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洁：华人AI人才回流，正在重塑中美科技竞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戴明洁

在中美科技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AI人才正在成为各国争夺的关键战略资源。过去，“中国培养基础人才、美国吸纳全球人才”的跨国循环，曾共同推动中美乃至全球科技进步；但随着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国家安全、产业竞争和科技主权框架，人才流动也不再只是个人职业选择，而被赋予了更强的战略含义。

中国如何从“早期培养型”人才大国转向更能支持人才长期发展的创新生态？AI人才回流与关键技术、数据、企业外流管控为何同时出现？DeepSeek等中国本土AI企业的崛起，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批量培养世界级AI人才的能力？

围绕这些问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研究员戴明洁近期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就中国AI人才生态、中美科技竞争以及人才流动管控等议题作出分析。IPP评论现刊发采访实录，供读者参考。

问：过去很多中国AI人才的成长路径是：先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再到美国高校、实验室或科技公司接受进一步训练，之后部分人回到中国。您怎么看这种跨国人才循环？中美两国AI今天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开放流动？

戴明洁：客观地说，这种“跨国人才循环”在过去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科技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既取决于美国二战以来的“开放型”人才政策，也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本土人才教育的重视、以及对人才出国深造的大力支持。

当前在美国硅谷活跃的华人AI人才，很多都是90后。这个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尤其是高考进入名牌大学的人，大多都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有着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然后出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那么读完后选择留美工作还是回国，就取决于各地的工作机会与个人选择了。

对中国而言，这样的人才流动支撑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通过留学人员带回了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国际网络。许多“海归”成为本土高科技产业和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缩短了中国的学习曲线。

《经济学人》基于NeurIPS论文作者工作地统计显示，中国已在2025年超过美国，成为顶尖AI研究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图源：经济学人

而当前一个更令人振奋的事实是，基于此前的积累，在以AI为核心的第四轮科技革命以来，中国人首次站在了科技革命的中心。硅谷的很多报道，包括黄仁勋、马斯克等人都曾说过，当前华人占据了硅谷AI人才的“半壁江山”。这一现象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是没有的。

前两次不用多说了，中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但很遗憾工业革命在西方开始，而非中国。第三次“互联网”科技革命中国有幸赶上了，但主要还是“美国研发—中国应用”，中国的互联网大厂主要是在美国科学探索与技术研发基本完成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应用端的商业模式创新，而非前沿的科技创新。但这一次不一样，中国既有顶尖的AI研发人才，又有应用转化人才，人才梯队更为完善，有实力跟美国形成事实上的“G2”了。

对美国而言也很有好处。1980年代里根革命以来，美国开始“去制造业”，几十年来少培养了很多工程技术人才，中国人才的赴美流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这一空缺。另外，美国顶尖的实验室和企业，也受益于由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筛选和培养出来的、最聪明的一批大脑。他们带着扎实的基础前往美国，直接贡献于美国科技浪潮。况且，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上，美国自二战以来的科技进步一直都是建立在吸引全世界人才基础之上的。二战期间吸引了很多苏联、德国等欧洲人才流入美国，互联网革命以来又吸引了很多中国、印度人才。美国一直很善于吸引全球人才来支撑美国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这一点中国是需要学习的。

不过可惜的是，这样的“跨国人才循环”当前正在被地缘政治所影响，尤其是当美国将AI技术加速应用于军事和安全领域时，使得顶尖人才越来越被看作是国家战略资源，面临被“安全化”、“政治化”的风险。

2024至2025学年，中国在美学生中，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占23.6%，工程学占17.8%，物理与生命科学占10.5%，高度集中在“STEM”领域。

问：您提出，中国不能只做“早期培养型”大国，而要建设更能支持人才长期发展的生态。就您现在的观察，中国做出了哪些努力？又还有什么不足？

戴明洁：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逐渐认识到，“重金挖人”的货币化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吸引部分人才回国，但想要塑造长期的人才竞争力，还是要打造能让人才“引的来、留的下”的创新环境，也即要将本土打造成“地域嵌入型”人才平台。

一个突出的体现是从中央到地方对“高水平人才高地”和“世界级创新平台”的布局。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国家战略，其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区域协同，突破行政壁垒，整合高校、企业、资本，打造类似美国硅谷的“地域嵌入型”创新生态。美国硅谷生态的一大好处是，不论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如何动荡，也不论全球化格局如何演变，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最前沿的技术与最优质的资本都会向它聚集，并且来了之后就很难离开。

政策层面中国也在尝试改革，例如一些地方和高校试点“破五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试图建立更注重实际贡献和创新价值的人才评价体系。国家基金等项目也加大了对青年人才、颠覆性创新的支持力度。

然而，认知上的转变要真正落地为生态的质变，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

一是产学研的“旋转门”仍不顺畅。美国的优势在于，人才、知识、资本在学界和产业界高效循环。但中国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由于“体制内外”的差异，评价标准各异、人员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很高。这显然割裂了人才在产学研联合空间中的发展机遇。

二是评价体系的“形式主义”惯性依然很大。尽管都在谈“破五唯”，但在很多关键节点（如项目评审、人才引进、职称晋升），论文数量、人才“帽子”头衔，依然是可量化、易操作的硬指标。当前，已经有一些企业在招聘时更看重项目实战能力，而非毕业院校和论文列表，但这种评价人才的文化还未形成主流。

三是创新文化的深层差异。美国创新文化中推崇的“宽容失败”、“去官僚化”、“车库创业”精神，为其颠覆性创新提供了文化温床。而中国的“内卷”、强调KPI、层级管理等现状，在无形中消耗了人才的创造热情和冒险精神。建设人才生态，最终是要营造一种能激发人内在创造冲动的文化和制度环境，这远比建几个高级实验室、拨几笔巨额经费要重要得多。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5年四季度，人工智能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长19%。图源：新华社

