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树都在倒立：当人类开始羡慕植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作者：经观观察家，原文标题：《所有的树都在倒立——当人类开始羡慕植物》

植物的繁盛不是“是否”的问题，而只是“何时”的问题

佐伊·施兰格的《食光者：读懂植物就能读懂世界》这两年长期居于《纽约时报》最佳科学类书籍榜单。

众所周知，没有植物，就没有地球生命，光就只是光。冯象说，中文《圣经》里把希伯来语的原文翻译成“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其实更贴切地，应该译成：“上帝说，光，就有了光。”——似乎，在这希伯来口吻里，植物被视为意志之下的“和光同尘”之物，是被归于“物质”的生命；而动物更容易被视为和人更亲。这本书就是从这一伦理问题开始谈起。

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好在湖南采访养蜂人。我第一次被蜂蜇。那几天我冒雨来往于洞庭大桥之间的岳阳与君山之间，雨里——蜂农“无所事事”，蜂箱里的蜜蜂也不会出来工作。

几天前我在蜂箱的“主场”前被侦察蜂识别为敌人，我的额头被它额头紧贴，继而感到被它身体压迫，接着像被钻子螺旋地没玩没了地刺入着，并不那么疼……这是第一次被普通蜜蜂蜇的感受，不会太痛，但也不能说明你对蜂毒不过敏——还需看第二次被蛰的症状如何……

我正是通过第一次被蜇，开始掀开飞舞的“帘子”，感觉到蜜蜂的社会性与社会形态，与人类社会、人的社会行为高度相似。最初蜂群在我眼前用无数“8”字重叠飞舞，看不出所以然，这时守卫蜂不请自来的攻击，让我开始理解它们的行为和意图，看出蜂箱上空的飞行章法和破绽、两个出蜂口的交通，开始辨析——谁是发出刺耳噪音的守卫蜂，谁是头次出门天真嗡嗡的新蜂，它悬停回看自己的家的导航位置，这新生命至多只能活几个月，如果生于过劳的“蜜忙”时节，只能活二十来天……

然后我产生了几乎直觉判断：蜜蜂，比植物更像人。这个直觉，似乎让眼前的飞舞太容易被视为“社会”。拟人化几乎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本能。

蜜蜂是动物，我们对它更拟人的描述也许更可能是事实，但如这种拟人用在植物上——20世纪最著名的植物想象来自《植物的秘密生活》（TheSecretLifeofPlants）。这本一度风靡1970年代初的书曾以惊人自信宣称：植物拥有情感、记忆，甚至能够读取人的思想。

CIA测谎专家巴克斯特将测谎仪连接到植物上，然后，开始“想象”火烧树叶，仪器便记录到剧烈波动，他于是肯定人和植物能进行心电感应，这像神话开端，但方法被证明无法复制，也经不起检验，结论则把感觉到的东西与灵性混为一谈。

到1970年代中期，一切迅速滑入荒诞，甚至发展到“酸奶与酸奶之间的心灵感应”，在哄笑中结束。

20世纪那批将植物智能拟人化的“植物行为学”著作如今已被视为伪科学、科学界的玄学，就像烂椰子，竟有这么一个幼稚内核，就像日本电影，秘密打开以后，是一个类似邪教仪式的骚操作。

《植物的秘密生活》的失败，恰恰让科学回归了真正的惊奇：大自然的奇妙，本就无需用谎言来装点。这误入歧途的认识试图用人的语言去覆盖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情绪、意图、读心，这些属于动物乃至人类的结构，直接投射到植物上。

《食光者》基于的则是多年以来更务实的植物行为学，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受到刺激而保守化的正统植物学——作者采访的这些被《植物的秘密生活》一起污名化的植物行为学者，更小心谨慎地绕开“智能”和“意识”这两个词。自我解构之下，命题不再是“植物像人”，而是更冷静、也更困难的一个问题：植物如何在没有大脑的情况下生存。

