟的专辑张力。另一条捷径是接活变现:给短视频背景音乐配BGM、给手游配音乐、给综艺配主题。这些活给得起钱,但塑造不了独立艺术个体。结果是,中国当下三十岁以下的制作人,极少有人在按照"我要做一个能在五年后还在被听的作品"这种长视角思考自己的职业。


第四个原因是市场反馈的失真。腾讯音乐和网易云的播放量数据、平台榜单、热搜推送,跟真实用户的情绪状态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偏差。算法倾向于推已经在推的东西,新作品突破的成本极高;数据展示对内部A&R几乎完全不透明,所以制作人即便想做工业化的"melodic math",也没有数据来训练自己的耳朵。Hit Songs Deconstructed那种把每首Hot 100单曲做拆解、把数据卖给唱片公司A&R的服务,在中国基本没有商业等价物。中国制作人想搞清楚一首抖音神曲为什么爆,只能凭直觉判断,无法做量化拆解。


把这四件事放在一起,得到的画面是:中国音乐工业不是缺乏天赋,是缺乏让天赋积累成hit-making capability的环境。一个工业能力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稳定的反馈机制、需要持续被全球市场标准衡量、需要从业者能从中赚到能让他们持续投入的钱。这四件事在2025年的中国音乐行业里,一件都没有完全具备。所以中国音乐工业陷在一个奇怪的悖论里:总流量极大,真实的全球hit-making capability极弱。


这个悖论的副产品,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艺人开始绕过中国本土。早在BLACKPINK、BTS的K-pop大爆之前,韩国的做法就是把"音乐的本质",外包给斯德哥尔摩和洛杉矶。今天韩国艺人的歌,从《How Sweet》到《Like Crazy》到BTS整张《Arirang》,绝大多数都是这条全球工业链的产物:韩国负责艺人IP包装、舞台呈现、粉丝运营,音乐内核大量来自欧美写作者。中国艺人在2024年到2025年之间已经开始效仿这一路径:王嘉尔的国际版作品、刘宪华(Henry)的英文专辑、张靓颖与海外团队的合作。这些动作的潜台词都是:中国本土的音乐工业目前无法供应能与全球标准竞争的内容。


但这个绕道方案能解决的,只是头部艺人的几张专辑。它解决不了的,是一个体量超过十四亿人口的市场,为什么自己产不出一个能让自己的年轻人觉得"这首歌唱的是我"的东西。


04


失语症


到这里,我们触到了这件事的真正核心。


如果只是技术差距,可以用十年时间补上。


中国不缺聪明的年轻制作人,不缺学过Berklee的归国学生,不缺能写出复杂和声进行的本科音乐学院毕业生,不缺懂trap 808怎么layered的电子音乐爱好者。如果给这批人Max Martin那样的成长环境,稳定的版税长尾、公开的市场数据、跨国版权清算的基础设施、不被单一渠道捕获的市场,他们里面一定会出现可以跟全球同行平起平坐的人。这件事在技术层面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真正的不可逾越,在另一个层面。


回到Don Toliver。回到他那种慵懒到近乎药物作用的嗓音。回到Travis Scott的《Astroworld》、Playboi Carti的《WHOLE LOTTA RED》、The Weeknd的《After Hours》。回到这一波音乐在情绪坐标上承载的东西:派对里的孤独、用奢侈品消解的空虚、性事的麻木、毒品作为生活节律的合理化、对未来既不期待也不绝望的中性状态。


这不只是一组歌词主题。这是一套被准确说出的当代精神状态。它的命名权,也就是把这种状态从无名的弥漫感整理成可被音乐承载的具体情绪,花了西方流行音乐工业三十年时间。从1990年代Radiohead的《OK Computer》开始系统化地处理"信息时代的疏离",到Drake在2010年代把忧伤化的炫耀(melancholic flexing)做成R&B的主流情绪,到2017年Lil Peep、XXXTentacion、Juice WRLD那一批SoundCloud一代把抑郁、用药、自杀念头直接放进商业流行,到2020年代Don Toliver这一批把这一切糅合成一种听上去近乎舒适的氛围。这是一条漫长的文化处理流水线,西方流行音乐用三十年的不间断公开表达,把当代人的精神黑暗面变成了可消费的艺术形态。


