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03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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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 ，作者：问题青年
1961年，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写了《收容所》一书。他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多，观察一个人被关进去之后会经历什么。他发现那套系统真正在做的不只是治疗，而是把“个人特质”从外到内地剥离干净：私人物品被没收，发型被统一，名字被替换成编号。在书里，戈夫曼将精神病院、修道院、监狱等场所统称为全控机构。
60多年后，《收容所》终于迎来了中译本。尽管在中国晚了六十年才出版，但它描述的逻辑我们并不陌生。比如近年来很多人在反思衡水中学的模式，在那张从早上5:30排到晚上10点的时间表里，你找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自己支配的。
另一方面，《收容所》诞生于一个充满反叛气质的60年代，那时候的人们相信，打破结构就能得到解放。今天重读这本书，感受会很不一样。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很多人对被纳入一个系统的渴望，远胜于对自由的渴望。
颇有远见的是，戈夫曼也在书里提出了"次级调试"这个概念：即使在最密不透风的系统里，人也有寻找自我的能动性。自我，恰恰是在与结构的对抗中形成的。如果没有这个结构，自我好像也无处安放。
那么，全控机构的逻辑究竟延伸到哪里？我们和系统之间，还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带着这些问题，我和《收容所》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海龙开始了这场对话。
阳少：《收容所》是社会学著作，但您和其他两位译者都是传播学背景。传播学为什么会对戈夫曼感兴趣？您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刘海龙：最早读到《收容所》应该是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大概零几年到2010年前后。当时在研究宣传问题，很多相关著作都会提到这本书，讲全控机构里人与人之间怎么互动，对我很有帮助，就翻了翻，觉得很有意思。
这本书的翻译一直都在日程上。因为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但国内一直没有译本。戈夫曼的其他几本著作，比如《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污名》《社会互动》，华夏那套书早年都翻出来了。但《收容所》其实是他的起点之作，也是他做得最扎实的一手民族志，不管是在监狱还是在精神病院里，而且可读性很高，案例很精彩。而后来他很多书的材料都来自文学作品、传记或个人观察。所以我就跟北大出版社建议，把戈夫曼剩下的书都翻过来。结果其他几本互动陆续都出来了，反而是这本书，一直拖到最后。
戈夫曼在理论上来自芝加哥学派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开创的符号互动论，研究人与人如何互动，意义和自我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这个路数本来就是传播学的一个基本起点。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讲，人与人的互动本质上是印象管理，我通过泄露或隐藏某些信息，来控制你对我形成的印象。后来的《污名》讲得更直白，我怎么掩盖身体上的缺陷或经历上的污点来形成信息管理。这些都涉及信息的流动和人际互动，所以传播学界把他认作自己人，也是说得过去的。戈夫曼正好就处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交叉点上。
阳少：戈夫曼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非典型的社会学学者，对结构性问题没有那么在意，更喜欢扎根田野，去看人际互动。比如他当年为了研究赌徒心理，还去赌场当了一年的荷官。
刘海龙：他的经历确实很传奇，有点人类学家的气质。五六十年代社会学的主流是帕森斯那一套宏大理论，从结构入手解释社会，什么东西都要上升到抽象概念。戈夫曼是个另类，始终从微观切入。
但你也不能说他非主流，因为他开创的这一支后来在社会学里很重要。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里对他非常肯定。斯科特讲弱者的反抗，柯林斯讲互动仪式链，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都是这个路数。从社会理论的角度说，这一支比较强调个体的能动性。他们认为，“社会结构”这个抽象的东西无法描述一切，总有剩余；个体是能动的、创造性的，在利用结构，而不只是被结构决定。结构与能动性之争大概是整个二十世纪社会学最核心的问题，吉登斯也好，布尔迪厄也好，都在试图调和这两者。