研究不再寻找“情感”，而是描述“策略”。当一株植物被啃食，它会把糖分分配到花外蜜腺，吸引蚂蚁作为防御力量；根系在地下通过菌丝网络交换养分与信号，形成一种分布式的协作；生长素沿着体内路径流动，通过PIN蛋白的调控，精确地决定向光或向地的方向。

这些过程是没有中心——植物本质像是去中心的，智能也是多中心的。

达尔文在《植物的运动本领》（ThePowerofMovementinPlants）中提出的那个近乎大胆的设想——植物的根尖“像一个低等动物大脑”，位于根的最前端，持续接收来自重力、水分、触碰与化学梯度的信号，并据此调度整体的生长。

根——并不是被动地向下延伸，更像一枚缓慢推进的钻头：前端的细胞致密、坚韧，几乎像钨钢一样承受着土壤的阻力，在不断分裂与更新中维持一种推进的锋面；紧贴其后的“指挥中心”则负责判断与分配，决定向哪一侧绕开石块，向哪一层土壤加深渗透，如何在水分与养分的梯度之间做出取舍。这根尖的中枢，是一种前移的、分散的“决策结构”——像大脑，却没有大脑的形态。

于是，令人不适的事实浮现出来：植物无需成为“像人”的存在，依然可以复杂、有效、甚至优雅。

但我从养蜂人那里刚学到的关于蜜蜂的认知，却在另一侧不断干扰这一认识。

比如，蜜蜂——当我继续观察时，又逐渐意识到，这种“像人”的表象之下，是一种极端的去个体化——高度分工，精准执行，对偏差的迅速修正。它们越复杂，反而越远离“意识”。站在蜂箱之前，我更加觉得蜜蜂的个体只能放弃“意识”和“智能”，才能实现头脑的高度程序化、机械化。

这使得我们刚刚从观察蜜蜂和植物那里获得的“智能”快感，又回到历史里一条更粗壮的认识线：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思想惯于在人和动植物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而到笛卡尔那，这条界线甚至被推向极端——动物被视为机器，它们的嚎叫不过是零件摩擦的声音。19世纪的活体解剖正是在这种观念下展开的。

相对于人类，植物则在动物这一侧保持更深的沉默。它们安静得比动物更拒绝解释。而动物究竟更接近人，还是更接近植物？

19世纪，在笛卡尔“动物机器论”的影响下，动物被视为没有意识的，动物仍然在被活体解剖，为医学服务。迟至1874年的英国公开实验：两只狗被固定在木板上，向动脉注入酒精与苦艾酒，观察神经反应。它们的挣扎与嚎叫，仍被解释为“没有意识的机械反应”。

转折点来自达尔文——他于1871年提出，人与高等动物的心理差异只是“程度之差，而非种类之差”，直接撼动了旧观念的根基。在公众愤怒和达尔文本人的推动下，英国于1876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要求动物实验必须使用麻醉剂的法律。这段历史不仅是科学伦理的转折点，也是人类对动物意识认知的分水岭。

动物保护组织、人文主义者、慈善组织、“动物觉察”组织，开始从外部影响科学，甚至以哲学式的生命平权来同干预科学——如果纯粹用科学来承认动物的权力，我们现在仍然在19世纪活体解剖狗的阶段。

于是我们才开始尝试去倾听“一条狗的生活意见”，甚至以“我是一只猫”的口吻说话，想象一只蜜蜂的视角。

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那些显得更像植物的动物呢？比如海中的翻车鱼，几乎像植物一样对损伤无动于衷；某些动物的“植物性”，在反过来挑战这条分类边界。

蝙蝠曾被视为纯粹的程序化生物，但后来发现它们的应变并非简单的分支反应，而包含某种更复杂的判断。这也使我更加怀疑，我是否过于轻率地把蜜蜂的行为理解为“程序”？

于是问题再次滑向更深处：当我们把一切理解为“策略”，理解为“编程”，我们是否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把所有生命都还原为机械？“谁在编程”这个问题，迅速变成一个无解的形而上疑问，而“编程”本身，也可能只是我们对复杂性的又一种简化的看待。而另一面，我们所处的人类社会，却又日益被“工程化”，被精密地规定，如果这样思考，我们是否终将认为我们自己“没有意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反而显得不那么“程序化”。我们对自己的本能与集体行为习以为常，却难以接受其他物种同样的“理所当然”。于是，一种奇特的错位出现了：人开始越来越像AI——我们真的越来越接近AI了。我发现视频里的现象，人竟然会更像AI的自己。我感到危险。