中国年轻人的精神状态,跟Don Toliver唱的那些美国二十多岁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有相当大的重叠区。


过去十年的中国年轻人,经历了什么?房价从可触及变成不可触及。就业市场从能选择变成被选择。父辈那种"奋斗就有回报"的人生剧本失效。结婚率、生育率、初婚年龄全方位地反映出对家庭组建的不愿和不能。"躺平"、"内卷"、"摆烂"这些词被发明出来描述一种对未来无能为力的中性状态。抑郁症诊断率持续上升。SSRI类药物的处方量在三线以上城市的精神科门诊已经成为常态。短视频沉迷被普遍承认是一种新的成瘾形态。城市青年的孤独度、约会动力下降、社交萎缩的程度,从任何能搜到的数据来看,都已经接近东亚发达经济体在90年代末经历过的那一波。


这些都是真实在发生的事。这些都是Don Toliver那种音乐情绪坐标里可以容纳、可以表达、可以艺术化的内容。


中文流行音乐,在2025年,几乎完全没有处理过这些内容。


你在排行榜上能找到的中国大陆头部新歌,情绪坐标分布在以下几个固定档位:奋斗者的励志(《孤勇者》、几乎所有综艺主题曲、奥运赛事赞歌)、纯爱叙事的甜虐回忆(几乎所有古装剧主题曲、所有偶像剧片尾曲)、轻度忧伤但克制的小情绪(陈奕迅、薛之谦、林俊杰这一脉),以及国风诗意化的抒情(很多)。这些情绪坐标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不诚实地处理上面那些事。


中国的城市年轻人不是不在抑郁、不在用药、不在孤独、不在对未来麻木。他们是没有任何一种被官方认可、被市场鼓励、被制作工业能合法表达的中文音乐语言,用来唱这件事。


为什么没有?


第一层障碍是显而易见的。审查环境对涉及毒品、性、虚无、自杀、对未来绝望的歌词,有一整套从严的合规要求。"躺平"作为词汇曾经在某段时间被官方媒体批评为不上进的危险倾向。任何一首试图诚实描绘中国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歌,在被推送到主流平台之前,会被审查机制以"价值观不正"为由打回。审查不是要求歌唱积极向上,审查是要求歌不出现某些表达,而这些表达恰恰是当代精神状态最需要被命名的部分。


第二层障碍是产业的。中国头部音乐厂牌的主要客户是综艺、影视、品牌联名、政府文宣项目。这些客户都需要"正能量"的、"温暖"的、"有戏剧张力但收尾正面"的歌。一个写歌人如果想留在产业里,他必须把自己的创作输出对接这些客户的需求。久而久之,他自己也忘了真实情绪本来应该长什么样。


第三层障碍是代际的。前面提过,中国头部制作人的年龄结构集中在1965到1985年代生。这一代人是在中国经济上升周期里成长的,他们的人生剧本是奏效的。他们对今天2000后年轻人那种"努力到精疲力尽却看不到出口"的精神状态,在共情层面有真实的盲区。他们写不出这种情绪,因为他们没有完整地经历过这种情绪。他们也意识不到自己写不出来。在他们的感受里,自己仍然代表着年轻人,因为他们的微博粉丝量还在涨,综艺邀约还在排队。


第四层障碍是最深的,也是最让人不舒服的。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对"年轻人的情绪状态值得被表达"这件事,本身就抱有怀疑。当一个25岁的城市青年说"我感到没有出路、没有意义",主流文化的回应模式是:你应该多读书、多奋斗、多自我提升、多看看老一辈的不容易、多想想还在更艰苦地方的同龄人。"你的痛苦不是事实,你的痛苦是矫情。"这种回应模式从家庭、学校、单位、社交平台一层一层叠加下来,最终形成一种系统性的拒绝:拒绝把年轻人正在感受的东西承认为合法的情绪事实。


