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29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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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霞光社 ，作者：李小天，头图来自：AI生成
在新加坡创业三年后，周屿打算离开。
如今的新加坡，早已是声名在外的“亚洲硅谷”，汇聚了世界各地的AI创业者。其中，华人创业群体的基本画像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新加坡高校读书求学的年轻人，萌生了新奇有趣的创业想法，又在学校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另一类则是在职场沉浮历练多年的大厂高P，他们在国内完成美元基金融资、业务模式趋于成熟，将新加坡作为布局全球市场的跳板。
前者多是初入行业的年轻创业者，更看重宽松的落地环境；后者手握成熟业务与丰富经验，目标清晰，一心依托当地区位优势走向国际。
周屿属于前者。在她看来，新加坡的创业环境略显boring：技术平庸、投资保守、社会氛围缺乏创业活力。反观国内，有创造力的项目层出不穷；中东也正在力求成为全球AI博弈第三极。“出去看看”的想法越来越蓬勃强烈。
而对后者来说，新加坡成为他们将自身优势最大化的最佳场域。
在国内，创投圈已经有了不约而同的风向：信奉与迷恋所谓95后、00后的“AI原生代”；85年及更早出生的创始人，反而成了投资考量中的明显短板。
而新加坡务实、理性、稳中求进的商业气质与中年人不谋而合。
前国内美元基金投资人Ellen在2023年来到新加坡，通过播客节目《离线时间》记录她与迁徙至此的AI创业者们的深度对话。她意识到，AI时代，对需求的真正理解和对市场的敬畏心，才是最大的护城河。“这是十几二十年磨出的东西，对产品的嗅觉、对市场的判断、对风险的识别，才最稀缺，也是一个创业者最大的底气。所以各位AI界的中老年们，只要底牌还在，我们仍然在牌桌上。”
有人离开，有人涌入，新加坡成为AI创业者们的围城，更是中国创业者AI全球化之路上，恒定的离岸枢纽。
近几年，逐渐喧哗热络起来的新加坡，让出海圈的每个人都无法熟视无睹。
彭博社数据显示，2025年，亚洲富豪向新加坡注入了770亿新币（约4085亿人民币）。在美中关系紧张、中东局势波动、俄乌战争胶着的局面下，更多高净值群体选择把资产放置于政治稳定、税收优惠的新加坡。
同样是在2025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国，占投资承诺的20.6%，而美国企业的投资承诺占比为17.3%；要知道，在2024年，美国企业投资占比高达55.5%，而中国仅占2.5%。
钱在哪里，人就在哪里。
创投圈的人逐资本而居，追风潮而来，在这里开启新的事业版图。“现在，宇宙的尽头是新加坡。”有投资人这样打趣道。
Ellen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向霞光社分享道，“疫情后来新加坡的投资人越来越多，那时候新加坡出海创业生态很杂：消费、fintech、机器人、餐饮，什么都有人做。我没有一上来就定方向，几乎把能找到的出海公司都聊了一遍。但扫着扫着我发现风向变了，中国大模型崛起，Manus来新加坡，AI创业从小众变成区域主流。”
而Manus跨境并购案被叫停事件，成为一个明确的警示信号，亦是新加坡AI创业者们行进路途中的一个转捩点。这倒逼创业者从第一天就必须明确方向自己的身份和方向，没有中间的灰色空间可以操作或协商。
对此，Ellen分析说，新加坡政府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中国背景”，他们只看三件事：公司注册在哪、股权结构有没有被一个国家锁死、业务是不是全球化。“只要是新加坡主体+全球客户，就是一家国际公司，不是你想象中的‘中资标签’。而真正的隐形红线是——单一团队，比如全部是中国人、印度人或者美国人，因为单一文化的公司，很难被当成国际公司。”
在Ellen看来，新加坡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地缘政治方面的中立性。在她的播客访谈中，某位AI创业者告诉她，“新加坡的生死问题是：还能不能继续不选边站。过去世界相对和平，新加坡可以保持中立。但如果地缘政治不再一团和气，能不能继续保持不偏不倚？这个问题事关国运。”
而另一个优势，或许正是源于新加坡狭小的国土面积——通勤一小时就可覆盖全境，不同阶层的人社会网络高度重叠，从而让信息摩擦变低、资源分布均质、权力与文化更趋向于公开与透明。
这座国土面积不足上海九分之一的花园城市，聚集了Google、Meta、IBM、Microsoft、Amazon、TikTok等最为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人际网络密集且浓稠。