当人类在影像与算法中复制自身，我们却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复杂性保持迟钝。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曾对“自动性”充满警惕——一只不停擦拭喙的鹦鹉，一个无法停止说话的人，都显示出某种失控的机械性。而这恰恰与笛卡尔的判断形成微妙的对照：如果动物是机器，那么人类的自动行为又意味着什么？也许问题从来不在于是否“像机器”，而在于我们如何在这种自动性中仍然维持理解与判断。

为了避免这一思维陷阱，《食光者》从单细胞开始，试图找到万物更基础的共同性，而不是直接落入等级划分之中。

作者拒绝轻率的赋魅，也不退回到彻底的冷却。它让植物保持为植物，同时又让这种“保持”本身显露出复杂性。也许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赋予万物以意义，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承受没有类比的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祛魅更像是一种必要的清除——把那些过于轻易的解释剥离掉，让世界重新变得陌生。而赋魅，则是在这种陌生之中重新接近，却并非再用人的情感去覆盖植物自身的“表情”。

此刻我在海南岛，做一本杂志关于海南封关的选题，我吃凤梨，蘸着蜂蜜。写作本身也变成一种类似的过程：一边剥离，一边附着；一边拒绝虚假的光泽，一边又无法彻底放弃对世界的投射。也许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在祛魅与赋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两者之间维持一种张力——既不把万物误认为人，也不把万物降格为物，而是在理解的边缘，让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持续存在、生长。

一边继续读着这本书，从海岛放眼世界，尤其植物的世界——在更广阔的文化层面，植物很少被视为人的“亲属”，只有某些印第安文化中，它们才被纳入亲缘关系之中。

在主流传统里，植物长期处于分类的最底层——这一点从林奈的分类体系到现代科学的分层结构，都可以看到。柏拉图曾短暂地对植物的生命性抱有某种直觉性的尊重，但很快被亚里士多德的等级秩序所覆盖。

我们今天重新谈论“植物性”的生物——植物本身、单细胞生物、翻车鱼、甚至“植物人”，以及韩江的《素食者》中那种人性渴望从动物性向植物转化的欲望。

《食光者》既不把植物抬高为“像人”的存在，也不把动物降格为纯粹的机制，而是在两者之间，本书的叙述也开始向更具体的生命情境推进，从一个遥远的地点继续展开：夏威夷——

在欧胡岛瓦亚奈山脉，一座死火山上生长着一种名为Phyllostegiakaalaensis的薄荷科植物。它开白花，外形朴素，这种数百万年历史的薄荷科植物在岛屿长期孤立中分化出三十多个新物种。这是一种在封闭中发生的丰饶演化：没有食草哺乳动物，没有强烈病原体，没有频繁火灾，这些植物在一种“无需防御”的环境中生长。

但当人类抵达岛屿，带来大陆的植物、动物与微生物，变化发生了：外来物的快速占领、竞争压制，更要命的是，也带来外来病原——白粉病——的扩散……

夏威夷植物没有防御能力，不是因为它们“不会”，而是因为它们从未被要求发展这种能力。它们的历史里，没有“应对白粉病”的经验，一度只在军方和政府控制的温室里勉强存活。科学家尝试把它重新种回山野，但每一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白粉病会迅速杀死它。