而且戈夫曼背后其实有一套隐含的假设，就是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体的行动所构成的。从这个角度讲，他反而跟今天的社会理论更接近。比如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就在讲，"社会"这个宏大的东西本身不是先验存在的，它是一个个互动和连接生成的结果。戈夫曼和ANT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方向是相通的。
阳少：这本书出来也有不少批评和争议吧？
刘海龙：有。一个重要的批评针对“非自愿入院”，就是并非本人意愿、而是被家属或监护人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戈夫曼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现实中确实也有把人扣上“疯人”帽子来清除异己的情况，比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就曾经用这个方式来对待前妻。
这个争议本身很有意思，因为它触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社会科学史上那些真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回头看往往在方法上漏洞百出，有的甚至被直接证伪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说，资本主义在新教国家、尤其加尔文教国家发展地很好，但后来统计数据表明，这个前提就站不住；玛格丽特·米德的代沟理论让她声名鹊起，后来有人写了《重访萨摩亚》，发现她当年的受访者其实在捉弄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历史学家指出他用的史料和很多推断不符合史学标准。还有我们等下会提到的福柯……
阳少：福柯会自己编造引用材料，之前有人开玩笑说，他就是最早的GPT。
刘海龙：当然我们不用"编造"这个词，但从历史学的标准看，不规范之处是很明显的。
我后来想，让一个理论真正产生影响的，其实是它的开创性。这些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让我们重新看这个社会是什么。比如《收容所》里“全控机构”这个概念，很多人会觉得过于夸张，但它构成了一种批判现实的武器，一种社会启蒙。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我们把它当作某种社会的“理想型”用来衡量和反思现实，这个功能本身就很重要。
还有一点，戈夫曼在精神病院里做研究，按今天的标准看是有伦理问题的，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把人分成狱卒和囚犯来观察，放在今天是完全违反伦理规范的。但那是一个比较野生的年代，研究者还敢于做这种突破。反过来看今天，我们的社会科学被规训得很彻底，各种准则和规范把人框住了，思想性反而不如从前，这倒是个值得认真讨论的话题。
阳少：正好您提到了“全控机构”，它也是《收容所》一书的核心概念。狭义上的“全控机构”指代的是精神病院，但戈夫曼最终要说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某种特征，其逻辑可以延伸到监狱、工厂、学校乃至大型公司。这让人自然联想到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以及全景敞视的概念。"全控"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它和福柯的思路有什么重合，又有什么不同？
刘海龙：全控机构的英文是“Total Institution”，翻译上有几种方案，总体机构、全能机构、全控机构，中文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对应词，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表达。Total这个词来自一战时期提出的"总体战"概念——战争不只在前线，整个国家从后方到日常生活都被战争笼罩，一举一动都与之相关。后来这个词又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联系起来。到了戈夫曼这里，它得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阐释。
书里写得很清楚：全控机构打破了个体日常生活中睡眠、玩乐与工作的壁垒。首先，生活中的各项活动都被限制在同一个地方，服从于单一的权威。其次，成员的日常活动要在一大群处境相同的人的陪同下完成，大家受到同等对待，被要求做同样的事。再次，日常行动的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时间安排，必须按规定完成一个动作才能进入下一个，整个流程由上层通过正式的管理系统执行。最后，所有强制活动被整合进一个单一的理性规划，以实现机构的官方目标。
他把全控机构分成五类：第一类是为缺乏能力但无危险性的人提供容身之所，比如盲人院、孤儿院、养老院，这也是"收容所"这个书名最原初的含义，带有宗教色彩；第二类是照料无法自理但对社会构成潜在威胁的人，比如精神病院、结核病疗养院；第三类是保护社会免受蓄意伤害，被隔离者的福祉不是优先考量，比如监狱、集中营；第四类以执行工作任务为存在理由，比如军营、军舰、寄宿制学校；第五类是远离俗世的宗教场所，比如修道院。
