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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江苏“处长直播体验送快递”事件,肯定共情价值,主张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破解快递末端困局。 ## 1. 直播还原快递员真实困境 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梁勇在《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直播中体验送件,亲身遭遇三类典型困境:收件人电话无人接听造成的无效时间成本,无电梯老旧小区爬楼送货的体力消耗,小区门禁阻碍通行增加的额外成本。这种角色互换带来的认知冲击,是书面报告无法替代的。 ## 2. 共情催化出多项落地解决举措 本次体验公开建立了管理者与快递从业者的共情,并转化为具体举措:江苏已建成约4.9万组智能信报箱(近500万个格口)、3万多个末端驿站、约1.4万个供快递员歇脚充电的“暖心驿站”;推动末端派费每件提高约3分钱,建立用工纠纷化解机制;南京试点“宁新码”,快递员认证后可通行全市4000多个小区。这些举措为全国提供了参考样本,推动管理思维从规范处罚向服务保障延伸。 ## 3. 共情无法替代系统性制度设计 处长几小时的体验无法完全复刻快递员长期面临的系统性压力,个案解决不能破除制度性障碍,目前末端困境本质是消费者、电商平台商家、快递企业、加盟网点、快递员五方利益的复杂博弈。要破解困局,需要将个案探索标准化制度化推广。 ## 4. 共情之后需推进顶层制度改革 本次体验解决了部分共情缺失和即时响应问题,但仍未触及利益深水区和系统性改革。政策制定者应将这类换位体验作为常态化调研机制,最终推动理顺价格机制、保障核心权益、平衡多方利益的顶层设计,才能让数百万快递人更有尊严地奔跑。
2026-05-23 20:26

全媒体直播,“处长快递员”的一天:经历了什么?解决了什么?“共情”之后,最重要和该做的又是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驿站 ,作者:驿站老鬼


4月28日上午9点,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梁勇没有坐在办公室,而是穿上了工服,别上了记录仪,在直播镜头前开始了他的“新工作”——体验快递员送件。


接下来的一天,他遭遇了电话多次拨打无人接听的无奈情况,体验了扛着包裹步梯爬楼的沉重,也感受到了被小区门禁拦在外头的尴尬。所有这些遭遇和场景,都发生在我们在上期“驿论”提及的江苏广电总台《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中(点击了解详情)。



这场直播也因为“处长快递员”的切身经历以及镜头下的真实呈现,引发了远超寻常政务访谈节目的关注。人们不禁要问:


这场“沉浸式体验”,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它真正触达了哪些症结,又留下了哪些待解的难题?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局长直播剑指“派费过低”后,“处长送快递”又都发现和解决了哪些问题。


01


“处长快递员”的一天


直播镜头毫无保留地记录下了梁勇作为“快递员”的几个典型困境瞬间,这些瞬间构成了快递员日常工作的一个微观剖面。


场景一:“失联”的客户。


在投递过程中,梁勇多次遇到收件人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这直接导致投递流程中断,效率大打折扣,时间在等待中流逝。对于分秒必争、按件计酬的快递员来说,这种“无效等待”是巨大的成本。


场景二:“沉重”的楼梯。


面对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梁勇需要扛着包裹爬楼送货。直播画面中,搬运重物爬楼的体力消耗显而易见。这直观地抛出一个问题:当前普遍“一刀切”的派费标准,是否合理衡量了不同投递场景(如是否有电梯、货物重量)下的劳动差异?


场景三:“紧闭”的大门。


在试图进入某个小区时,梁勇被保安拦下,被告知快递车不能入内。这让他不得不寻找临时停车点,再步行进入,增加了额外的体力与时间消耗。“进门难”是许多快递员每天都要面对的物理阻隔,直接影响了“最后一公里”的投递效率与体验。


对于一位制定行业规则、处理用户投诉的管理者而言,这种从“管理者”到“被管理者”的角色互换,带来的认知冲击是任何书面报告和数据都无法替代的。它让抽象的“末端配送难题”,变成了具体、可感,甚至有些狼狈的“亲身挑战”。


02


处长和快递员“共情”


“换位思考”是有效治理的第一步。


老鬼的朋友五哥认为,这次“处长直播送快递”最直接的价值,在于它公开建立了一种“共情”,并将这种“共情”迅速转化为一系列具象的政策语言和行动数据。


在梁勇结束体验后,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局长蒋波也在直播中对主持人坦言:


