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29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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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 ，编辑：oi，作者：echo
——“这个时代终归是缺啥补啥”
失落很久的国内电影市场，在五月因为一部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迎来了意料之外的复苏。素人主演、不知名导演、成本仅为1400万、具有强烈潮汕地域性的故事，种种因素叠加下，在电影上映初期，几乎没有人看好《给阿嬷的情书》在电影市场上的表现。
到今天，这部电影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2亿人民币，豆瓣评分上升至9.2分，每日排片占比都在50%上下。
《给阿嬷的情书》取材于潮汕地区真实的“下南洋”历史，上世纪40年代，许多潮汕青年因为战争抓壮丁等原因，被迫离开家乡，乘船远赴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谋生，再将赚到的钱通过侨批寄回养家，电影男主角郑木生就是其中之一。
一名知乎网友分享了类似的故事
在当下，我们对于一部电影的讨论已经逃不开越来越多标签的定义，它是否政治正确，它使用了怎样的叙事技巧，它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在关于《给阿嬷的情书》的讨论里，我们仍能看到不少观众质疑影片的叙事以男性为中心，女性仅仅是被动承受的客体，淑柔的命运被“等待木生归来”这一命题所绑定，现实中留守潮汕女性的命运被美化。但影片本身细腻的情感表达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尖锐的争议，更多的观众仍被故事里南枝与淑柔素未谋面但相互扶持的情义所感动。
有人认为导演在拍摄时刻意避免了人性的复杂与阴暗面，只呈现出旧时代的美好善良。这种对于残酷历史的童话式建构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影对于历史、人性深度的刻画，但在观影过程中，许多观众仍会为片中这个虚幻的“乌托邦”与美好愿景而感动流泪。
如今，文艺作品越来越像情绪避难所，怀旧短剧、东亚家庭叙事、old school港乐，《给阿嬷的情书》并没有真正解决历史中女性被留守、被等待、被牺牲的问题，但它精准捕捉到了当代人更隐秘的匮乏：亲密关系被改写为“情绪价值交换”后的信任贫困。
“现在是一个不信侠、不信付出的时代。现代人连支撑自己都难，又何谈共情“付出”之丰盈呢？可是以这部作品如今的席卷之势，好像其实人们也不是不信，只是许许多多故事都让人不肯信——而倘若真有讲得好的故事出现，人们也还是愿意去信一信的。”
“《阿嬷的情书》击中的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越压抑的东西，越渴望，越匮乏的品质，越向往。这个时代终归是缺啥补啥。”
“从前的车马很慢，木与叶要靠枝连接。”
——网红流行病，一边用“我有病”来脱责，一边用“我有病”来替结构性压力背锅
最近，年轻人的前额叶很忙。
前额叶，这个原本应用于神经科学的专有名词，一夜之间成为了年轻人之间最流行的“网红病”。热衷于“赛博确诊”的年轻人又为自己的拖延症、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记忆衰退找到了新的借口，不想工作，是“前额叶宕机”；情绪失控，是“前额叶刹车失灵”；刷短视频停不下来，是“前额叶被算法掏空”。那些原本被归结为“懒”或“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有了科学又体面的解释。
自嘲与玩梗的背后，年轻人对于前额叶的关注无疑是源于一种共同的精神困境：在信息洪流之中，大脑长期处于疲惫状态，遇到复杂的情况或是问题就有逃避的冲动，希望能有人帮忙作出决定。
与此同时，真正受到“前额叶受损”困扰的患者指出，一种疾病泛化与流行化的结果是人们开始忽视疾病本身对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更有可能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