这些机构里，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退出的权利。在其他机构里，我可以选择服从或不服从，可以自由进出；在全控机构里，这种自由是不存在的。所以全控机构的本质，是在极端条件下剖析权力如何运作——当个人自由被完全剥夺之后，权力是怎么施加到人身上的。
从这个意义上，它和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就建立起了勾连。《规训与惩罚》比《收容所》出版得晚一些，《收容所》和福柯的第一本书《古典时代疯癫史》大概同期，都是1960年代初。但福柯研究精神病院，关注的重心是知识考古和话语——科学的话语如何被建构。这不是《收容所》的重点。反倒是《规训与惩罚》和《收容所》共享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如何管理个体？
戈夫曼写了很多精彩的细节。进入全控机构的第一步是剥夺：私人物品没收，发型统一，衣服统一，首饰去掉，甚至名字都被取消，只剩一个编号。这个过程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去个人化"。当所有个人特征被剥夺干净，一个纯粹生物性的个体，便不再是社会意义上有自由、有主体性的人。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权力运作针对的不是你的内在，而是你的外在。我们总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内心、是性格、是内在的自我，但权力不这么操作——它把你身边的物全部去除，你会发现你失去了一切保护，你不再是你自己。福柯的思路也是异曲同工的。
就像《水浒传》里写的，每个人进到监狱，第一件事是被打一百杀威棒——要把傲气打掉，让你明白从今天起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自我了。这个过程的本质是羞辱，让人接受自己的处境，不再反抗。
阳少：这里值得探讨的是“身份的剥夺”。联想到近年来欧洲的反移民浪潮，英国把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人转移到卢旺达等待，短则几个月，长则三五年，这些人处于一种悬置的身份状态，既不是原来的自己，也还没有被庇护，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
刘海龙：这就是阿甘本讲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他说集中营是现代性的极端形态，而集中营真正的发明者，不是纳粹德国，是英国和美国。英国最早在布尔战争中使用集中营关押战俘；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把日裔美国公民关进集中营，剥夺所有权利。我们以为这些只会发生在威权国家，但这种做法随时可能出现在任何社会里。今天欧洲的移民困境也是一样——一个国家不接收你，你原来的国家回不去，你就被困在中间，一个没有位置的人。
所以全控机构从来没有消失，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福柯讲异托邦，说社会里有一些地方好像根本不存在，被划出去了。全控机构就是这样，它在那里，但我们日常生活里看不见它。
当然，到今天这种极端形态已经比较少，但变体是存在的。学校，幼儿园，寄宿制学校，你能随便出来吗？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下课，都是规定好的，你得乖乖听话，老师是权威。工厂也是。还包括一些互联网大厂，最近我看了《大厂小民》，觉得里面有很多可以对应的地方：进去之后你有一个花名，每个人的工位一样。你要随时回复各种工作群，不回复就会在考评里被打低分，低到一定程度就末位淘汰。除了打卡，有的公司还有离开工位时长的监控。形式变了，但权力运作的本质没有变。
阳少：但人的本能里还是有一种寻找自我的需要。戈夫曼后面写的"次级调试"，讲的就是人在全控机构的缝隙，重新寻找自我的过程。
刘海龙：《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幕，主角冒着被关小黑屋的风险，在广播里放了一段莫扎特的歌剧，让所有囚犯都能听到。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自己的人性又回来了。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那种程度。另一种极端是电影里的老图书管理员，进去了就好好听话，机构要什么你做什么，慢慢地整个人就被“体制化”了。大多数人是在这两者之间，个体的能动性不是非有即无，而是光谱。
当然，戈夫曼在他的研究里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人的能动性。他比较强调人总是在想办法，总是在抵抗，但现实里真正能完成“次级调试”、在全控机构里重建自我的人，可能并不多。
阳少：或许戈夫曼想说的是，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互动中产生的。我们今天经常说"结构性问题"，好像结构是固定的，总是先于我们存在的。但其实结构是在个体跟这个社会的互动中生成的，它具备某种偶然性。这也是我读这本感到有趣的地方，不是说它印证了今天的处境、拿去对号入座，而是它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视角。