“新加坡的AI相关活动非常多，而跑来跑去参加活动的都是那么一拨人，今天场子里坐在你对面的，很可能就是一个OpenAI的高管。所以在这里能接触到新鲜一手的信息，而在国内可能充斥着很多二道贩子。”Ellen说。
信息壁垒的消弭，让创业门槛变低。而这与AI的作用高度契合：加快信息的流动与传播，缩小全球认知鸿沟。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天然就是AI创业者的应许之地。
多位base新加坡的AI创业者，跟霞光社提及了一个“用AI卖鸡蛋”的项目。
这是一家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企业，对外仅以鸡蛋贸易商自居，实则是一家AI食品供应链公司。团队仅5人，依托AI优化全链路流程，餐厅通过WhatsApp即可一键下单，采购、配送高效运转，让食材物美价廉。短短一年，他们服务近2000家本地餐厅，拿下稀缺的鸡蛋进口牌照，跻身当地行业第六，年销售额达数百万美元，目前正拓展食用油新业务，也吸引了众多产业投资人青睐。
这家企业的发展路径或许最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新加坡AI创业项目的气质：务实具体、轻量简洁，做不了高举高打的大模型，就做稳扎稳打的细分应用。
这一点，也源于新加坡市场本身所蕴含的商机。
2025年10月，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所发布的《Singapore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5》显示，新加坡中小企业AI采用率仅有14.5%——亟待被填补的巨大空间，皆是创业者的机会。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下一波AI创业的最大红利，可能不在模型层，不在基础设施层，而在‘最后一公里’的落地层——而这个战场的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亚太AI市场2025年估值约1,025亿美元，预计到2032年将超过8,16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4.5%——这个增速的背后，是一个刚刚被唤醒的巨大市场。这些解决具体问题的AI项目，他们的护城河不长在代码里，而长在关系、信任和本地知识中。”
而务实的另一面，就是保守。
具体到融资层面，Ellen告诉霞光社，新加坡的缺点非常明显，“VC给的钱很少，他们很保守，因此很多人做着做着会选择回国，或者是去美国。要知道，新加坡本土基金从2016年至今，DPI没有超过1的。最好的大概0.6——也就是LP投进去的钱，最多拿回来六成。之前比较好的是一支2014年的基金，大概1.5倍，这个数字放在中国美元基金里基本垫底。十年没给LP赚过钱，直接决定了他们投项目的心态：估值卡得死死的，一般不超过3000万美金的post（投后估值）”。
“我经常有一种感觉：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注册地、很好的市场入口，但它的资本生态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支撑一个高速增长的创业公司的程度。节奏慢、估值保守、退出路径不清晰——这些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系统的现状。对于中国出海的AI创始人来说，最务实的策略可能是：在新加坡搭架构、做业务、建客户关系，但融资不要只看本地。天使找行业里的人，机构看中国的老牌美元基金或者全球化的fund。”Ellen说。
周屿也认同这一点，“新加坡资本市场还是比较倾向于投偏后期一些，因为新加坡整体文化是比较求稳的，他们不太会愿意做一些非常有风险的事情，他们自身的创业意愿也不强烈。”
而从项目与产品竞争力而言，过于波澜不惊的商业环境，很容易让创业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从竞争氛围上来看，新加坡不像国内那么焦虑压抑，时刻带有技术变革期的FOMO感；但另一方面，太过安逸的市场环境，会让创业者云淡风轻、慢条斯理地打磨产品。“但一出去发现天都变了，你的产品早就有无数个竞品了，甚至可能下一个时代的技术都来了。所以创业者要自己去平衡这个尺度。”
这种“实用主义”路线，同样来自于新加坡的国家气质。当谈及新加坡本土国民个性时，“怕输”（Kiasu，是源自闽南语“怕输”的英语单词）是绕不开的两个字。
“怕输”源于弹丸之地、地狭人稠的生活环境所孕育的生存本能，新加坡人总是在力争上游。在新加坡熙熙攘攘的食阁里，因为担心抢不到餐位，本地居民习惯了用纸巾、雨伞、工牌、外套来占座；瑞幸刚出海新加坡时也见证了排队狂潮，新加坡人对排队情有独钟，见人排队就会跟着排，因为担心错过优惠或风口。
但另一方面，“怕输”的心态也带来厌恶风险、保守务实的社会氛围。这是小国寡民最为实用的生存之道；也是新加坡完善精准的社会福利下，国民餍足安稳的体现。
BBC记者Nicolas Walton曾在他驻新加坡期间写的书《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中精准描述了新加坡人的这种心态。