奇怪的是，2003年，当人们再去火山区域有心没心地去观察，竟然发现这种植物居然在野外健康地生长起来，数量已经超过三十株。

当科学家分析这些叶片时发现：叶面微生物群落中最丰富的，正是白粉病病原体本身。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一种杀真菌的酵母与多种内生菌，共同抑制病原体的扩张。换言之，植物从不是孤立的个体，它是一个由多种生命构成的动态网络——“集体防御”成为植物一种“高智商”的动作，必须通过释放化学物质，每棵植物之间在进行交流、警告、现身说法，呼救，安慰，甚至保护……而植物学家发现，某些植物会优先和自己的“亲戚”对话，植物发送的信息的方式既有窄播也有广播——当问题只涉及自己的群落，它会用“私人频道”，当问题涉及整个区域的大群，它会用“公共频道”来广播……这些词本身都不够准确，但终究，对于这些岛屿植物而言，它们的对策从来不是“消灭敌人”，而是维持一个微妙的内部平衡。有些植物能够在这种冲击中重新建立联系，找到新的共生方式。

海南岛相比夏威夷同为岛屿，离大陆更近，约三十公里的距离，使它始终处于一种半开放状态。我想到这里的椰子——它并非海南的原生植物。它的抵达本身就是一次缓慢而偶然的漂流：从马来群岛出发，在洋流中漂浮上千公里。实验曾证明，一颗椰子在海水中漂浮一百一十天仍能发芽，这段时间足以让它从南海的任何方向抵达海南。

椰子就是种子的样子。2017年，研究者发现，在一枚尚未发芽的种子内部，存在一个由少量细胞构成的“决策中心”。这些细胞持续交换信息，在两种激素之间权衡：一种维持休眠，一种推动生长。温度、湿度、环境信号不断输入，最终形成一个判断——何时发芽，何地生长。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也是一种延迟的智慧。这一机制几乎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大脑：细胞之间的通信、经验的积累、在不确定中做出选择。但植物的决策中心，似乎又与大脑不同，它没有中心，没有意识的叙事，只是通过分布式的协调完成决策。植物的“决定”，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一种被结构化的响应。

这使得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浮现出来：如果蜜蜂的群体行为可以被看作“放大的细胞反应”，人类的思维是否也是某种更高层级的细胞协作？如果如此，那么“智能”与“意识”是否仍然可以被简单归属于个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植物“交流”的争论也显得格外微妙。1980年代，研究者发现树木在遭受毛虫啃食时，会释放化学信号，使邻近树木提前启动防御机制。这一发现一度被视为荒谬，甚至影响了研究者的职业生涯。今天我们可以较为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但问题依然存在：这种行为是否可以称为“交流”？还是仅仅是一种物理与化学的连锁反应？

《食光者》始终在回避简单的答案。它展示实验——玉米释放气体吸引寄生蜂，藤蔓模仿邻近植物的叶形，幼苗朝水流方向生长——却不断追问：我们是否有足够准确的语言来描述这些现象？“吃”“思考”“交流”，这些词汇都来自动物经验，它们在解释植物时，总带着不可避免的偏差。

也正是在这里，这本书与此前关于拟人化的讨论形成了回响。它既不回到《植物的秘密生活》那种轻率的投射，也不满足于纯粹的机制解释，而是在两者之间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张力。植物或许确实构成了一种“平行的智能系统”，它不依赖中心，不依赖意识叙事，却能够在时间中积累、在环境中调整。

施兰格写道：植物会等待。它们的繁盛不是“是否”的问题，而只是“何时”的问题。这种时间感，与动物的急迫完全不同。它更接近一种延迟的确定性。

其实，我近年一直在思考未来人性的变化——是否从动物性走向植物性——我再次想起韩江的《素食者》。小说中的英惠，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切断人与社会的联系，转向一种“植物性的存在”：不作为、不连接、缺乏目的地生活，却又在另一层面上与社会建立更深的关系。这种存在，与施兰格笔下的植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同一个方向——一种去中心化的生命形式。

也许，《食光者》真正迫使我们面对的，不是植物是否具有智能，而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智能、意识与能动性，并不只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存在。

如果我能同时是某人的根系，又是另一人的树冠；如果我和你的连接可以像藤蔓一样，在某些季节缠绕得紧些，在某些季节各自向着阳光伸展，而这不叫疏远，只叫生长；如果我们允许关系有枯枝，有落叶，有沉默的地下部分，而仍然相信整棵树是活的。