刘海龙：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一个是这本书在说什么，一个是我们今天从中能获得什么。
先说书本身。在精神病院或监狱里，结构是刚性的，这个底线不能动摇——你不能自由行动，要按时作息，不能携带私人物品，很多在外面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在里面都不行。但在这个底线之上，存在一个灰色地带，这就是次级调试发生的空间。
为什么会有这个空间？因为权力终究要由具体的人来实施。戈夫曼这本书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不只研究被控制的人，也研究执行控制的人。这些管理者也有七情六欲，也会有恻隐之心。他们一方面要完成管理职责，有他们自己的KPI和规矩；另一方面又想保留一点人性，但又不能走得太近。这种挣扎本身就制造了弹性，而这种弹性就是缝隙所在。《肖申克的救赎》里也有很多这样的细节——你可以通过交换、通过钱、通过为有权力的人提供某种专业服务，换来一份好工作或一点额外的自由。结构撼不动，但在结构的缝隙里，人总能找到生存的方式。
第二个层面，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可能在于：哪怕面对再强大的结构，个人努力的空间总是存在的。而且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自我，恰恰是在与结构的对抗中形成的。如果没有这个系统，没有这个结构，自我好像也没有地方安放。你在克服困难、展现出"我和系统不一样、我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自我才真正出现。
这个观点其实很接近吉登斯。吉登斯的理论叫"结构化理论"，那个"化"字很关键——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始终是个动态过程。规则可以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颁布成法律，但如果没有人去执行它、没有人认为它是合理的，它就没有意义。反过来，我们说的"潜规则"，不成文，但人人认可，它同样有效。
这也和福柯晚期的思路相近。他在讲完规训与惩罚之后，最后转向了主体的建构——个人如何在权力的压制下建构一个审美的主体。听起来像是走向另一个乌托邦，但不管怎样，个体对结构作出的反应，在今天变得越来越重要。某种意义上，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我们该怎样活下去？
阳少：我第一次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是十年前，当时会很兴奋，觉得有了一种反思控制的思想资源。但在今天，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逆炼福柯”，用他的理论来证明管控的必要性。这非常地讽刺和离谱，但另一方面，结合时代变化好像又挺合理的。
我会觉得很多人是需要这个"监狱"的，需要结构给他确定性——这不是说“监狱”是对的，而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很多人对被纳入一个系统的渴望，远胜于对自由的渴望。您怎么看这个变化？
刘海龙：这很正常，文本一旦生产出来，解释权就交给了读者，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语境下去理解它。这也是一件好事，让文本重新活起来，而不是变成一个僵死的东西。
你说的这个变化，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精神状态。在一个比较浪漫的时代，或者刚刚走出权力过于膨胀的时代，人们更看重的是解放——怎么样去反抗这个体系，怎么样打破结构的压制，因为觉得自己有很多能量要释放，有很多可能性要实现，而既有结构是障碍。今天的语境不一样了。整个社会的精神是：个人很渺小，我不想抵抗，我只想好好生活，平稳地度过这一生，退回到个人空间，搞一点兴趣爱好。所以人们反而希望能成为某个体制或结构的一员，因为那意味着安全。
在一个向外膨胀的时代和一个向内收缩的时代，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自由本身的价值在不同语境里也是不一样的。
阳少：这就涉及到这本书诞生的背景了。《收容所》1961年出版，同年还有托马斯·萨斯的《精神疾病的神话》，当然也有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整个学界形成了一股反精神病学的浪潮，也推动了美国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去机构化运动——州立精神病院大规模关闭和缩减。那个年代还有民权运动、左翼运动、六八年的学生运动。您能帮我们简单勾勒一下，这本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的？
刘海龙：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那个时代。
首先是二战的遗留。战争结束不久，集中营、战时管控的惯性还在，加上冷战带来的社会恐慌，国家安全被过度强调，个人自由相应受到轻视。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战争留下的这些创伤，整个社会开始反思：现代性和文明也带来了战争和灭绝人性的东西，我们怎么重新审视这一切？阿伦特、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包括玛格丽特·米德的代沟理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回应同一个问题。
