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2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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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 ，作者：于经纬，原文标题：《于经纬 | “非知识”的知识化：“知识”概念、合法化及价值功能的再思考 | 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青年学人专刊》
2024年，作为问答式社交平台的“知乎”流量与月活跃用户量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尤其在第二季度，其平均月活跃用户仅为8060万，较上个季度锐减840万。这表明，知乎正在失去核心用户群体。而在传统知识平台——知乎、百度知道等——高速衰落的同时，非传统知识供给与生产平台反倒在“知识”领域变得热闹起来。在二次元文化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2023年的“年度百大up主评选”活动中，“知识区”以23人之多力压其余各大分区，成功登顶上榜up主数量榜，并持续保持了极高热度。同样，作为生活方式平台与消费决策入口的小红书也逐渐被大众视为获得可靠“知识”的重要媒介。此外，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网站中，那些难以判断从业者背景以及内容真假的营销与AI视频同样加入当代的“知识”生产活动中。在互联网大众文化领域中，无论是传统知识生产供给平台的衰落，还是非传统知识平台的兴起，这些现象都在揭示着大众知识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某种征兆——“知识”的概念与指涉在大众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了构成性转变。其最直观的表现是专业性淡化、数据可量化、表述通俗化以及对经验事务的高度关注。伴随着上述重构性“知识”的大量生产和影响力扩大，有关“知识”概念、合法化以及价值功能的问题显然有被重审的必要。
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或者说知识之本体，乃是关乎真理与逻辑的。在经院哲学时代，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是通向知识的三条大道。在神学路径之中，知识的本体便是经由天主启示之“超越人类智力的真理”，“人的心智受到（天主的）提拔，上进而直见天主启示的事物（之真相）”。尽管随后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与启蒙哲学对于人获得知识的可能与路径存在着难以弥合的争议，然而他们也潜在地认可了知识是评估和把握这个世界的尺度，并都毫不例外地“供奉起历史学、科学和计量的技术”。
不过，在启蒙时代，代表着真理与逻辑的知识开始产生形而上学与实证经验的分野，这种分野导致知识本体的内部出现某种分裂。阿奎那式的统一且稳定的知识的三个层次被启蒙哲学彻底批判，部分真理脱离了形而上学，通过实证经验的路径成为实证科学的话语表达，形而上学自身则产生了关于知识之可能的危机。康德试图在认识论的层面弥合这种知识本体内部的分离。对康德来说，“纯粹”是知识问题的核心。他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用语，将知识依赖的知性形式（先天概念）称为范畴，并试图证明范畴本身既独立于经验，又受限于时空性经验。批判哲学在根本上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所寻找的知识是以一个根本错误为基础的，“因为它预设我们对于独立经验以外的世界可以拥有实质的知识”。沿着康德的思路，知识论体系中的真理与逻辑不可避免地获得了某种抽象性，而这种抽象性正是黑格尔绝对知识诞生的来源之一。
