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亚人如此害怕裸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编辑：铁柱，作者：看理想

01.

“你不能成为一个临时的人”

说起“临时”，很多人会想到临时工、Situationship……它似乎总是意味着某种不稳定的状态。包括校园里盛开的花，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临时的。可能这一季过去，这些花很快就会凋落。

在一个非常讲究稳定和实际的语境里面，中国人似乎特别害怕“临时感”。大家被灌输的是：你不能成为一个临时的人。“临时”也被赋予了很多消极的含义，意味着一种权宜之计，一种妥协，一种得不到认可的状态。

前几天，一个学生来找我。他跟我聊天的过程中，频繁提到“临时”的状态。他刚刚从自己的工作岗位辞职，希望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但他似乎对这样的选择，有一点内疚和不好意思。

在聊天过程中，他高频地提到：“我只是暂时这么过渡一下，回家休息一下。我还是要马上去考编，去考各种各样的岗位。”

可能他的家人也给了他不小的压力。家人会说：“我们只是暂时让你在家休息，但并不是让你在家里玩。你在家是带着任务的，你必须准备考试，你必须备考。”

因而，“临时”在他和他家人的语境里面，都显得非常非常消极。

但实际上，当我们用一种“一定要达成目标”、“一定要追求稳定”的现实态度看待临时，它必然是消极的。可是，文学对这个话题，其实有非常不一样的回答。

02.

文学中的永恒

文学其实不喜欢写“临时”相对的那一面，比如永恒的、漫长的东西。

虽然在生活中，我们渴望稳定，渴望一世一双人；但是在文学里，恰恰是那些偶然的、临时性的东西，会绽放出更多的生机。相反，永恒、绵延、不朽，反而变成了令人恐惧的东西。

博尔赫斯有一篇短篇小说，就叫《永生》。它描述了一个古罗马时期的执政官。这个执政官听说，沙漠里有一群人获得了永生，于是出于对永生的渴望，他深入沙漠去寻找这些人。

后来，他真的找到了。而且他发现，这些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永生而非常快乐。这些人衣衫褴褛，甚至忘记了语言，也不愿意说话，非常狼狈。

这是因为，只要人获得了永恒和永生，这种持续和绵延，就会消解很多事情的意义。你打不打扮、说不说话、做任何事情，可能都会失去意义。

@张秋子

可是这个执政官非常执着，他还是要喝下永生之河的水。喝下之后，他也真的获得了永生。但他并没有因此获得多少愉快。

他遇到了一个人，通过辨认，他发现这个人居然是写《荷马史诗》的荷马。但是，因为永生，荷马已经不记得自己写过什么，甚至忘了自己的名字。

博尔赫斯提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说法：永生并不是祝福，而是一种永恒的折磨。一个人一旦被许诺“永远存在”，反而会消解他在有限世界里所能产生意义的一切行为和思考。

后来，一个意外到来了。这位执政官的手无意之间被一根刺扎了一下。突然，那种痛感从他的指尖全方位地蔓延出来。他意识到，自己仿佛突然从一种永生的囚牢之中被释放了。

只有当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爱，我们感知到的痛，我们遭遇的困窘，我们目击的那些悲楚，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一切都会被消减。

昆德拉与博尔赫斯非常类似，不过，昆德拉不是描述人的肉体不朽，而是描述人的名声不朽。他提出了两种不朽：大的不朽和小的不朽。

“小的不朽”，指的是一个人希望在死后，被亲友记住。只要亲人和朋友还记得自己，那也算获得了一种小小的不朽。

而“大的不朽”，则是一个人在死后，因为他写下的著作、创作出的艺术作品被永久流传，于是人们不断谈论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家希望跻身于正典，希望被人们永恒地讨论。

然而，在《不朽》这部小说里面，昆德拉却借助两个已经“永恒”的人——歌德和海明威——提出了另外一种论断。

小说里，这两位作家的鬼魂从坟墓中被释放出来，他们在回魂后的交谈中提出：永恒是一场“不朽的诉讼”。

这是因为，虽然他们的肉身已经死了，但人们还在读他们的书。不过，人们其实已经不太愿意真正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是更愿意去读关于他们的书，比如评论、传记、逸闻。

于是，他们的作品在被遗忘、被曲解的同时，他们私生活里的癖好却被无限放大。

可能没有人去读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也没有人去读《白象似的群山》，可是很多人知道他的轶事：比如他对孩子不好，比如他很“直男”，比如他热衷于去非洲打猎，杀死很多动物。

这样的作家，确实获得了不朽，可代价却是，他持续地因为私人生活而遭遇非议。

所以，昆德拉也提出了和博尔赫斯相似的观点：肉体的不朽是一种痛苦，名声的不朽也可能是一场诉讼。

作家们有一种很明显的倾向：他们对于绵延、持续、稳定的状态，其实是感到恐惧的。因为其中包含着一种永恒感，而永恒感会极强地消解意义。

相反，他们非常偏爱去描写人的瞬间状态，描写那些“临时”的可能。

03.