第二个背景是民权运动和左翼浪潮。五六十年代，对种族压迫的反抗，对性压抑的反思，包括福柯后来一直在讲的对同性恋的迫害，都在这个时期被推到了台面上。加上彼时苏联还处于上升期，全球范围内的左翼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一个相对高潮的位置。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当浪漫的、向外冲的时代气质——要打破一切束缚，重建规则，质疑一切既有的权威和机构。去机构化运动就是在这个氛围里首当其冲的。
在这个大背景下，戈夫曼对精神病院的批判也有他特定的立场。他认为精神病院是一个不纯粹的复合机构——医学机构、收容机构和商业机构，三种逻辑叠在一起。因为要扩张收治规模来牟利，因为要向社会展示自己的贡献，它就有动力不断扩大对"精神病"的定义。科学的外衣下面，夹杂着社会控制和经济利益。所以他后面一直在说，精神病的诊断，是医生、科学家、病人家属共同参与的一个"共谋"的产物，不是纯粹的科学判断。
理解了这个背景，再来看这本书在中国今天才出版，就很有意思了。丸山真男说过，能够解释日本现实的理论，拿去跟欧美学者讲，对方会觉得早就过时了，因为人家已经不在那个处境里了。西方和东亚的发展本来就不同步，经常出现一种错位：在他们那里已经过时的理论，在我们这里可能还非常能解释当下。
齐格蒙特·鲍曼就是一个例子。他的书最近在中国不断被重印，但这些理论是基于西方九十年代的语境提出来的。如果那时候拿来跟中国人讲，现代性对的束缚、流动性让整个社会变得不安全，绝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大家还在积极追求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呢。
张贤亮当时有句很有名的话：西部欢迎东部来剥削我们，来污染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污染了，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上去了。那个时候，谁会觉得现代性是种束缚？要等到再过二三十年，才轮到有这种感受。今天讲人工智能也好，平台经济也好，也是同样的错位——欧洲在批判反思，我们这边还会觉得，这不是给我们创造了就业机会、创造了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吗？
这本书也是一样。在西方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今天的语境早已不同。但在中国，晚了六十年出版，或许“正逢其时”。
阳少：精神病院的去机构化，让精神病人从公共收容转向私人照护，但也把原本由机构承担的责任转移给了个人和家庭。这牵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本书您翻译成《收容所》，而不是台版的《精神病院》，这个选择本身是有意思的。"收容"这个词，它来自教会，带着慈善和救济的意味，和"精神病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述。此外，我们一度也实施过收容遣送制度，后来随着孙志刚案而被废止。
刘海龙：“去机构化”确实带来了新的困境。当我们把精神病人放回家庭的时候，他在某些情境下可能失控，这是真实存在的风险。但这个问题的解法，不在于怎么管理精神病人，而在于整个社会的底色——有没有给人足够宽松的空间，让人不至于积累到那个临界点。很多制造暴力事件的人，未必符合精神病的诊断，他可能只是走投无路，或者对社会充满怨恨。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因到精神病人身上，其实是在回避更深的问题。这一点我们等下再展开。
先说书名。我坚持译成《收容所》，是因为觉得翻成《精神病院》就歪曲了戈夫曼的意思，等于承认了那套精神病学体制的合法性。但戈夫曼恰恰是不承认这一点的。他一直认为，精神病的诊断是医生、科学家、病人家属共同建构的产物，不是纯粹的科学判断。"收容所"这个词来自教会，代表慈善，代表对无家可归者的庇护，用这个本应充满人文关怀的词，去命名一个实质上剥夺人的自由的机构，里面有一种很深的讽刺。同时，"收容所"的外延也比"精神病院"宽，他说的全控机构本来就不只是精神病院，孤儿院、监狱、修道院都在里面。
至于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它的根源在于户籍管理，追溯起来是传统封建帝国的编户齐民：人要和土地绑定，游民对封建政权是威胁，具体可参考王学泰老师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个治理逻辑一直延续下来。收容遣返制度的实质，是针对在城市里没有固定住所和工作的流动人口的行政管控，和戈夫曼讲的那种由宗教慈善或精神医学知识支撑的收容，完全是两回事。孙志刚案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大学生，只因为没带身份证，就被收进去，最后死在里面。那个制度后来被废除，正是因为它赋予了行政权力过于随意、过于巨大的空间。