另一方面，“前额叶受损”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心理安慰剂”，将困境归咎于生理原因，可以免去自我攻击，从而卸下沉重的羞耻感。有知乎网友认为，从ADHD到前额叶受损，年轻人的电子病历越写越厚，但当人们用一种疾病合理化自己的精神困境，也是在无意中不断削弱自己的行动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网络流行病名常常把结构性压力包装成个体故障。
平台制造碎片化刺激，职场制造不确定性，教育系统制造长期竞争惯性，最后年轻人却被鼓励去修理自己的大脑、提升自己的专注力、购买课程和补剂，仿佛只要把个人系统优化好，就能重新适配这个过载的世界。于是，“前额叶”从一个神经科学概念，变成了时代压力的替罪羊：它替平台背锅，替职场背锅，也替一种不断要求人自我管理、自我优化的社会背锅。
当你相信自己“前额叶受损”，实际上它带给你的副作用是，你会降低对自己的行动期待。因为前额叶等于控制力，而前额叶受损等于你无法控制自己，于是越自我合理化就越缺乏调整动力。
你会放弃自律。
你会更容易合理化拖延。
你会更轻而易举地接受“我就是做不到”。
某种程度上这在心理学上来说是接近于习得性无助的变体。
不是因为你做不到，而是因为你开始相信自己做不到。
最可怕的不是你找到完美的替罪羊，而是它成为了你“自我限制”的牢笼。
——下药是“加油”，女性是“车”，语言在这里不是附属品，是犯罪机制本身的一部分
2026年5月18日与20日，柏林法院A500厅外排起长队，大量华人自发前往旁听邵之霆（Zhiting S.）迷奸案开庭。现年33岁的邵之霆在德国攻读博士，德国检方指控其涉嫌性侵犯、教唆利用麻醉药实施性侵、严重身体伤害及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等多项罪名。
自2024年下半年起，法兰克福警方接获多名性侵受害者报案，并陆续逮捕了张大鹏、蒋中懿等多名施害者，邵之霆是这批案件中第四名走进法庭的被告。连接这些施害者的是一个叫“德国老司机驾校”的Telegram群组。
在这个加密群聊里，“女性”不再被当作“人”看待，而是成为了可以被使用、交换与炫耀的物品。他们将目标女性称为“车”，相貌出众的目标称为“豪车”，受害者的伴侣称为“私家车”，对目标女性下药是“加油”，因药物而失去意识的受害女性是“死猪”，对失去意识的女性实施性侵是“开车”。在这个女性被彻底“物化”的世界观里，厌女暴力被不断正当化。
德国“驾校群”案与几年前的韩国“N号房”事件在犯罪逻辑上呈现高度相似性：借助加密聊天软件，以黑话的形式传播、销售性剥削影像。加密群聊与黑话系统提供的匿名性与安全感，进一步催化了个体道德防线的溃败，让犯罪变得可以被学习、被训练。
与传统性暴力不同的是，德国“驾校群”案与韩国“N号房”事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成员在群组中相互交流、不断学习性犯罪经验，性暴力不再是单一个体的冲动行为，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可被学习和复制的犯罪模式。哪种药物起效更快、剂量如何计算、如何规避被发现的风险、如何在事后消除痕迹，施害者几乎不需要任何时间成本，就能在加密群聊里获得已经被验证过的犯罪经验。
同时，群聊的存在让二次伤害变得更加普遍。拍摄性剥削影像不再是性暴力的副产品，而成为了其核心目的。在群聊中分享、销售这样的录像进一步放大了犯罪的快感，使得施害行为更难以停止。
德国“驾校群”案的群组核心成员是8名华人男性，但在核心层之外还有多个关联群组，规模最大的一个约有4500人，长期活跃、参与讨论并分享内容的超过2000人。这或许是整起案件中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系统性训练之下，性犯罪的加害者不再是极端的变态，他们可能是你身边的同学、同事、亲人或者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当下所有的逮捕、审判仅仅针对亲手实施犯罪的核心成员，而关联群组里剩余的2000人，还没有受到任何系统性追查。
“驾校群”案最令人恐惧之处，并不只是具体施害者的残忍，而是它展示了一种数字时代性暴力的新形态：犯罪不再依赖孤立个体的冲动，而是依赖群体协作、技术庇护和黑话文化共同搭建出的暴力基础设施。加密软件提供隐蔽性，群聊机制提供同伴确认，黑话系统则完成了对罪行的语言洗白。当“下药”被称为“加油”，“受害者”被称为“车”，暴力便被改写为游戏、技巧和战绩。