黑格尔批判了康德“认知是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统一”这一看法，并通过绝对知识将认知主体被动化。按照齐泽克的解释，绝对知识自身就是自为自在的存在，“主体只是记录认知对象自创生的自我组织（autopoetic self-organization）这一内在运动……能动者是知识体系，知识体系‘自动’配置自己，无需外在的推动或激励”。进一步说，“黑格尔的《逻辑学》全然成了概念知识的王国，一切现实的东西都被放逐到注释中去了，阴影取代了事物，纸币取代了真金，抽象的概念知识取代了人的活生生的存在”。即使现代哲学希望通过批判的形式重新解放知识的抽象性，但现实却恰恰走向了预想的反面。尼采借助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的道路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批判，将苏格拉底式的超越主体的真理视为一种可怕的“复仇”，然而这种批判又将知识引入关乎伦理的概念之中。换句话说，在对知识抽象化的过程中，尼采实际上与康德、黑格尔有着某种共性：作为真理与逻辑的知识其自身已经成为抽象的真理与逻辑的表述，这种表述将知识给“知识化”了。而关注“现代”与“后现代”知识状态过渡的利奥塔尔则试图通过科学的知识来批判形而上学的知识，但其最终也只是对传统知识概念作了托勒密式的补充。这是因为，非系统化的科学知识并不能解放已被知识化了的知识，而只能将知识化的知识视为一种存在之历史，这反而赋予知识抽象化的合理性。因此可以认为，在西方知识论的范畴中，虽然知识本体的概念和内涵会随着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变动而发生转变，但这种转变始终没有出离一种将知识知识化的行为：彻底将实证性的知识驱离知识自身，将知识抽象成一种非具象的概念，真理即知识之抽象。
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中，上述传统的西方知识论正在逐渐失去活性。或者说，大众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对知识化知识的祛魅，取而代之的则是对诸如B站、小红书这一类综合性信息生产媒介“知识”生产的格外关注与认可。尽管与西方知识论中的知识化知识有明显的概念错位，但上述信息生产媒介正在大量生产着所谓的“知识”却是不争的事实。以典型的B站“知识区”为例，其以生产“知识类内容”为主要目的，下设“科学科普社科”“法律”“心理”“人文历史”“财经商业”“校园学习”“职业职场”“设计创意”“野生技能协会”等八大版块。在该区所辖的全部内容中，又以历年来被评为“百大”的up主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点击进入几位蝉联“知识区百大up主”的主页，不难发现，其所制作与呈现出的内容的确能够显示出他们在部分专业领域内的造诣以及对某些所谓规律、技术的熟稔精通。以拥有409万粉丝的up主“智能路障”为例，在“消费主义是如何对年轻人进行欺骗与洗脑的”“铁屋中的呐喊（谈鲁迅）”“这个视频让你明白，任天堂有多牛”等三个代表作中，其用故事链接理论并旁涉历史资料佐证的方式谈及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游戏、历史等多学科中的“知识”，并最终将所谓的“知识”应用到对某一个或多个现象的阐释中，形成自足的逻辑闭环。与之相仿的还有“硬核的半佛仙人”。同样作为“知识区百大up主”，“硬核的半佛仙人”以专精于商业“知识”闻名，这一点，从他“瑞幸咖啡是如何暴打资本主义的”“你知道奶茶加盟到底有多坑人吗”等置顶作品不难看出。视频中，“硬核的半佛仙人”往往会站在资本的角度去剖析某一行业的底层逻辑和顶层设计，深入浅出地讲述某些商业运作中的“规律”与“知识”，进而解释某些热点问题或者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需要注意的是，上述up主生产出的所谓“知识”，其在概念上是具有某种抽象性的，但这种抽象性仅仅停留在了言语的表象，在更深层上，其仍然指向现实与经验的“可操作性”。易言之，生产“知识”的up主们泛化了“知识化知识”，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将知识指认为某种可以直接干预现实的具象之物。同样，与B站类似的小红书、抖音、快手等媒介在生产“知识”时也不约而同地注重将抽象概念具象化，有时，干脆摒弃所有的抽象内容，以纯粹的、未经修正的经验甚至体验来替代知识之抽象，从而确保其“知识”的某种参与和实践的性质。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互联网信息媒介平台生产的“知识”的质量进行价值评判，而在于探究传统的西方知识论为何被互联网大众文化祛魅，当今大众文化领域内受众群体对“知识”看法与判断改变的背后，有什么需要被格外注意？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前述大众文化对知识理解与偏好的转向，或许是中国传统知识论的一种形变后的复苏，是某种本土意识的现代觉醒。严格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论系统，在大众文化领域是断裂的。儒释道的思想认识体系在大众文化中并不具备系统且牢固的言语形式，非士大夫阶层的普通个体也并不会企图通过“格物致知”以明“天理”。