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2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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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nternet Law Review ，作者：张颖
2026年5月21日，美国一份关于AI监管的政策流产。这份被白宫内部人士私下评价为“温和到几乎无害”的行政令草案《推动先进人工智能创新与安全》，在临近签署的最后一刻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撤销。
这份草案的核心，仅仅是鼓励美国领先的AI公司，在推出最先进的基础模型前，自愿地与联邦政府分享安全评估结果。它明确承诺不设立任何强制性许可。即便如此，它仍被视为可能“阻碍美国在AI领域领先于中国”，而被搁置了。
更具戏剧性的是，几乎同时，欧盟正式通过了欧洲委员会《人工智能与人权、民主和法治框架公约》，美国是2024年首批签署该公约的国家之一。这是全球首份、也是目前唯一一份专门针对人工智能、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这两者并置，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一个对主权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可以被欣然接受，而一份在国内毫无强制力的、自愿性的安全合作倡议，却会遭遇彻底的失败？美国在AI治理上“内外有别”的反差，究竟传递了何种战略逻辑？
美国的AI监管立场，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清晰可见的退化路径。这种退化到目前的形态——主动的回避，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一种明确的选择，其象征就是那份夭折的行政令所代表的“震耳欲聋的沉默”。
1、第一阶段：原则共识下的“风险基础监管”探索
在早期，美国两党与产业界曾存在某种共识，即承认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并试图建立以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AI风险管理框架为代表的治理路径。其核心是“基于风险、创新友好”的自愿性合作模式，旨在为监管探索划定初步边界。
2、第二阶段：“竞赛”叙事下的“去管制化”转向
随着大国竞争加剧，“赢得对华AI竞赛”迅速上升为最高优先级。政策话语发生根本性转变，监管从“必要的平衡”被重构为“阻碍发展的负担”。清除监管壁垒、为产业松绑成为明确目标，标志着从寻求平衡转向“发展绝对优先”。
3、第三阶段：监管的“主动瘫痪”与国内治理的空洞化
近期夭折的行政令草案，标志着监管退化进入新阶段。该草案第3(c)条明确写道：“本命令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解释为授予设立强制性许可或批准程序之权力。”这定义了美国国内监管的最终底线——任何带有强制性影子的措施，无论多么温和，都无法在政治上存活。
美国《推动先进人工智能创新与安全》行政令的草案3(c)条款
这份文件的命运，最终并非基于详实的风险评估，而是被产业界的最后一刻的游说所决定。这暴露了美国AI政策制定机制的脆弱性。其传递的信号远比任何政策条文都更加清晰：在美国，任何形式的、自上而下的AI安全监管尝试，在可见的未来都难以落地。这是一种策略性的沉默，一种以不作为来定义的立场。
与国内治理的“主动瘫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国际治理舞台上的态度。
2024年，美国签署欧洲委员会《人工智能与人权、民主和法治框架公约》，是其AI国际战略的关键一步。该公约第3条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在各自法律框架内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工智能系统活动，充分尊重人权、民主和法治。”
这份公约的“法律约束力”是真实的，但它主要约束的是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的国际法义务，而非直接规范私营企业。其“框架公约”的性质，意味着它只设定宽泛目标和原则，具体实施细则留待各国自行立法。这为美国提供了关键的战略灵活性：它可以在国际上高举“人权与法治”的旗帜，占据道义和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同时在国内通过最小化或延迟相关立法，实质上维持产业的“行动自由”。
这一行为逻辑，与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7月发布的《美国AI行动计划》一脉相承。该计划确立了三大支柱：加速AI创新、建设美国AI基础设施，以及在国际AI外交和安全中发挥领导作用。其核心思路是放松监管、加大投资，确保美国在全球AI竞争中保持领先。