阳少：您刚才说把社会问题归因到精神病人身上是在回避问题，这种“他者化”的逻辑今天其实无处不在。比如在反移民浪潮里，移民是他者；社会恶性事件里，精神病人是他者。欧洲今天面临的经济困境并不是移民带来的，相反，战后欧洲的繁荣是建立在大规模移民涌入所提供的劳动力之上的。他者化，就是把人群分而治之，先污名再归置，最后在文化和物理层面移除出公众视野。
刘海龙：对，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替罪羊逻辑。一个社会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结构性问题，于是把问题转移到一群被建构出来的"他者"身上，比如精神病人、移民、犯罪分子。
戈夫曼后来写的《污名》讲的也是这个机制的另一面：一旦你被贴上标签，进过精神病院，这个污名会一辈子跟着你，你做任何正常人也会做的事，别人都会用那个标签来解释。他者化一旦完成，就很难被撤销。
这个机制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满足了一种心理需求，让人相信“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他们那里”。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这都是最省力的一条路。从个体的角度，不反思自己的责任；从国家的角度，不检视自己的制度问题。
能够对抗这个机制的，归根结底还是反思性：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去想自己在这个问题里的责任是什么。去建立一种更宽广的视角，不管是个体层面还是国家层面。当然这是比较理想化的说法。但这也是读戈夫曼这本书的一个意义所在：它让你看见这种机制是怎么运作的，看见了，至少不会那么容易被它裹挟。
*本期播客提及的相关书籍、理论和学者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欧文·戈夫曼，1959
戈夫曼的成名作，提出印象管理理论，探讨人际互动中信息的呈现与遮蔽。
《污名》Stigma
欧文·戈夫曼，1963
他者化机制的理论依据：标签一旦贴上如何跟随人一生，塑造社会对"异常者"的认知。
《规训与惩罚》
米歇尔·福柯，1975
全景敞视监狱、规训技术与现代权力的运作机制。与《收容所》共享核心问题：权力如何管理个体。
《疯癫与文明》
米歇尔·福柯，1961
与《收容所》同年出版。关注精神病学话语如何建构"疯癫"的定义，是福柯知识考古的起点。
《精神疾病的神话》
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1961
反精神病学运动的重要文本，与《收容所》同年出版，共同推动了六十年代美国的去机构化运动。
《例外状态》及"赤裸生命"概念
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对谈中刘海龙提及"赤裸生命（Bare Life）"：被剥夺一切社会身份、只剩生物性存在的状态，与移民困境、集中营逻辑相关。
《社会的构成》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4
"结构化理论"：结构不是固定的，而是在行动者的实践中持续生成的动态过程。
互动仪式链理论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沿袭戈夫曼的微观互动视角，探讨情感能量与社会连结如何在互动仪式中生成。
本土方法论
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研究人们在日常互动中如何生产和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方法与规则。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社会"本身不先验存在，而是由无数异质行动者的连接与互动生成的结果。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05
对谈中作为"影响深远但方法存争议"的理论案例被提及。
《文化与承诺》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70
对谈中作为"影响深远但方法存争议"的理论案例被提及。
《流动的现代性》《自我》《将熟悉变为陌生》
齐格蒙特·鲍曼
对谈中作为"在中国错位重生"的理论案例被提及：基于西方九十年代语境的现代性批判，在今日中国却有别样的共鸣。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王学泰
对谈中被推荐用于理解中国收容遣送制度背后的治理逻辑：游民与编户齐民制度的历史渊源。
乔治·赫伯特·米德（G.H.Mead）
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戈夫曼的理论源头。研究自我与意义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对谈中与吉登斯并提，同为试图调和"结构与能动性"之争的社会学家，提出惯习（habitus）、场域、资本等概念。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及公共领域理论
对谈中作为"理论作为理想型而非历史描述被使用"的案例。
丸山真男（Masao Maruyama）
日本政治思想史家。对谈引用其关于"理论与语境错位"的观察：能解释日本现实的理论，对欧美学者来说往往早已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