可以说，理学中被抽象化的“理”与普通个体的日常毫无交集，然而，传统文化的二元性就在于，“天理”固然是某种抽象化的难以言说之物，但是“天理”同样也可以是基层社会自我组织与经营日常生活俗务的条陈规范。在李卓吾与泰州学派等王学左派那里，“理”就被转换成更为直接的“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衣与饭’这种人的社会生活所不可缺的物质要素，而使生活于社会活动中的人的客观普遍性即人伦物理在这里扎根”。以李卓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将知识论与认识论置于实践生活的场景之中，这种传统文化的观念向日常生活下沉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儒林外史》等中国传统小说之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下沉过程极为复杂，但是经过国内外学人的反复论证，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曾发生过某种文化上的断裂，明末以降理学心学中“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与“注重礼乐兵农制度等实实在在、与现实政治社会人生有关的东西”的观念转变对于如今的大众日常生活依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简单来说，这种源自传统的观念便是广为人知的“实用理性”——“经验合理性”。
于此，便可以更好地理解以B站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媒介的“知识”生产。在“知识区”up主们生产的“内容”被接受为“知识”的过程中，似乎暗含着这样一种话语模式：某种“内容”，只要合乎大众群体的逻辑且能够在经验层面产生一定的效用，便可以被称为“知识”。应该说，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上述“知识”用以构建自我概念的话语模式非但无可厚非，甚至在多数社会大众的理解中，“知识”本就是如此之物，理所当然。但如果以西方知识论作为参考系进行审视，则可以说，以B站“知识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知识”，既是一种对知识化知识祛魅后的概念泛化，也是传统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复苏后对知识化知识的意义重构。于是，“知识”不再局限于对终极问题的思辨与追问——它可以是现象层面对某些事物的评论，可以是理论层面对某些逻辑的拆解，可以是模式层面对某些业态的剖析，也可以是经验层面对某些技巧的描述。它被从历史性的言语系统中“外移”了，并愈发地接近一种名为“非知识”的状态。
前述论及，在以互联网为主要依托情境的大众文化领域内，西方知识论中的知识化知识经历了概念泛化和意义重构的过程，并逐渐接近一种“非知识”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重点就在于进一步廓清“非知识”的知识化是如何实现的。如果说中国传统知识论的某种复苏与形变为知识的泛化与重构提供了最初的势能，为大众重新理解知识、判断知识提供了起点，那么，在起点之后，知识的确证过程又是依靠着怎样的力量推行的？扼要地说，“非知识”完成知识化的关键一步是如何实现的，“非知识的知识”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合法化是讨论与知识相关的系列问题时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决定着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又是什么让知识成为知识之类的核心话语。启蒙时代，哲学家们已经对知识合法化有了深入的思考，如康德在关于“经验性知识”与“纯粹知识”的讨论中已经触及相关问题，并提供了一种哲学式的解决路径。利奥塔尔则注意到了“大叙事”崩溃，或者说当社会进入“后现代状态”时知识合法化路径的变化。他认为，与依靠“元话语”让自身合法化的“现代”时期的知识不同，在“后现代”社会中，“元话语”本身就已经因无法自证而变得值得怀疑，因此，其不能再提供合法化的路径，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游戏”。具体来说，一个“值得信任的陈述”的诞生要在由“发话者”“指谓”“受话者”组成的对话系统中进行，只有在“发话者”与“受话者”在交流与辩论中取得彼此的认可后，某个“指谓”才能被赋予确定的真实性，并成为知识。这一过程便是“语言游戏”，是“大叙事”崩溃后知识合法化的路径。