语言在这里不是附属品，而是犯罪机制本身的一部分。黑话的作用不仅是规避审查，更是降低道德阻力。它通过幽默化、物品化和圈内化，把女性从具体的人变成可操作的对象，把伤害从犯罪变成一种可以炫耀的“经验”。这正是厌女共同体的典型运作方式：个体可能原本没有实施极端暴力的勇气，但在群体的怂恿、教学和赞许中，暴力被逐渐正常化，甚至被塑造成男性气概的证明。
因此，不能把这类案件仅仅理解为“几个变态男性的恶行”。更准确地说，它暴露了一条从日常厌女玩笑到系统性性暴力之间的连续谱。那些围观、保存、转发、评分、询问教程的人，并不是无辜的边缘参与者，而是这个暴力市场的需求端。性剥削影像之所以会被生产，是因为有人观看；迷奸经验之所以会被交流，是因为有人学习；受害者之所以被反复伤害，是因为群体把她们的痛苦变成了可流通的资源。
如果只惩罚亲手施暴的人，而不追问观看者、传播者、购买者和教学者的责任，暴力网络就会不断更换壳子继续存在。真正需要被审判的，不只是犯罪者个人，还有那套把女性身体变成公共猎场的同盟文化。
——巨星老去、国足长期无缘世界杯，观众观赛情绪正在冷却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还有不到20天，但这项超级赛事今年在中国热度有点冷。
在往常，世界杯的转播版权往往提前一年就已经谈好，反常的是，开赛前一个月，中国大陆的转播版权仍然没有敲定。版权谈判直到开赛仅15天前（5月15日）才最终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敲定，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极为罕见。截至5月28日，仅有咪咕和小红书两家平台获得分销权，且价格并未高于往届。腾讯、优酷、爱奇艺等传统体育版权巨头集体缺席，反映出行业对本届世界杯商业回报的普遍悲观预期。
国际足联最初开出的价格是2.5亿到3亿美元，这个价格远高于往届的报价，当双方因价格而僵持时，中国球迷们先不买账了：
“中国球迷不爱看足球。”
“自家孩子都没上场，花大价钱看别人家孩子玩，不划算。”
“扩军了，也没扩到我们身上啊。”
“世界杯只是扩军了，又不是中国男足进世界杯了。”
中国男足连续六届无缘世界杯决赛圈，无疑是这项顶级赛事在国内遇冷的重要原因之一。2002年韩日世界杯（国足参赛），全国观众规模6.557亿人次，平均收视率15.1%，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国足缺席）：观众规模约4.3亿人，平均收视率5.59%，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国足缺席）：电视端平均收视率降至2.8%-3.5%，观众规模收缩至2.5亿人次。
除了常年经受欧洲联赛时差折磨的死忠球迷，泛球迷们大概更倾向于第二天看精彩集锦。再加上大量知名度高的足球巨星今年在队内都不再担当主力，梅西、C罗等具有跨圈层影响力的巨星已过巅峰，新生代球员（哈兰德、姆巴佩等）尚未建立同等的国民级号召力，星光黯淡的世界杯比赛对于普通观众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
与世界杯遇冷截然相反的是国内地方足球赛事的火热，从最初的村超到全民关注的苏超再到赣超、川超、东北超，这些草根赛事以相对低价的门票、没有时差的比赛时间和强烈的地域认同感，为更多球迷提供了更加切实可感的观赛快乐。
也可以说，世界杯遇冷不是足球的失败，而是全球化想象力的疲软。曾经，世界杯代表一种向外看的激情：世界很大，巨星很亮，远方值得熬夜。但当年轻人的生活被现实压力持续压缩，当国际赛事的商业包装越来越昂贵而疏离，当国足长期缺席使国家情感无法接入，世界杯便逐渐从全民仪式退化为核心球迷的专业内容。体育的魅力从“仰望世界顶级”转向“参与身边共同体”。
——Hyrox，为东亚做题家爱考试的基因而生
这边世界杯在中国久违地遇冷，那边一群年轻人却热衷于“备战奥运”。
Hyrox在一线城市年轻人中火了，上海站的比赛有接近10000人报名参赛，50元一张的观赛票在二手平台上被炒到400至500元。Hyrox（Hybrid Fitness Race混合健身竞速赛）被称为大众体能马拉松，参赛者必须交替完成8次一公里跑步和8组功能性训练，包括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药球投掷。