文学中的临时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临时”常常被误认、被看轻，被视作权宜之计和凑合，可是，“临时”却在文学中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或者说，作家们相信，在临时之中，蕴含着生机。

拉美作家科塔萨尔在小说《南方高速》中，讲述了一种临时状态。

《南方高速》不算是一部剧情跌宕起伏的作品。科塔萨尔自己也说，他希望把这部小说当成一个社会实验。他想看一看，当人们从漫长、延续、常规的生活状态中脱轨，进入一种临时状态时，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会如何缔结？亲密关系又如何诞生和消亡？

所以，他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景：堵车。科塔萨尔利用小说的特点，让这场堵车变得极其漫长。

这场发生在巴黎郊外的堵车持续了很久很久。刚开始堵车时还是炎热的八月，但到了后来，天空中居然飘起了雪。

更妙的是，小说还切断了这群人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尝试向公路边的人交换食物、寻求帮助，但只遭到了冷眼。

于是，这群人只能自救。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因为陌生和冷漠，都躲在自己的车里。但为了活下去，他们开始推开车门，向彼此询问信息。

后来，当有人生命垂危、有人忍饥挨饿时，他们又组成了互助的群体，去送水、送食物。而这种运送和分配，慢慢又演变成一种轮流制的小团体。爱情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

原本人们只是躲在车里的陌生人，他们甚至没有名字，只是被称作“XX车的主人”。但当这个临时社会出现之后，温情开始一幕幕上演。

那些曾经陌生的人，开始走近彼此、帮助彼此，并在过程中相爱。当然，这里面也会发生邪恶和混乱，这是不可避免的。

而小说最后的结尾是：堵车终于结束了，交通恢复正常。每个人又迅速钻回自己的车里，手握方向盘，心无旁骛地驶向灯火通明的巴黎城。

而刚才那场相爱、那些互助，仿佛已经烟消云散。

但我经常在想：仅仅因为这些状态是临时的，就否认它的可能性吗？人们相爱过，人们帮助过。哪怕它是暂时的，它依然能够激发出真实的感受。

在人类学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关于“临时状态”的研究。有一位人类学家叫特纳，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liminal。

这个词一般被翻译成“阈限”，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它的词根，其实是“门槛”。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人站在门槛上，既不在这个屋子里，也不在那个屋子里的中间状态。

特纳曾到非洲一个部落做调查。他发现，如果部落里的某个人要担任酋长，就必须先经历一种“临时状态”。这个状态包括：把他全身剥光，让他衣衫褴褛，再关进小黑屋，甚至让所有村民围上来责骂他。

大家会骂他：“你贪污，你浪费，你对村民不好。”当然，这是一种仪式性的场景，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做过这些事。

只有经历了这种中止的、悬置的、临时的状态之后，这个人才会被放出来，成为真正的酋长。

所以，无论从人类学还是文学的角度来看，学者和作家们，其实都赋予了“临时”非常丰富的生机。

无论是走进街头，进入一个音乐会，还是进入一个流动的集市，都可能遇到新的人、新的面孔。这些集市并不是每天都有，这些人也不是每天都能遇见。但正因为这些意外，新的故事才有可能诞生。

换言之，可能性和生机，就藏在那些还没被书写好的未来之中。所以，再一次审视“临时状态”的时候，可能需要多一点耐心。或者说，我们要接受：临时本身就带着不确定性。

当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他最怀念的，可能恰恰是那个临时的、暧昧的阶段；当一个人终于找到工作，并且觉得这份工作一眼望不到头的时候，他最怀念的，也许也是工作尚未有着落时，那种每天充满期待、不断试探、不断投简历的状态。

因而，“临时”给我们的，并不是一种消磨，也不是一种忍耐。它恰恰是在提醒我们慢下来，去看见其中潜藏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