然而，以上提出的两种合法化过程似乎并不十分适用于解释当下情境中“非知识”的知识化这种极其独特的现象。康德所给出的哲学化的路径自不必说，它代表着终极追问尚未凋零之前的一种理性思辨。利奥塔尔基于“大叙事”崩溃所提出的“语言游戏”，即使将条件放宽到只要能在“发话者”“指谓”“受话者”之间取得一致意见便能够合法，其中也仍存在某些关键因素阻碍着“非知识”对该话语模式的照搬挪用。实际上，利奥塔尔的“语言游戏”对于使用情境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知识合法化过程的参与者要经由合理的交流与论辩，且至少具备就某一个“指谓”而言的平等的对话能力，并极力避免外力的强迫干涉。换言之，通过“语言游戏”达到合法化，对参与主体的记忆储备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同时这一过程要尽量避免外力造成的干扰。反观“非知识”，其所依存的情境与此大相径庭：不但作为潜在参与者的网络用户群体涉及圈层各异的社会受众，更无法排除他们是否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为某种外力所裹挟引导。进一步说，“非知识”无法在“语言游戏”的情境内完成自身的合法化。然而吊诡又不得不承认的是，从当前的结果来看，“非知识”已然成为知识。这意味着，“非知识”在实际上找到了属于自身的合法化路径。于是，“非知识”的合法化的问题亟须被重新思考：是什么让“非知识”的合法化变得可能？
利奥塔尔“语言游戏”的思路仍然可以就该问题给出一定的提示。如果说“非知识”的合法化无法照搬“语言游戏”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情境的不同，那么，这种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在利奥塔尔的论述中，作为参与者重要条件之一的是，交流双方需要对同一“指谓”在历史发展中积累的记忆了如指掌，并基于此开展平等讨论。通过他所举出的教师与学生的例子来看，利奥塔尔“语言游戏”中的参与者本质上是一种依靠某种历史记忆为纽带的“共同体”。而在没有外力干涉的“语言游戏”情境中，共同体内部的每一个单位都是自由的，并没有其他力量牵扯其中，其结果是，情境最终呈现与表达出的状态始终遵循着交流与辩论的固有逻辑。到了当下，“语言游戏”的情境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技术”的入侵与挑战。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技术”指的正是现今社会中已经相当成熟和普及的数字媒介与互联网，也即本文多次提到的B站“知识区”、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知识类视频依托的载体媒介。在技术介入下，“参与者—共同体”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与“语言游戏”情境中的“共同体”不同，围绕数字媒介和互联网形成的“共同体”并没有所谓的历史记忆作为纽带，联结他们的仅仅是由无数个屏幕以及背后庞大的数字网络构成的冰冷的赛博空间。换句话说，技术情境中的具体参与者是一群被称为“网友”的原子的集合。与此同时，外力的干涉也出现了。在数字和互联网思维的渗透与影响下，包括点击、流量、热度、转发等在内的各类参数成为情境中重要的标准。由此，技术情境所呈现与表达出的状态不再单纯地遵循着交流与讨论的逻辑，而是被数据效应所带来的虹吸之力扭曲、形变，以至于产生了对于数据的盲目崇拜和迷恋。
正是在技术化的情境中，“非知识”的合法化成为可能。被称为“网友”的共同体来自各行各业，不但经验和记忆的积累量各有差异，想要获取的内容也大相径庭。他们非但不具备“语言游戏”情境中共同体的那种理性和记忆储备，还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偏好性、猎奇、需求差异、认知偏差甚至偏执。他们往往保持着高频率、高强度地对数字设备的使用，在互联网中自由浏览的同时，又保持着快进快出的碎片化状态。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求去判定“好的东西”。在他们眼中，那些有关世界的、宏大叙事的、严肃的、刻板的、需要占据长时间去思考的、以体系化出现的“内容”固然可以称为知识，但同时，那些能够自圆其说的、能够为日常生活提供帮助、实际有效、短小精悍而又能解释某些现象的“内容”同样也可以被认作知识。