有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人为什么排队，但还是跟着一起排，因为他们害怕错过了什么。怕输源于新加坡对自己面积和脆弱性的不断强调。怕输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在创造和分享价值。如此一来，新加坡无法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只能培养‘拿来主义’（copy-and-paste）的生意，比如珍珠奶茶店……新潮咖啡厅和猫咪咖啡屋。”
在新加坡华人AI创业社群CSAIA的发起人Joyce看来，对本国国民而言，新加坡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桃花源，“他们被保护得太好了”。
比如，新加坡几乎所有直接给钱、给补贴、跟投的创业政策，都必须要求：本地公民或PR持股≥30%（多数要≥51%）+主申请人必须是本地人。外国人可以来创业、100%持股公司、拿EntrePass，但核心补贴基本拿不到；想拿政府钱，必须找本地大股东或者本地创始人站台。
而在周屿看来，新加坡不仅是桃花源，更是一个亚洲版的“疯狂动物城”。
这里聚集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美人，不同族裔多元融合，每项法律政策都要用四种官方语言公布，像极了《疯狂动物城》里那个“所有动物和平共处、各司其职”的乌托邦。
而对华人创业者而言，虽然在产品力上明显占优，但想要在新加坡招聘到靠谱的本土人才、搭建好理想中的本地团队，却是一个艰难的问题。
要知道，创业团队的用人逻辑，不是像大厂一样招募诸多初级工程师，而是更需要一个把项目从0到1拎起来的负责人，这样的人既要非常懂海外市场，又能理解中国的工作文化、丝滑地和中国团队协作，而新加坡本地具备创业精神与能力的人，并不是太多。
“像周受资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Ellen说。她介绍说，过来创业的中国公司，主流的解决方案是把人从国内搬到新加坡；要么是和新加坡的本地社群搞好关系，通过熟人推荐找到靠谱的人。
但想要真正融入新加坡本地的社交圈层，远没有想象中轻松。壁垒之一，就是极具本土特色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alish）。这种糅合了闽南语、粤语、马来语口音的独特语言体系，对外来者而言，几乎等同于一门全新的外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本地人习惯将英文单词“three”读成“tree”。一位常驻新加坡的大厂员工在樟宜机场候机时，机场广播反复播报催促登机通知，其中多次提及含“three”的登机口与班次信息，全程按本地口音读作“tree”。不熟悉Singalish发音规则的他完全没能听懂播报内容，浑然不知登机提醒，导致终险些误机。
并且，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的金融行业薪资明显高于技术行业，在总体人才基数有限的情况下，更多本地人会选择金融领域这样上升路径明确的赛道。“他们的职业选择也会偏保守，本地人、印度人更倾向于在一个大公司内部慢慢晋升到高管，这对他们来说也蛮容易的。所以很多创业团队，可能花几个月也招不到一个非常满意的人。”周屿说。
运营成本高企，也让来新加坡创业的团队规模越来越简约轻量，一人公司也与日俱增。疫情以来，当地写字楼租金涨势不停，普通CBD甲级写字楼连续八个季度涨价，累计涨幅约三成；核心区域租金更是达到688元/㎡/月，是上海陆家嘴商圈的2倍、深圳福田CBD的4倍。
如今推高租金的主力，除了老牌金融机构，还有大批AI初创公司。CBRE数据显示，不少AI企业不再满足于共享办公，纷纷签下长期大面积租约，意味着它们打算长期扎根于此。叠加地缘因素，新加坡的避险属性愈发凸显。中东局势波动之下，不少原本落户迪拜的资本与企业，纷纷转向新加坡。
因为办公室租金太贵，一位打算回国的创业者因为租期还没到，需要在离开前先把办公室转租出去；还有一个创业团队因为缩减规模空出几个位置，而临时找其他创业者“拼好房”。
种种原因，让周屿考虑离开。她告诉霞光社，接下来她打算去上海张江区看下当地的创业生态，“因为最近我听到的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创业者都聚集在张江；但我在新加坡日常参与的一些技术展，都相对平庸。未来，新加坡肯定会作为一个主要创业据点存在，但公司创始人会在全球各地飞，而不会只局限于新加坡。”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加坡正在凭借它的中立性与国际化，成为AI时代里的一个重要创业据点与离岸总部。众多创业者正以新加坡为支点，开启全球游牧式创业。
这个面积与义乌相差无几的国家，虽然盛放不下全球化的野望，却依然是最佳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