而音乐,作为情绪表达最高效的载体,被这种系统性拒绝压得最严重。一首诚实描绘"躺平青年某个失眠之夜的灵魂状态"的中文流行歌,在2025年的中国本土发行市场里,不可能成为头部热单。它会被算法降权,被主流平台限流,被主旋律媒体批评,被"健康向上"的同行公开切割。所以没有人愿意写它。所以中国年轻人在Spotify(那个他们用VPN才能用的服务)或者从YouTube扒下来的mp3里,听Don Toliver,听Travis Scott,听SZA,听Frank Ocean。这些歌不一定唱的是他们的生活,但这些歌的情绪温度跟他们对得上。


这才是真正的悖论。


中国年轻人在2026年的精神状态,跟美国年轻人有惊人的可比性。中国音乐工业的技术能力,跟韩国K-pop的差距并不大,只要审美匹配、激励到位、市场打开。但中国年轻人在自己语言的音乐里,找不到对自己精神状态的诚实表达。这件事的成因不在制作人不努力,不在听众不挑剔,不在器材不到位。这件事的成因在,中国当代主流文化拒绝公开承认它的年轻人究竟在感受什么。


技术上,中国可以追上Don Toliver的混响处理、auto-tune的运用、halftime trap的鼓组编程。这些都不难,有十个肯花两年学的中国制作人就能做到。


文化上,中国做不出Don Toliver,不是因为做不出那种声音,是因为做不出那种声音背后的诚实。一个国家如果不允许它的二十多岁年轻人公开表达对未来的麻木、对消费主义的厌倦、对人际关系的破碎感、对自己内在状态的疑惑,那么这个国家的流行音乐工业就只能停留在生产"奋斗者励志赞歌"的层面,不管它有多少钱、多少听众、多少音乐学院毕业生。


这才是中国音乐审美困境的真正源头。它不是行业问题,是社会的情绪表达权问题。是一个国家允不允许它的下一代用自己的声音说出它在感受什么。


回到那张Hardstone Psycho的封套,Don Toliver站在一片光线浑浊的背景里,嘴半张着,眼神涣散。他不是英雄,不是反叛者,不是受害者,不是奋斗者。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在用一种近乎药物作用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当下。


中国年轻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奋斗赞歌。


是一个能让他们的涣散、麻木、湿漉漉的虚无被听见、被命名、被允许存在的中文音乐。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所有关于"中国音乐什么时候能做出Don Toliver"的讨论,都停留在不重要的表层。


主要资料来源


  • Billboard,"Don Toliver Gets First No.1 on Top R&B/Hip-Hop Albums Chart With'Hardstone Psycho'"(2024年6月);《Hardstone Psycho》Atlantic/Cactus Jack厂牌资料


  • Music Business Worldwide,"How Max Martin's songwriting techniques are used to write hit,after hit,after hit"(2023);Hit Songs Deconstructed "The Melody&Hook Writing of Max Martin(2025)"


  • Billboard,"K-Pop Songwriters:Inside UMPG's Unlikely Hit Factory"(2024年8月)


  • Stereogum,"BTS'Arirang'Album Review"(2026年3月)


  • Korea Times,"Composed in Sweden,recorded in Korea:K-pop production goes global"(2026年3月)


  • Wikipedia:Cloud rap,Digicore,Trillwave,SoundCloud Rap;Red Bull,"What happened to the hip-hop micro-genre cloud rap?"


  • 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的通知》及历年内容审查相关规范性文件


  • 国家统计局历年城市青年就业、婚育、心理健康相关公开数据


  • Asaf Peres,Top40 Theory(关于Max Martin melodic math的学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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