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04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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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企业管理杂志 ，作者：贾利军 等
芯片技术发展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点。近日，华为发布的韬定律给出一个转变性的新思路、新方向。
五十余年来，受到摩尔定律指导和驱动，芯片产业致力于缩小晶体管尺寸以增强性能，然而这一发展路径已经逼近物理极限。
韬定律的创新性与颠覆性在于芯片技术发展方向完全转型，其具体技术路径从“空间缩微”转向“时间缩微”，即技术追求不再是缩小晶体管尺寸，而是优化信号传导速度。
在韬定律中，韬（τ）被确立为贯通器件、电路、芯片、系统多个层级的核心变量，具有系统性、全局性的统摄地位。
《周易·系辞上》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经》代表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认为系统始终处于生成演化过程中，各部分之间存在整体关联并由此涌现新的要素；其发展过程存在普遍规律，主导力量之间的强弱变化推动系统变动；系统的要素始终在变化中维持动态平衡。
芯片技术和企业管理都属于复杂系统的实践。进一步说，《易经》可被看作一种东方科研范式，致力于找到统摄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这与量子力学的理论追求高度相似。爱因斯坦晚年曾尝试统一引力与电磁力以追求物理世界大统一，虽未成功，但方向相同。
基于此，本文尝试立足《易经》相关思想，对韬定律展开初步探析，并由此提出对企业管理的一些启示。
韬定律的核心技术转向在于放弃继续缩小晶体管尺寸，转而优化信号传播时延τ。技术演进方向从“把器件做得更小”转变为“让信号跑得更快”。这一转向可以看作从空间维度向时间维度的根本性跃迁。
从《易经》视角看，这正是“阴阳转化”易理的体现。《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空间凝聚、静态、结构，属阴；时间流动、动态、过程，属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与阳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阴发展到极致，必然向阳转化。
摩尔定律将空间压缩这条“阴”的路径推到了极致；晶体管小到电子不再遵循经典路径，量子隧穿效应爆发，这正是“阴极”表现。
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指出，位置与动量、能量与时间构成两对共轭变量。对位置约束越精确，动量不确定性越大；对能量测量越精确，所需时间越长。
当芯片技术过度压缩空间位置，晶体管尺寸极小，动量不确定性剧增，表现为电子隧穿，这就是“阴极”的微观机制。此时，系统的支配变量自然转向能量与时间这对共轭量，技术优化从空间转向时间。
“阴极则阳生”，按照阴阳转化规律，技术方向从空间转向时间，从追求密度转向追求速度，这是系统演化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在韬定律上的展现并非个例。
在通信技术发展中，业界早期主要拓展频域、空间资源，并利用带宽优势提升信道容量。当固定带宽内的频谱效率逐步逼近香农极限后，技术发展转向时间域资源复用、分集技术以及高性能信道编码，依托时序处理、编码算法获得增益，降低对信噪比的要求，最终实现更高可靠性的信息传输。
从企业治理的角度来看，一项技术的持续成功，固然离不开长期的专注钻研与不断深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保持清醒的认知，即任何单一技术都无法承载永久的成功。
一项技术之所以能在某个阶段取得成功，往往是因为它在特定情境下恰好满足了市场需求、解决了关键问题。如果因为一时成功就忽略企业发展本质性的规律，也忽略了外部情境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那么当技术的边界或物理极限到来时，企业就会陷入被动。
技术在发展初期，其正面效应或者说阳的一面占据主导，但随着它不断逼近自身物理或市场极限，阴的一面就会逐渐显现，也就是边际收益递减、副作用增加。如果企业能够把握《易经》中阴阳转化的思想和规律，就不会在技术遭遇边界时措手不及，而是能够主动预判转化时机，提前做好转向新路径的准备。
换言之，越是依赖某项技术的成功，越要警惕它可能带来的认知锁定，从而在旧路未到尽头之时，及早为新路留出探索空间。
韬定律中的逻辑折叠技术将原本在同一平面内长距离传输的信号路径折叠至垂直方向，用短垂直互连替代长水平走线。
材料没有换，器件没有加，仅仅改变了走线的空间排列方式，信号时延τ就大幅降低。
二维平面中的长距离走线，折叠后变为三维立体中的短距离垂直互连。走线和器件的连接关系发生改变，系统的时序性能也发生了质变。不通过增加新资源、仅通过改变排列方式获得效能提升，即系统的时序性能不由单个走线的材质决定，而由走线之间的空间排列关系决定，是“整体关联”范式的体现。
