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之后：一个被淘汰者的教育反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 ，编辑：oi，作者：星光

如愿以偿

我点开了中考查分链接。

电脑屏幕显示我考了641分。这意味着我将如愿考入北京四中——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

我屏住呼吸，手脚发麻，颤抖着拿出手机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我初中就读于区重点A中学。这是一所中考神校，有些家长跨越大半个北京城来到这里租房陪读，只为让孩子接受最为彻底的应试教育。在那里，“北京四中”早已不是一个校名，而是一个承载着无限希望的精神图腾，它金光灿灿、光芒万丈，是一切埋头苦读的终极意义。在每一位A中少年的心里，它的象征意义不亚于在任何一所中国高中考上清华北大。

这不是在夸张，而是当时的我真诚地相信：考入这所顶尖高中，就意味着自己已经跻身于某种被许诺的精英行列。

高一开学前的暑假，大概是我经历过最畅快的一段时光。

北京四中的录取通知书

暑假过后，我第一次以新高一学生的身份踏入了北京四中校门。

那天的阳光有点刺眼，反射在大理石地面上，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我正在告示板上找自己的名字，旁边站着几个新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暑假去了哪里旅游。

他们对话中的地名，我几乎都没有听说过。

“从容”的生活

在初入名校的兴奋感有所降温后，我模糊地感到自己与身边的同学之间有一点差距。

那不是分数上的差距，而是另一种意料之外、更微妙、更难言明的东西——我没有他们那种自在、从容的状态。这让自己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仿佛他们本来就属于这里，而我是刚刚拿到入场券的外来者。进入高中后的第一次月考，这种隐性的不安被转化成了显性的数字。当时全年级大概有五六百人参加考试，而我考了510名。

发成绩单的时候，教室里闹哄哄的，同学们三三两两讨论着分数和排名。我坐在座位上，把那张纸折了好几折，塞进笔袋里，起身去接水。我们班的教室在走廊的一头，饮水机在走廊的另一头，经过其中一间教室时，里面爆发出了一阵哄笑声。

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个排名传达出的信息并不只是简单的“学习不好”，而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击穿了自己用初中三年时间建构起的理想自我形象：我突然从那个“金光灿灿”的四中学生，变成了新环境中一个彻底的弱者。在这种背景下，我开始用一种疏离的眼光打量身边的同学。这大概就是作为弱者，在新环境里自然发展出的本能：当你在既有规则下无法占据优势时，你至少要看清规则，看清那些占据优势的人。

渐渐地，我发现这所学校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

北京四中的许多人确实符合外界对四中学生的全部想象：天赋过人、自信大方、谈吐自在、举止从容……但也有一些人的状态让我感到很意外：有些人并不把学习作为第一要务；有些人凭借独特的、近乎怪癖的学习方法保持着不错的排名；有些人上课看手机，下课也未见多用功，似乎根本不在意考试排名的高低……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这种不在意的背后往往有家庭资本作为支撑，高考对这些人而言并非唯一的出路。从这些人身上，我体会到了一种对生活、对未来的从容：他们似乎默认生活一定是顺利的，未来必然是光明的，而自己理应拥有和父母一样体面的人生；而高考不过是这条既定轨道上的一个小节点，并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赌注。

第一次对这种从容感有具象的认知，是在一个周一的早晨。坐在我前面的女生，一进班就开始和她的朋友们分享某个流行团体的周边。从她们零散的对话中，我大概可以拼凑出来：她周五下课后直接去了机场，坐上了飞往香港的公务舱，在周末两天的时间里看了两场演唱会，然后在几个小时前飞回了北京。而现在，她和她的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聊天的语气就像是在描述一场普通的家庭春游。

在她看来，这并不是炫耀，而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周末安排。打开朋友圈，照片里的她笑得很灿烂，追星vlog剪得挑不出一点瑕疵，同学们在下面纷纷点赞……后来，这种“寻常”的从容感贯穿了她的整个高中生活。

我知道，这种感觉是自己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我曾经问过她，以后想做什么，她说还没想好。我能感受到，那种“还没想好”里没有一丝焦虑，只有一种充分的、被给予的自由。