当我去蜂蜜采蜜的长江大堤的圩垸里跟随君山人采集藜蒿和芦苇笋，我发现我没有植物的坚韧。没有种子的坚韧，我也没有农民的坚韧和耐心——面对那种重复的劳动的耐心，我没耐心辨别藜蒿的老与嫩，芦苇笋的圆与扁、叶子的筋条，我与躺平者擦肩而过，又穿过第一层返乡创业者的归心，看见农场主的耐心和韧劲儿，我像一条狗一样心神不定地游荡，天上嗡嗡嗡着无人机——

新闻里——三月，湖南衡阳、江西南昌等地发生油菜花期施药导致蜜蜂大量死亡事件。据央广网报道，蜂农彭先生目睹无人机在距蜂箱20米处施药，180箱蜂“每箱只剩两三成”——而我所能做的，只是拟人地想象他者，我甚至得拟人地想象农民——我眼里植物般在承受一切的蜜蜂和农民……而人类这一物种，正单方面地用技术来增强“适应性”，不断在打破自然的平衡，在单方面创造着更莫测的未来……

也许《食光者》真正把人推向的，并不是对植物智能的惊叹，而是对未来关系形态的一种重新想象：当建立在人类欲望、资源竞争、实体边界与权力支配上的“动物性”世界逐渐走到尽头，人类也许会开始进入一种更接近植物的关系之中——不再依赖清晰的占有与对抗，而是在去中心化的网络里彼此输送、缓慢共生，像根系在地下交换养分那样，维持一种安静而复杂的互相成全。

这样的关系不再强调谁高于谁、谁拥有谁，而更像一种“森林心智”：允许距离，允许沉默，允许季节性的枯萎，也允许在看似断裂的地方重新生长。当然，它并不天然更温柔，因为共生随时可能滑向寄生，开放也可能带来对他者残忍的耗竭，但它至少提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未来人类也许不再是像动物那样争夺位置，而是像植物那样学会如何彼此扎根。

在韩江的《素食者》里，英惠对姐姐说：“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是梦，我在梦里倒立……身上长出了树叶，手掌生出了树根……一直钻进地里，不停地，无止境地……我的胯下仿佛要开花了，于是我劈开双腿，大大地劈开……我的身体需要浇水。姐，我不需要这些吃的，我需要水。”“所有的树都在倒立”——对英惠而言，直立行走是动物的姿态，而倒立——用手掌扎根、用双腿开花——才是植物的真相。她拒绝吃肉，拒绝为丈夫做肉菜，拒绝穿胸罩，丈夫眼中的她“少言寡语”，从不出门，不抱怨，不要求，“跟这样的女人生活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正是这种“不作为”和“不连接”，构成了最激烈的反抗：在家族聚餐上，父亲强行把肉塞进她嘴里时，她吐出肉块，拿起水果刀割腕。她用自残的身体告诉所有人：我不是你们食物链中的一环。

姐夫是唯一试图“理解”她的人。他在英惠的臀部的绿色胎记上画满花朵，让英惠成为一株行走的植物。但当他在自己身上也画满花、与英惠交合时，英惠说，诱惑她的不是姐夫，而是“他身上的花”。她看见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株植物。这场交合在她看来不是性，而是两株植物在阳光下自然缠绕——一种超越了动物欲望的、植物性的绽放。然而姐夫终究不是植物。他仍是一个有欲望的男人。

英惠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她拒绝插胃管，拒绝一切食物，一动不动地倒立，像一棵拒绝移植的树。姐姐来看她，她只重复一句话：“我为什么不能死？”这不是求死，而是拒绝以动物的方式活着。

英惠告诉我们：未来的植物性关系，不一定是更丰富的交织，也可能是像她那样，为了保持自我的纯粹，而选择成为一种孤独的、静默的、只向着光的植物——不作为，却比任何作为都更决绝；不连接，却与整个自然连为一体；封闭，却能像植物另辟蹊径，在一个奥威尔式社会率先让性别流动；没有动物性的欲望，却拥有植物性的、向上生长的全部渴望。哪怕那意味着，在世人眼中，你只是一株正在枯萎的、无用的、但终于自由的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