从《易经》视角看，这一技术与“错综变通”的易理高度对应。《周易·系辞上》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错”与“综”是两种基本的卦变方法。
“错”指将一卦中所有阴阳爻全部取反，阳变阴、阴变阳，相当于整体性质对调。“综”指将一卦的卦象上下颠倒，相当于空间位置翻转。
《周易·系辞下》云：“爻者，言乎变者也。”变化的关键在爻位的位置排列，而非爻本身的质料。从易经整体关联视角来看，卦象的意义来自爻位关系，而非爻的独立属性，因此在不增加或减少任何爻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爻的位置或性质可以生成全新卦象。
换句话说，变化不一定要增加新元素。重新排列已有元素之间的关系，亦可生成全新的功能和意义，“排列即创造”。
逻辑折叠正是这一原理在芯片互连中的具体体现。将长距离水平走线“折叠”为短垂直互连，相当于对信号路径进行了一次空间上的“综”变换，改变了走线的空间位置关系，但没有改变走线和器件的本质。正是这种排列重组，使信号时延τ大幅降低。
为什么重新排列就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能提升？
拓扑物理学揭示了其中的微观机制，再次印证了“整体关联”范式的普遍性。
在拓扑绝缘体中，材料的导电性不由化学成分决定，而由电子能带的拓扑结构决定，即由电子连接方式的整体形状决定。改变电子能带的拓扑连接，即使成分不变，材料也可以从绝缘体变为导体。
这是“整体关联”认知范式在凝聚态物理中的实证：系统的宏观性质取决于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而非要素本身。类似地，芯片中的信号走线，当从二维平面折叠为三维垂直互连时，走线的拓扑连接关系发生了改变。原本长距离的水平路径被转化为短距离垂直路径，信号传播的时延特性随之发生质变。
企业管理须具备系统性思维，即系统整体的效果不等于局部部件的简单加和。仅通过优化某一个部件，并不足以获得长足发展，真正有效的做法在于调节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改变部件之间的互联方式，通过“二生三”涌现出更加丰富且高效的结果，产生“1+1＞2”效果。
从技术突破转向系统管理来看，这一逻辑同样适用。
当企业面临流程冗长、跨部门协作困难、信息传递失真等问题时，追加要素或者单一强化个别要素往往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这时更好的选择是改变现有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让它们以更加高效的方式产生互动。
具体而言，可以把串行流程改为并行，把长链条改为短链路；重新设计组织架构，打破按职能划分的壁垒，建立面向任务或客户的动态团队。通过改变“走线”方式，显著降低组织内部的“信号时延”。
韬定律将时间常数τ构建为贯通器件、电路、芯片、系统四个层级的全局性统一变量。传统芯片设计中，器件工程师优化晶体管的开关速度，电路工程师优化逻辑门延迟，芯片架构师优化数据通路，系统工程师优化通信协议。各层级各自追求局部最优，彼此之间缺乏统一的评价尺度。
这种“分而治之”的还原论策略，在芯片复杂度较低时尚且奏效，但当系统逼近物理极限时则显示出自限性。
因此，韬定律将所有设计决策统一以“降低τ”为目标：器件级的晶体管速度、电路级的路径延迟、芯片级的互连时延、系统级的通信开销，最终都可以折算为τ。
不同途径指向同一目标，不同层级优化归于统一方向。τ就是那个统摄性、本源性的“一”。从这个意义上说，τ的确立标志着芯片设计从“还原分析”转向“整体关联”。
从《易经》视角看，这一设计思想与“易简”原理高度对应。
《周易·系辞上》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纷繁复杂的天下万象，其背后核心规律往往简单纯粹，它不是对局部细节的穷举，而是对整体关系的把握。
《易经》对“易简”的推崇暗示复杂表象背后存在简单统一的原理，掌握这个原理则能以简驭繁、以一贯万，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不同路径最终指向同一个目标，不同思考最终归于同一个方向，统领全局的“一”使万变不离其宗。
韬定律以τ作为统摄变量，可以在“易简”框架下得到解读，即通过一个时间常数τ把多层级、多变量的复杂系统问题关联起来并协同优化。
《易经》“易简”思想与凝聚态物理中的序参量概念存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序参量对微观状态做统计平均，聚焦于决定宏观有序程度的关键信息，即描述系统宏观有序程度的全局变量，在相变临界点主导系统的整体行为。
威尔逊的重整化群方法将这一思想形式化，通过连续放大观察尺度，微观细节被粗粒化，只留下少数长程关联参数。这个粗粒化过程，就是合理舍弃微观细节，只提炼出长程关联参数，有助于超越繁杂表象而获得统摄性要素，以较低的有效复杂度把握系统全局，这与《易经》“易简”思想如出一辙。
当系统复杂度超过某个阈值时，理解整体行为的关键不在于追踪每一个微观细节，而在于识别少数统摄全局的关键变量。τ是跨层级的统一度量、多样路径的共同归宿，把握τ可以使芯片设计走向整体协同。