由是，一方面，技术情境中的参与者们不断模糊着知识与“非知识”的界限，另一方面，数据崇拜与迷恋则催生出新的标准或参照物。如果说，“网友”对某个内容“好”与“不好”的甄别在开始时只是基于自己的主观与直觉，无法确认其广泛的合理性与价值，那么，技术情境下的数据现象则为他们提供了可感的依据。某个“内容”的“好”“正确”“合理”是可以寻找到客观证明的。这个证明可以是足够多的点赞，超过百万粉丝的关注、转发，也可以是巨额的流量。无论哪种，内爆式的数据正在成为网友的“信仰”。大量网友聚集在数据之下，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可能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最终，他们又全都回到了由数据思维构筑的体系之中，殊途同归。
综合来说，在技术的介入下，“语言游戏”跳出了利奥塔尔的最初框定，一种新的合法化途径通过技术情境被构建完成。在“技术情境”的主导下，参与者共同体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他们化作一团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各取所需的原子，为同一个标准和参照物所凝聚，在确认了某种事物的正确性与价值性的同时，也达成了某种只可能发生在技术情境中的特殊的“契约”。借助这种特殊且临时的“契约”，“非知识”完成了自身的合法化。
互联网大众文化领域“知识生产”快速崛起的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广泛社会影响使得对于知识种种相关问题的再思考重新具备了意义。随着西方知识论中的知识化知识被大众祛魅，“非知识”借助技术化情境取得了合法性，更重要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些依靠技术情境完成了合法化过程的“非知识”可以从哪些维度被认知和观察，它们具有怎样的价值，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
上述几个提问并非凭空而发。想要追寻“知识生产”的未来，认清其当下的状态至关重要。因此，在梳理了概念泛化重构及合法化两个基本问题后，还要充分了解如今实际承担着知识符号意义的“非知识”的特性、功能及其扮演的社会角色。唯有如此才能更加系统地掌握有关“非知识”的全部内容，并对其未来的趋势与发展进行有效分析和预测。为了更好地分析“非知识”，有必要将目光暂时转回到在一众互联网信息媒介平台中“知识生产”方面最具典型性的B站“知识区”。仍然以知识区百大up主“智能路障”为例，在其主页置顶的代表作中，有名为“铁屋中的呐喊”的关于鲁迅生平与作品的系列解读视频。从内容来看，该系列视频的文案基本上沿用了文学史中对于鲁迅的叙述，站在学科的角度来看没有明显的纰漏与错误。视觉端，作者又根据鲁迅的生平为视频添加了很多日本明治时代的图像、与民国时期有关的影视剧桥段以及相关作品段落中的文字，让文案与图像相辅相成。不过，无论最终观看展示的效果如何，如果严格地站在知识论维度进行审视，“铁屋中的呐喊”系列视频毫无疑问是完全游离在知识化知识概念之外的，至多只能算作文学史的视听化演绎。但实际上，“铁屋中的呐喊”系列视频却因为集普及性和观赏性于一身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追捧，其不仅在B站“知识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还一度登上B站视频排行榜第18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铁屋中的呐喊”系列视频是B站“知识”生产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对其进行剖析，或许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观察“非知识”。
剖析应从受众开始。阅读史认为，只有在被读者（受众）接受后，一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才能真正实现。因此，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能够集中表现受众接受反应的弹幕和评论区。细心阅读相关文字，不难发现，该系列视频的受众往往表现出一种共性的演进趋势：他们的言论通常始于对视频中有关鲁迅的内容的肯定与赞许，但这些肯定与赞许往往又不会过久停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被up主“圈粉”，尽管up主所搬运的只是文学史常识；他们会赞叹视频表达的直观高效，尽管这本就是视听语言的固有特点；他们笃信内容制作的权威，尽管这种权威来源于庞大数据带来的技术性合法化；他们将鲁迅的生平与自我经验相联系，尽管这种经验未必真的能够干预真实生活。应该说，如果认可“铁屋中的呐喊”系列视频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非知识”，那么，从受众对该视频接受的过程看，“非知识”的几个特征便得以一窥：它们在学术层面大多呈现出一种专业性淡化的状态，往往采用视听结合的方式尽量使表述通俗易懂，同时，它们又有着惊人的可量化的数据作为合法化的自证标准，并具有辅助个体更好地认知、应对甚至解决经验俗务的潜力和可能性。在这几个特征上，抖音、快手、小红书生产的“非知识”均表现得与B站“知识区”的内容近乎一致。