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梁勇是一位“不合格”的快递员,他体验到的劳动强度和工作压力远远比不上真正的快递员所承受的。


同时,借此契机,蒋波也重点强调了保障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并公布了一组江苏省快递保障的相关数据与举措——


基础设施:建成智能信报箱约4.9万组、近500万个格口,以及3万多个末端驿站,试图通过多元投递方式缓解快递员上门配送的压力。


关爱举措:打造约1.4万个“暖心驿站”,为奔波的快递员提供歇脚、饮水、充电等服务。


权益保障:通过引导企业提高末端派费,每件约提高3分钱,以保障基层劳动报酬;同时,探索“邮事好商量”等机制,化解行业用工纠纷。


通行便利:针对直播中反映的“进门难”,南京已试点“宁新码”系统,快递员认证后,可通过“亮码”方式通行全市4000多个小区。



这场“处长送快递”的直播,首先解决的是“看见”与“理解”的问题。五哥坦言,它以一种极具传播力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政策制定者深入行业“毛细血管”的努力。同时也推动管理思维从简单的“规范”与“处罚”,向更富有人情味的“服务”与“保障”延伸。诸如“暖心驿站”“宁新码”这类举措,正是这种“共情”催化出的政策。


可以看到,从硬件布局到权益保障,从通行纾困到收入提升,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在省级邮政管理部门力所能及的权限范围内,用实打实的举措,尽可能地回应并试图解决直播中暴露的问题,也为全国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样本。


03


寻找“最大公约数”


然而,在五哥看来,感性的“共情”不能、也不应替代理性的制度设计。


处长几小时的体验,无法完全复刻快递员1年365天所面临的系统性压力:长期的低收入、严苛的罚款、模糊的职业前景、激烈的市场竞争…


个案问题的解决更不等于制度性障碍的破除。比如,处长在体验后,协调快递员可以进入其体验时被挡在门外的某个小区。


真正的治理智慧,在于将“宁新码”这样的个案探索标准化、制度化,并推广至江苏乃至全国,形成普惠性的解决方案。


更深层的挑战,则是寻找“最大公约数”。



比如快递末端的困境,包括处长体验的“爬楼苦”“进门难”,本质上是五方利益复杂博弈的结果:消费者要便宜便捷、电商平台和商家要低物流成本、快递企业要利润与市场份额、加盟网点要生存、快递员要合理报酬与尊严。


在这样的博弈中寻找最优解,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既要又要”——


既要保障快递员的收入与权益,又要考虑网点的生存空间;既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要平衡配送效率与通行规则;既要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又要推动行业告别低价内卷、实现高质量发展。


但这就是中国快递末端发展的真实现状,也是必须闯过的一道关。


蒋波提到的江苏省邮政管理局推动“每件派费提高约3分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不过,在巨大的市场成本压力和“价格战”惯性下,其效果仍需观察。


在老鬼看来,要真正稳定末端,需要的是追根溯源,把功夫下在“里子”:


一是制定科学的末端派费核算机制,建立与劳动强度、本地生活成本挂钩的派费调节机制。


二是推动电商平台进行“投递方式选择”的前置设计,让服务分层与成本分摊相匹配。


三是坚决遏制“以罚代管”,将罚款控制在合理比例。


当然,这已经超过省级邮政管理部门的能力范围了。


04


结语


伟大领袖毛主席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作为领导者,要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领导者是群众的学生,说的是制定政策的过程;到群众中去,领导者是群众的先生,说的是贯彻执行的过程。


没有群众的领导是‘空洞的’,而没有领导的群众,是‘盲目的’,是不可持久的。”


处长直播送快递,解决了一部分“共情缺失”的问题,也解决了一部分“行动响应”的问题,催生或加速了某些具体措施的落地。


但是,快递末端多方博弈的“冰山”之下,是多年难以触及的利益深水区和长期缺失缺位的系统性改革。


在“共情”之后,中国快递更需要持续、坚定的“设计与行动”。


从业者期待,这种“换位体验”能成为政策制定者常态化调研机制的一部分。


从业者更期待,这种源自一线的真切感受,能够最终催化出那些能理顺价格机制、保障核心权益、平衡多方利益的顶层设计。


唯有如此,数百万快递人的奔跑,才能更有尊严,也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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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 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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