更重要的是，该计划明确将对外输出美国AI技术、标准和治理模式作为关键战略。同期签署的行政命令更是直接指示商务部“促进向全球盟友及合作伙伴出口全栈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白宫宣称，此举旨在“通过出口美国AI技术，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推进美国的标准和治理模式，并保持技术主导地位”。
因此，签署欧盟的AI框架公约，并非孤立的外交姿态，而是其“在国际治理机构中对抗中国影响力”、构建以其标准和价值观为核心的“AI联盟”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其国际行为模式存在一种精密的筛选逻辑：原则性强、执行机制弱、留有巨大国内裁量空间的文件，此类文件美国乐于签署，因其主要价值在于塑造话语和联盟。另一类，则是如2025年《巴黎AI峰会宣言》那般，包含可能被解释为具体行动承诺的软法文件。美国对其持高度警惕，担心其未来可能成为国内监管倡导者的“杠杆”，因此宁愿拒绝，也不愿承担任何潜在的约束风险。
这一系列行为的内在逻辑是连贯的：在战略层面，美国正试图构建一个以自身价值观和技术标准为基础、排除主要竞争者的国际AI治理“俱乐部”；在战术层面，则在国内极力维持一个监管约束最小化的环境，以确保其产业享有最大的行动自由和发展速度，并最终将这种“美国全栈”AI产品与治理模式向全球盟友输出。
被“竞赛”叙事和“发展绝对优先”统治的美国AI政策，正在走向危险的战略短视；而“国内静默、国际高调”的路径，看似精巧，实则也正在其技术帝国的地基下埋设隐患。
风险一：治理“空心化”，拆除了最后一道防火墙
这份夭折的行政令草案，本意正是为了应对像Anthropic公司Mythos模型所暴露出的国家级网络安全风险。草案曾试图建立一套自愿框架，让企业在发布前沿模型前，能与政府共享风险评估，搭建一道脆弱的“数字防火墙”。
但现在，随着草案被搁置，这道防火墙项目搁置，这留下一个严峻的问号：当下一个“Mythos”级别的风险出现时，美国是否还具备系统性的识别和应对能力？
风险二：国际信誉损耗，“价值观”牌越打越薄
美国对内“极致松绑”与对外“高举规则”的双重标准，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正在快速消耗其“基于规则的秩序”倡导者的道德资本。
当美国在巴黎拒绝签署那份倡导“包容、可信AI”的全球声明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技术跟随者的观感是：美国关心的并非全球公共利益，而是如何确保自身俱乐部的排他性优势。其大力推广的“全栈AI出口”战略，与其说是技术分享，不如视为一套绑定盟友、输出标准、巩固技术霸权的商业与地缘政治组合拳。长此以往，其国际倡议的号召力将大打折扣。
风险三：企业陷入“责任洼地”，短期狂欢与长期隐忧
对企业而言，一个稳定、可预期的监管环境，其实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它明确了规则，降低了长期投资的不确定性。然而，美国当前营造的是一种“责任洼地”——没有明确的规则，也就没有明确的违规成本。
在短期，这似乎让企业“轻装上阵”，但长期来看，它扭曲了企业的投资决策。在“野蛮生长”的竞赛压力下，对长期性、全局性安全问题的投入（如全面的对齐研究、冗余的安全设计），必然会为追求发布速度和市场份额的短期目标让路。这最终可能导致“公地悲剧”：每个企业追求个体最优解（更快、更强），却合力导致了整体生态的最劣解（更脆弱、更不可信）。
Mythos模型所警示的，远不止是技术失控的物理风险，其更深层的寓意在于揭示了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新型权力结构正在加速形成。这种权力不仅体现在科技巨头对算力、数据和基础模型的垄断上，更体现在它们无形中设定全球技术议程、定义伦理话语，甚至能以一通电话“劝退”国家监管尝试的软性影响力上。
美国对“AI竞赛”的执念，就如同一副特制的透镜，将本应全球协作应对的生存性挑战，矮化为零和博弈的地缘筹码。然而，正如批判者所指出的，这场“竞赛”本身可能是一个根本性误判：它没有明确的终点线，知识会快速扩散，暂时的领先往往加速而非阻碍追赶者。更危险的是，这种叙事本身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制造出它声称要应对的安全困境。
因此对中国而言，跳出“竞赛”叙事陷阱，拥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视角，恰恰是塑造可持续领导力的历史机遇。这并非放弃竞争，而是将竞争升维：在治理层面，中国可以探索一条既能激发创新活力，又能有效防范技术权力过度集中与社会分裂的中间道路。通过前瞻性的反垄断、数据治理与算法审计，防止市场固化与不平等加剧；通过积极的产业与社会政策，引导技术红利更广泛地共享。这本身就是一种复杂而高级的治理能力。而通过技术合作与治理框架能够提供可靠、务实的全球公共产品，本身就可以赢得更深远的国际认同。
我们在AI时代，真正稀缺的并非效率和速度，而是更深的智慧、更大的勇气与更广泛的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