问：今年以来，政府和高校大力在吸引AI人才回流的同时，似乎也开始更重视防止关键AI人才、技术和公司外流。您怎么看这种“吸引”和“管控”并存的现象？

戴明洁：除了AI人才，我近期也重点关注了“Manus事件”，从它去年6月迁至新加坡、12月被Meta收购到今年4月被中国商务部“禁止投资”。在持续的关注下，我对AI关键企业、技术、人才外流这一问题也有了些理解。

客观来讲，“吸引回流”和“防止外流”这两种现象并存，是当前国际科技竞争白热化、国家安全议题凸显下的反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尤其是可能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AI技术，对核心人才和技术的流动进行必要的审查，是各主要大国当前的普遍做法，并非中国独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审查或者说“管控”是防御性的、是有限度的。它以保护自身核心技术和人才为目标，而非是“攻击性”的通过长臂管辖去争夺其他国家的人才和技术。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吸引力”。当一个地方的创新生态足够优越，拥有世界级的研究平台、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高效转化的产业配套、尊重人才的市场环境，这对外是强大的“磁场”，对内则是坚固的“生态黏性”。到那时，必要的管控就会被置于一个合理、适度且被理解的框架内。因此，还是要将重心放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发展型”生态上，管控措施可以作为透明、规范的“护栏”，不应成为阻碍创新活力流动的“围墙”。

问：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常被视为中国本土AI人才成长的代表。您认为DeepSeek是否说明中国已经能够培养出完全本土的世界级AI人才？中国能否批量培养出许多“梁文锋”，还是仍然需要更开放的人才发展生态？

戴明洁：DeepSeek的成功和梁文锋先生的经历，无疑是中国AI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有力地证明了几个事实：

第一，中国本土的教育体系和产业环境有能力孕育出世界级的顶尖人才和科技公司。

第二，它挑战了传统以资历、“帽子”、海外背景论英雄的人才评价标准。

DeepSeek团队年轻、以实战能力为核心，为国内科技企业的人才观和组织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不过，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这一案例。DeepSeek的成功，就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它证明了天空中可以出现这样的星星，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拥有了孕育整个星群的宇宙。

能否批量培养出“梁文锋”，现在还很难下定论，但一个国家的科技崛起始终需要的是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土壤”。这样的生态，要让像“梁文锋”这样有追求、有才华的年轻人，能够持续地、大批量地获得支持，不仅仅是资金支持，还要能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技术路线去探索；要能让这种“理想”能吸引到全球顶尖同行的加入，而非因为短期难以变现而流失人才（报道称，自2025年下半年起已有10名DeepSeek核心人员离职并加入腾讯、字节、小米等大企业）；要让其成功能得到市场和社会价值的正回馈，而非不得不在此后加入“内卷竞争”中。

据外媒5月22日报道，DeepSeek已向潜在投资者承诺，这家初创公司将继续开发开源AI模型，而非追求短期商业化，本轮融资规模为700亿元人民币。图源：央视新闻

我想，想要更多的DeepSeek出现，还是需要更开放、更包容、更以人才为本的发展生态，还是要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去改变僵化的评价体系、割裂的产学研以及“内卷”的商业氛围。

问：您曾在文章中提到，现在美国的政治氛围下，科技和学术界的人也面临着“选边站”的问题。您认为，对科研人员和创业者来说，行政力量更深地介入人才和技术流动，会带来什么心理影响？这会增强安全感和资源支持，还是可能让人才对科研环境、创业环境的开放性和可预期性产生疑虑？

戴明洁：行政力量的介入，对科研人员和创业者心理的影响可能是双面的，需要把握好尺度。

从积极面看，在国家层面加强引导和投入，确实能让一部分致力于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学家和创业者感到“被重视”和“有依靠”。特别是在一些需要长期投入、商业回报不明朗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国家的稳定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定心丸”。它意味着你的研究方向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能获得更持续的资源，研究成果也能有明确的应用出口，这无疑能带来强烈的使命感和安全感。

然而，这种介入如果尺度把握不当、或过于泛化，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心理疑虑可能远超其提供的“安全感”。科研探索和前沿创业的本质是高度不确定的，其最需要的是思想的自由碰撞、人员的跨境流动、信息的开放获取。如果行政力量的介入，演变为对研究方向的过度规划、对国际合作的不必要设限、对人员背景的泛化审查，就会严重侵蚀创新环境中最珍贵的“可预期性”。

尤其是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顶尖人才来说，他们选择在一个地方扎根，绝不仅仅看中经费支持，更看重的是：我在这里能否自由地追随科学好奇心？能否便捷地与全球最聪明的大脑交流？我的工作能否不受非学术、非市场因素的干扰？我的知识产权和未来能否得到法治的保障？

2025年10月1日起，中国K字签证正式生效。持该签证的外国青年科技人才，将在入境次数、有效期、停留期等方面得到更多便利。图源：新华社

如果行政介入的加深，让他们感到环境在变得封闭、审查在变得随意、规则在变得模糊，那么无论给予多少经费和“帽子”，都可能引发他们的疑虑甚至出走。

因此，行政力量的角色，应该通过构建一流的平台、完善法治、提供稳定支持来创造“安全感”，同时通过恪守边界、尊重科学规律、保障开放交流来消除“不确定性”。

本文为《联合早报》专访戴明洁研究员的文字实录。今日二条同步刊发《联合早报》相关报道整理，供读者对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