上学时大家惧怕的1000米跑，在Hyrox比赛里只是一个“逗号”，气血不足的年轻人看完别人的Hyrox视频已经感觉累了。为了完赛，年轻人们卷体能、卷体脂、卷努力程度，晒娃秀恩爱的朋友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体脂率的打卡截图，宣布“奥运备战”。
“在朋友圈里看见一个有健身习惯的前同事，刚能做1.5个自重引体向上，马上就宣布备战Hyrox”
“建议气血不足的人去看Hyrox，看完感觉这个月例假都要提前来几天。”
“Hyrox是什么国际赛事吗，怎么到处都在备战？”
“Hyrox会不会太像助农项目了，挑很重的担子，来来回回犁地、爬田坎。”
Hyrox带来的成就感契合了一线城市年轻人在健身方面的心理诉求，有人形容“Hyrox简直就是为了东亚做题家爱考试的基因而生”。它把运动重新设计成了一场标准化考试。它不像传统健身那样成果模糊，也不像竞技体育那样胜负残酷，它提供了一套清晰、可训练、可展示的进步路径：报了名，就有目标；练了，就有数据；完赛了，就有证书和照片。对于从小熟悉考试制度的东亚年轻人来说，这种结构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亲切感。它把不确定的身体改造成可以刷题的项目，把焦虑转化成训练计划，把生活的失控感转化成配速、重量和完赛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Hyrox不只是运动，而是一种新的城市中产自我管理仪式。在工作中，许多年轻人的努力和回报并不稳定；在亲密关系中，投入和结果也很难对应；但在健身房和赛场上，身体至少还保留着一种相对诚实的反馈机制。你推过的雪橇、跑过的公里、练出的肌肉，会比老板的评价、平台的流量和市场的波动更可控。
身体成为当代青年重新夺回主体感的最后领地之一。
但Hyrox的流行也暴露了另一重悖论：体脂率、配速、训练打卡、装备、赛事照片和社交媒体展示，共同构成了一套新的身体绩效主义。休息不再只是休息，而要服务于恢复；吃饭不再只是吃饭，而要计算蛋白质；运动不再只是快乐，而要被转化成可公开展示的自律证明。当“完赛即胜利”的叙事进入朋友圈，它既给人正反馈，也悄悄制造新的比较压力。
它既是解药，也是一剂更精致的兴奋剂。
——谁有情绪特权，我们如何分配“被照顾的资格”
影视行业进入寒武纪，芒果TV却迎来了拯救收视的综艺圣体——孙杨。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孙杨以一己之力让这个没多少人关注的节目成为了这个月最热门的综艺之一，而大家也毫不意外地发现，曾经被诟病为巨婴的孙杨，现在不仅是巨婴，还兼具了大爹气质，成功实现了爹味丈夫和高需求宝宝的动态平衡。
孙杨在节目中的行为：
·在机场坚持给所有行李箱打膜，完全不顾值机时间；
·约定好下楼时间，却在已经迟到后继续坐在房间里吃水果；
·在所有嘉宾热得满身汗并提出想喝冰水时，点了八壶热茶；
·带错路后，在导演组多次劝阻下，坚持不回头，最终绕了一个小时；
最让大众难以忍受的是孙杨对待妻子张豆豆的态度，和其他嘉宾交流过程中他尚且能够保持理性，但对待张豆豆，他几乎每天都会情绪失控地骂人、要求豆豆给自己道歉。更让人惊讶的是，张豆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主动道歉，并负责安抚孙杨的情绪。
在过去，孙杨的情绪不稳定一度是他身上受人喜爱的标签，拿到冠军后屡屡在镜头前流泪的画面，被大家认为是“励志”“萌”。但当这样的情绪被带入亲密关系的语境里，大众更能共情在婚姻里不堪重负的张豆豆。
从2020年到2026年，孙杨不上综艺的六年里，大众对于妈宝男与爹味的反感日渐增加。时隔六年，重回镜头前的孙杨大概也并不适应如今的舆论环境。他曾在《了不起的挑战》里将挑衅了自己两句的撒贝宁扔进泳池里，当年的观众觉得这一幕很有综艺效果，但现在大家只会心疼撒贝宁并担心张豆豆被家暴。
孙杨在综艺中的“爹婴二象性”，之所以引发大规模不适，是因为它精准呈现了一种常见却长期被遮蔽的亲密模式：在权力姿态上像父亲，在情绪需求上像婴儿。既要求伴侣服从自己的安排、理解自己的逻辑、配合自己的节奏，又不断向伴侣索取安抚、道歉和无条件包容。
冠军叙事往往强调意志、胜利、牺牲和绝对目标，却很少训练一个人如何平等地处理亲密关系。过去，公众愿意把成功者的哭泣理解为真性情，把成功者的任性理解为冠军压力，把成功者攻击性理解为胜负欲；但当同样的特质进入婚姻场景，它们就不再是“可爱”，而是压迫。
更值得讨论的是，张豆豆所承担的并不只是妻子的角色，而是高度密集的情绪劳动者角色。她要预测他的不满，缓冲他的失控，替他的迟到和固执向外界解释，还要在冲突后主动修复关系。这正是许多异性恋婚姻中的隐形分工：一方负责表达情绪，一方负责处理情绪；一方把自己理解为“被误解的人”，一方则被要求成为那个永远理解他的人。