企业管理面临体量巨大、细节繁复的工作，如果处处追求绝对的精细化把握，反而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正确的思路是去繁就简，利用统摄性原理，抓住那些能够跨越管理层级的关联性要素，将其确立为战略统摄指标。由于部门众多、指标体系庞杂，各自追求局部最优时，往往会产生协同困难甚至相互冲突。这种追求局部最优导致全局冲突的现象，正是还原论思维在管理中的典型困境。
正如韬定律中的统摄性变量是τ，企业管理中的核心统领变量则具备两个特征：
一是足够本质，直接指向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核心效率；
二是足够统摄，所有（至少大部分）部门的决策都可以用它来衡量优劣。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有了这样一个统摄变量，各个部门的局部优化就有了共同方向，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更容易回到原点达成共识，从而进入“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境界。
《易经》作为一种东方科研范式，核心在于以整体性思维理解系统。韬定律创新的三个维度——从空间转向时间、逻辑折叠、τ跨层级统摄，或可在《易经》的阴阳转化、错综变通、易简理得的基本规律中得到相应解读。
空间凝聚、静态、结构，属阴；时间流动、动态、过程，属阳。阴极化阳，对应“一阴一阳之谓道”；不增新物，只改排列，对应“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多层级归于一统，对应“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同归而殊途”。
这种结构上的对应让我们看到，从芯片发展到企业管理，复杂系统在逼近自身边界时，其突破路径往往遵循相同的演化逻辑。
正因如此，用易经思想解读韬定律，可以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启发与借鉴。
第一，摆脱思维定式。技术局限暴露的并非技术边界，而是人类认知边界。
摩尔定律主导芯片产业逾半个世纪，全世界默认“进步等于缩小尺寸”，以至于当量子隧穿效应显现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继续在“缩小”这条路上寻找材料或工艺的修补方案，而非质疑这条路本身。
由于这种认知惯性，人们忘记寻求别的路径，导致认知边界形成，遮蔽了更多可能性。例如，企业依靠扩大规模赢得了市场，就会习惯性将增长等同于扩张；依靠精细化分工提升了效率，就会认为更细的分工等同于更高的效率。这些认知在特定阶段正确，但当市场饱和、内卷加剧时，继续加大投入只会遭遇边际收益递减。
真正的瓶颈不是资源或技术，而是“只能这样走”的思维定式。
第二，回顾初心。当一条路走到尽头时，回到更根本的问题，换一个维度重新出发。
芯片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信号传导效率”，缩小尺寸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当手段逼近极限时，回到目的本身，就能发现“优化时延”这一新手段。
这提示企业管理者在遇到战略困境时，运用返璞归真、大道至简的思维，回到最基础的问题，重新叩问企业初心，锚定真正想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很多看似无解的困境，恰恰是因为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如扩大市场份额是手段，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是目的；降低成本是手段，提高运营效率才是目的；绩效考核是手段，激发组织活力才是目的。
回到目的本身，有助于企业校准目标，跳出过往发展范式。
第三，以道驭术。韬定律更深一层的启示，在于“道在术先，以道驭术”。
这里的“道”是事物演化的根本规律，即整体关联、阴阳转化、动态平衡。针对芯片技术发展，这个“道”是“信号传导效率是根本目的，空间和时间是可相互转换的手段”；针对企业管理，这个“道”是“为客户创造价值是根本目的，规模、速度、成本、质量等都是可调节的变量”。
“术”则是摩尔定律、缩小晶体管尺寸、绩效考核、股权激励等具体的路线、工具和方法。之所以强调“道在术先”，是因为任何“术”都是在特定“道”的前提下成立的。
摩尔定律在“空间压缩”这个方向上有效，但换了方向之后，同样的逻辑就不再适用。
很多企业学习标杆时，热衷于复制对方的“术”，采用同样的系统、工具，设置同样的指标，却忽略了这些“术”所依赖的“道”：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市场环境、组织文化、战略意图等是否相同？学其术而失其道，结果往往是邯郸学步。
以道驭术的做法是，不追求简单复制成功经验，而是时时反思、适时调整，使术始终合于道。这样，即使具体的工具或方法过时了，思考的框架依然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