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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以AI为代表的科技正成为第四类独立宏观行动主体,未来核心争论将从左右之争转向人本主义与科技中心主义之争。 ## 1. 传统人类文明的三大宏观主体格局 自主宏观主体依次诞生:政府是第一个,经霍布斯提出、洛克孟德斯鸠完善,形成具备独立意志的宪政实体;市场是第二个,随工业革命崛起,形成独立运行逻辑成为能动主体;公民社会是第三个,作为对前两者扩张的回应,成为制衡二者的第三极。三者的张力平衡构成现代政治的核心框架,左右之争围绕三者关系展开,延续至今。 ## 2. 科技成为第四类独立宏观行动主体的特征 科技已展现出类似传统三大主体的自主特征:一是拥有独立利益与权力,能够主动塑造有利制度环境,典型案例是2026年5月科技巨头游说叫停美国白宫AI监管行政令签署。二是形成成型的科技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科技创新”“效率优先”成为近乎不可质疑的默认规则,超越传统左右分野。三是技术系统展现出类意图性的准主体性,微观重塑人的认知情感,宏观介入社会管控,“技术利维坦”正在降临。 ## 3. 未来政治争论核心轴线的转移 传统围绕政府与市场边界形成的左右政治坐标正在失效,“技术封建主义”等概念反映了资本主义因科技垄断出现的封建化新趋势。未来政治争论将超越传统左右光谱,转向人类与技术关系这一新维度。新争论核心轴线两端分别是坚持以人为目的的人本主义,和主张科技发展自有逻辑、人类应适配技术的科技中心主义,这将构成21世纪文明辩论的核心,且这场争论会提前到来,不会延迟至五年后。
2026-05-31 07:15

五年后,我们将会争论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孙荐读 ,作者:立平坐看云起,原文标题:《孙立平|五年后,我们将会争论什么?》


在5月24日《他们是如何走到不共戴天的?》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我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想要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想说的是,在若干年后,所有这些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争端也许或是会烟消云散,或是让位给更更根本性的问题,这个更根本的问题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叫,姑且不严谨地称之为人本主义(以人为目的)与科技中心主义(将科技发展作为独立的目标)。因为人类面对的最主要问题和挑战变了(可以先参看一下我以前写的:需要右派刹车,但未来会是左派天下)。


这段话有点词不达意(事实上我这次引用的时候已经改动了几个字,要不就更词不达意了。五年也是虚着说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科技会不会成为一个与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社会)并列的第四个具有自主性的、超越个体与组织的宏观聚合性主体(下面简称为宏观主体)?成为人类文明中的一个全新行动者?如果会的话,人类社会的整体图景会发生什么样的重要变化?


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这些具有自主性的宏观主体发生与演进的过程。


国家(state)或政府作为第一个自主行动主体的诞生,可以见之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描述。在霍布斯笔下,国家乃“人造之人”,以主权为灵魂,以强制权力为骨骼,终结了人人相互为战的自然状态。此后,洛克与孟德斯鸠进一步将政府权力分解为立法、行政与司法等分支,奠定了现代宪政制度的基础。政府从此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实体,它制定法律、征税、维护秩序,并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国家利益。


第二个主体——市场的崛起,大体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揭示了“看不见的手”的运作逻辑:无数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无意间促进了公共福祉。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市场逐渐从政府的附属物中挣脱出来,形成了一套独立于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它有自己的规则(供求关系)、自己的动力(利润驱动)、自己的道德情感(契约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市场不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成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它能推动技术创新、塑造社会结构、甚至干预政治议程。


第三个主体——公民社会的出现,则是对政府与市场双重扩张的回应。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开始意识到,除了国家的强制权力和市场的逐利逻辑之外,还需要一个基于自愿联合、公共讨论和公民参与的领域。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敏锐地观察到,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够维系民主,关键在于其发达的结社生活。公民社会以公益为诉求,以团结为纽带,成为制衡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极力量。


这三个主体之间的张力与平衡,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基本构架,同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现代政治的中心议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国家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公民社会如何有效监督权力?围绕这些问题,西方政治光谱分化出“左”与“右”的基本格局,并在此框架内持续争论至今。


然而,我们现在可能正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


科技——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技术系统——正在成为第四个独立行动主体。当今的科技正在开始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它不仅拥有自身利益与权力,还形成了独特的意识形态,甚至萌生出压倒性的发展目标与准情感动力。正是因为这个因素的介入,人类社会正从以人类为唯一行动者的传统格局,转向人机互生的新型社会形态。


具体而言,科技作为独立行动主体,正在以下方面展现出类似于政府、市场、社会的特征:


其一,独立的利益与权力。科技力量已经不再满足于工具性的被动地位,而是开始主动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制度环境。一个近期案例是:在科技巨头的压力和游说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6年5月21日突然叫停了原定于当天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AI行政令签署仪式,这项行政令的目的是强化对AI的监管。这一事件被广泛视为科技巨头的胜利。


其二,相对成形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学界已出现“科技意识形态”概念和科技中心主义的研究。科技意识形态是以科技的视角观照人类前途命运,技术中心主义主张技术所引发的问题应通过进一步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当“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从发展策略上升为近乎不可质疑的信条,当“效率优先”取代价值多元成为社会运行的默认逻辑,一种超越传统左右分野的科技意识形态已然浮现。


其三,萌生的情感、意识与目标。最令人惊异与不安的,则是技术系统开始展现出某种“准主体性”。大型语言模型通过思维链与递归推理技术,展现出类意图性的行为特征。从微观层面看,算法驱动的信息流正在重塑人的注意力结构、情感模式和认知习惯;从宏观层面看,人工智能开始广泛运用于社会管控领域,有人惊呼,“技术利维坦”正在降临。


因此,人们有理由预见,科技作为第四个宏观主体,已经不再只是存在于哲学思辨中的臆测,而是正在展开的客观历史进程。


这一进程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文明的政治轴心,是否正在发生转移?在这样的时候,人类将会面临什么?人们争论的议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政治的核心争论始终围绕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取舍而展开,并由此形成左右的百年之争。然而,当科技作为第四个主体崛起时,传统的政治坐标可能正在失效。近年来学界热议的“技术封建主义”概念,正是对这一悖论性趋势的捕捉——大型科技公司通过平台依赖和数据垄断,使资本主义出现了某种“倒退的封建化”。


这样的趋势意味着,未来的政治争论极有可能超越传统的“左—右”光谱,转向一个全新的维度:人类与技术的关系。这一维度将引出一条新的政治轴心,其两端的坐标可以初步界定为:人本主义(Humanism)与技术中心主义(Technocentrism)。前者主张技术应当服务于人类的自由、尊严与多元价值,人类应是技术的主人而非仆人。后者则主张技术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正当性,人类应当适应技术演进的方向,甚至可以被技术所重构。


这场争论甚至将教皇也卷了进来。


未来政治的核心辩题也许可以表述为:我们将走向一种由技术逻辑支配的文明,还是一种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为根基的文明?人本主义与技术中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将构成21世纪文明辩论的基本轴线。


不过,非常可能的是,这场争论不会等到五年后,历史更不会留给这场论辩数百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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