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回旋镖还是来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尹 ，作者：秦尹

村东头二里半，有个大坡，沿着大坡一路下去，就来到一个李姓为主的村庄。

奶奶李秀英，就出生在这个村子。

74年前，20岁的奶奶翻过大坡，嫁到了我们家。此后十余年间，她一共生了6个孩子。

繁重的生育吞噬了她宝贵的年华，以至于回趟娘家都成了咫尺天涯一样的奢望。

那年头，有太多和奶奶一样的女子，对新家庭新生活的憧憬犹如一条条河流，将她们从山脚，从原上，从一个个不知名的小村庄汇集到同一个地方。

田里的麦子黄了又绿，土地不知疲惫地产出粮食，与此同时，村庄里婴儿的啼哭声此起彼伏。一夜之间，庆祝丰收和庆祝新生，成了村庄唯二的主旋律。

在所有人，包括那些从少女变成母亲的女人们眼中，这一切都合情合理，身处缺乏质疑和反思的年代，没有哪户人家会计较多一个孩子少一个孩子的差异。

于是在这种热闹的生产气氛里，家庭成员的数量越来越多，村庄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然而粮食的产量却没有跟上人口膨胀的步伐。

饥饿唤醒了爷爷脑海里对那场可怕年馑的全部记忆，那会他只有四五岁，跟着父母四处逃荒，没想到若干年后，自己又站在同样的悬崖边上。

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他，望着满院的孩子，心里会不会有怀疑和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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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父母这一辈，显然汲取了前人的教训。

尽管他们也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养，但他们控制了孩子数量，有的家一个，有的家两个，最多不超三个。

这种观念的转变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从艰苦年代成长起来那批人较之他们的父母多了一些生存理性，他们亲身经历过多子女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窘迫。

另一方面，村里的土墙上随处可见刷着代表国家意志的白灰字，一个个反面例子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犯不着以身试法。

但无论出于哪点，都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些放弃生育的家庭已经有了男孩，否则，什么生存理性，什么国家意志，统统都得靠边站。

头胎是女儿，那就再生一个。二胎要还是女儿，那就咬牙生三胎，生四胎，不让生？那就躲着生，藏着生。

1990央视元旦晚会，黄宏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幽默演绎。至今还记得里面的两句经典台词。

宋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黄说：你听错了，那是说——实在不行了，男女才一样。

别说三十多年前，就是现在有多少人嘴上说着这话，心里却还装着生男孩的执念。

03

越清楚为什么而生，越不敢生。

这是当下年轻人对生育的普遍看法，相比前两辈人，他们活得前所未有的明白。

这种明白实质就是理性的体现。他们比自己的先辈更擅长计算了，算收入，算房价，算交易成本，算机会成本……

算到最后发现，生养一个孩子的付出远远大于所能得到的回报，况且这份回报还充满不确定性——孩子未必成才，成才未必孝顺，孝顺未必有能力养老。

更不用说，有些年轻人连自己的日子都没过明白，漫长的「奥德赛时期」是当下和今后许多年轻人必然会面临的一个人生课题。

不婚不育真的错在年轻人吗？

很显然，这是对年轻人赤裸裸的污蔑。

他们不过多了些理性而已，又不是绝对的自私和无情。谁不想有个幸福温馨的小家，谁不想拥有更完整的生命体验？

但现实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有代价的。

所以他们才会说出这句话：如果生孩子是为了继承自己的贫穷、忙碌和恐慌，那么不生也是一种善良。

当一个人压抑自己生育的意愿，用不惜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应对这个时代的生存压力，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担当？

想起《蛙》里的一句话：“生育繁衍，多么庄严又多么世俗，多么严肃又多么荒唐。”

庄严、世俗、严肃、荒唐，从七八十年前爷爷奶奶那一代，然后是三四十年前父母这一代，再到我们这一代，关于生育繁衍的故事从未停止。

无论这个故事怎么书写，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任何时候，普通人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和人生，为某个更大的逻辑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