文章在此无意对“非知识”的特点进行价值判断，而是意在强调，相比于知识化知识，“非知识”专业性淡化、表述通俗化、数据可量化以及聚焦关注日常经验事务的特点，与当前时代中的个体需求有着较高的契合度。“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这是本雅明所预言的深陷于现代的个体之处境。在这种处境之中的个体“住在大城市中心”，“已经退化到野蛮状态去了——就是说，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制磨平了”。作为“非知识”接受主体的现代个体正是处在一种如上所述的状态下。个体无力在繁复的现象和俗务背后去寻找和探索知识的抽象，更无暇去思辨诸如外在世界真正的存在方式这样的终极追问。对他们而言，迫切地需要某种东西简单粗暴且有权威性地告诉甚至教会他们什么是对的、事情究竟怎样、何种做法和处理方式更为有效，以此来适应日趋零散化、迷雾化的都市生活。“非知识”正是这种东西。质言之，“非知识”的存在其实是为现代个体提供了认识和了解经验世界简便易得且具体可感的工具。大量的“非知识”顶替了知识，以具象的姿态，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填补了现代主体对于经验世界认知的缺失。而在以“非知识”为主要媒介认知经验世界的过程中，被称作“大众”的现代个体又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种与利奥塔尔的论述极为相似的状态。
“自我”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并不孤立，它处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多变的关系网中。不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男人还是女人、富人还是穷人，都始终处在交流线路的一些“节点”上，尽管它们极其微小。或者更应该说：处在不同性质的陈述经过的一些位置上。即使是最倒霉的人，他也从来没有丧失有关这些陈述的权利，这些陈述一边穿越他，一边确定他的位置，他或者是发话者，或者是受话者，或者是指谓……这种位移甚至是系统为了改善性能而进行的调节和修正造成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系统应该促进这样的位移，因为系统要同自身的熵作斗争，因为一次出乎意料的“打击”和由此引起的一个对手或一群对手的位移等于创新，而创新可以给系统带来它不断要求并不断消耗的性能补充。
如果承认现代个体的“自我”微不足道但并不孤立这一前提，就不得不赞叹该论述的精准。现代个体不断获取具有不同侧重的“非知识”，利用这些“非知识”解决事务，借助“非知识”交织而成的网络构建其对于经验世界的认知。他们可以是“非知识”的生产者，也可以是“非知识”接受者，甚至是“非知识”本身。在角色的不断变换中，“非知识”逐渐积蓄了足够的势能，最终得以释放，串联起了无数个本来散乱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个体。通过这一过程，现代个体、“非知识”、经验世界内部的某些固有的需求各自得到了满足，它们因此达成了一种统一。
在由现代个体、“非知识”和经验世界达成的统一中，“非知识”起到的作用十分明确，它负责让那些可以帮助主体有效认识经验世界的“记忆”产生有效流动，方法则是以交流和信息作为形式。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一种名为“记忆的工业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作为商品的“记忆”不断被制造，它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在商品逻辑的驱使下，“记忆”的具象——“非知识”会出现如下情形：相对宏观的“非知识”不断催生出逐步微观的“非知识”，进而又分化为各层级、各视角、各领域的“非知识”，直至充满其可以流动和覆盖的所有节点。“非知识”的不断生产催动着“记忆”的流通与交换的加速，这样的情形又将反过来刺激“记忆工业”的野蛮生长，激发出数量更庞大的“非知识”，二者之间形成商业逻辑上的闭环，共同维持着“记忆—非知识—人类经验”这一体系的流转运作。在这样的结构性流转运作中，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究竟何去何从，或许得以一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