所有的致命吸引力，本质都是病友相认：成年人心理缺口与满足点之间的精准咬合。孙杨的心理缺口是什么？他34年的人生，跟妈妈几乎是完全共生的状态。现在他找的伴侣，无缝衔接了他这个大男孩一直在索求的——“精神支柱”式的妈妈。
当孙杨和别人谈论婚姻生活时，他会把所有的委屈和付出放在自己身上，所有的不理解、不好、不包容，都是自己老婆干的。
——广告词之外，公共舆论中的“冒犯”并不是天然平等的
今年母亲节前夕，OPPO发布了一组节日文案，其中一条引起了巨大争议：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
品牌的原意是希望在母亲节时打破大众对于妈妈的刻板印象，妈妈也有自己的热爱，妈妈也可以是追星女孩。对于长期浸泡在网络流行语中的广告从业者来说，“老公”一词在中文娱乐语境里的运用已经相当泛化，他们早已对此脱敏。
品牌显然没有预料到，主流社会对这种解构传统婚姻符号的玩梗接受程度不够高。这句文案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大量网友的不满。男性网友在这句文案里读到了“被冒犯、被比较、被降级”，一部分女性网友认为这句文案反而加深了大众对于追星女孩的刻板印象，另一部分则不满于文案将母亲节与配偶强烈绑定在一起，忽视了母亲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
“这波出舆情很好理解，毕竟男网友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被戴绿帽，你这直接俩老公都出来了，关键文案还说见另一个恨不得穿婚纱，情感带入下不就给自己戴上赛博绿帽了，这哪能忍？”
“说是打破刻板印象，但是这个广告不就是浓浓的刻板印象女生爱追星吗”
“母亲节文案里为啥要带老公?母亲节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节日，我不知道要角度有多偏才会在母亲节把目光放在“老公”这一角色上，单身母亲咋办?不过了？”
对于“打破刻板印象”这一命题，品牌显然混淆了两个概念：打破刻板印象，是呈现被忽视的多样性，而不是用一个更糟糕的叙事，去替换原来的叙事。品牌希望打破传统的母亲形象，但它没有把婚姻符号导向“自我”，而是导向了“另一个老公”。母亲仍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出现，而是被放进了“妻子—粉丝—消费者”的三角关系里。
另一方面，这条文案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恰恰证明了母亲节的文案并不是写给母亲看的，一些人对文案的愤怒，本质是对“父权制婚姻叙事被挑战”的不安，而非对于母亲形象的维护。
OPPO母亲节文案的争议，表面是一次广告翻车，实则是一场关于“谁的冒犯感更容易被承认”的公共演示。文案当然存在表达上的粗糙：它想呈现母亲的个人爱好，却仍然绕不开“老公”这个婚姻中心词；它想让母亲从家庭角色中松动出来，却又把她的欲望重新安放到另一个男性偶像身上。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这句文案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品牌道歉、合作方切割和全网审判。
公共舆论中的“冒犯”并不是天然平等的。某些群体的受伤感更容易被看见，也更容易被机构转化为危机处理。
母亲节文案尤其容易暴露这一点，因为“母亲”在商业传播中常常不是作为具体的人出现，而是作为一种可被调动的情感资源出现。品牌一会儿歌颂母亲的牺牲，一会儿消费母亲的少女心，一会儿又把母亲包装成家庭温情的入口。问题是，母亲本人究竟在哪里？她的疲惫、欲望、愤怒、孤独和选择，是否真的被看见？如果所谓“打破刻板印象”只是把母亲从厨房推向追星现场，却仍然不允许她成为一个复杂而完整的人，那么这并不是解放，而只是换了一种更时髦的消费姿势。
这场争议最有价值的地方，或许并不在于判断一句文案到底该不该被骂，而在于它让人们看见了品牌社会里的问责机制如何选择性运转。
“当一句文案无意中挑战了传统婚姻观时，品牌火速滑跪、全网讨伐；可当大量真正物化、消费、冒犯女性的广告出现时，却往往被当作常态，鲜少有人追究，品牌方也装聋作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