另外一个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同学，是个音乐特长生。他是学校乐团的首席，四岁开始学大提琴。放学后到晚自习前，他经常不在教室，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音乐教室练琴。有次期中考试前一天晚上，我在教室里对着数学大题焦头烂额，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在国家大剧院，乐团当晚有演出。照片里的他穿着黑色礼服，灯光打在侧脸上，配文只写了曲目名和作曲家。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不是羡慕他能去演出，是我突然意识到，在自己看来，考前一晚所有的精力都应该用于复习，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事都是罪过。但他不这么觉得，去演出，然后回来考试，两件事都做得好，但两件事都不定义他。

第二天他在考场外看见我，点头说了句“早”。我也说了句“早”。我们去考了同一张卷子。成绩出来后，老师说他又考了班级前五。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揭示了这种从容感的来源：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倾向于采用“协作培养”文化逻辑来确保他们的孩子拥有更多经历；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这些制度环境中学习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说话，并对成年人提出质疑。需要指出的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里能被称为“权贵”子女的少之又少，他们的家庭大多处于社会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创业者等）；而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父母传递给子女的“优越感”，主要就表现为这种理所当然的高配得感。

很显然，我的家庭并没有传递给我这种“优越感”。

当然，北京四中也有一些家境不太好的同学，他们没有不在意高考的底气，他们的家庭也没有丰厚的经济与社会资本为孩子铺设退路，但他们却用比我更顽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叫畅的女生，是在食堂的角落里。食堂的价格不便宜，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高中生来说，稍微多吃一点就要二十多块钱。我一般会挑一个冷清的窗口，点一碗面或者一份盖饭。那天中午，我端着餐盘找座位，瞥见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个饭盒。那是个用旧的不锈钢饭盒，外层掉了一块漆，露出下面灰黑色的铁皮，里面应该是她带来的饭菜。她大概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头冲我扯了一下嘴角，算是打过招呼，然后继续低头吃饭。

畅的成绩在年级中下游，和我差不多，属于那种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表扬榜上的透明人。她话不多，课间很少离开座位，要么趴在桌上睡觉，要么随便翻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有一天，语文课讲《孔雀东南飞》，老师让大家分组讨论刘兰芝被休的原因。大家聊得很火热，有人说这是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也有人说焦仲卿性格懦弱。畅坐在最后一排，一直没有说话。

快下课的时候，老师点她来回答，她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的话：“刘兰芝回去的时候，她娘家也没说不要她。”

高考后，我才知道，畅去了一所外省的211，她家里还有个比她小八岁的弟弟。

在那以后，我常常想起她上课说的那句话。刘兰芝回去的时候，她娘家也没说不要她，也许她从来就不是在说刘兰芝。

现在想来，那些体面、从容的同学，让我对“阶层”之类的概念有了更加鲜活的认识；而那些普通但坚韧的同学，则让我隐约触摸到了精英之外，另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命形态。

我在这里所受的教育，最根本的部分不是如何成为精英，而是如何在阴影下重新审视“精英”本身的定义。

“精英”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这所学校有一套自己的、关于“精英”的叙事体系。

这所学校不会直接展示考入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名单，但开学典礼上几乎所有的优秀校友代表，都就读或曾就读于顶尖985，他们的人生被展示为并不刻意但又似乎是必然的教育成果。不仅如此，作为一场持续三年的漫长仪式，这种叙事体系的建构渗透在校园文化的每一处：校训、校歌、老校门、五四晚会……尤其是五四晚会，将灯火、夜晚、青春、诗与远方等意象，巧妙地组装进“四中人”的身份叙事中，试图让参与者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些事物共同编织成一个温柔的暗示，不断向身处其中的人传递着同一个信息：你是被选中的。

我曾被这种暗示深深地打动过。五四晚会那天晚上，操场上灯火通明，所有人挥舞着荧光棒，台上有人在唱一首关于青春的歌。我站在人群里，有一瞬间真的相信，自己属于这里。

但这套叙事有一个它从不主动提及的前提：它默认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它告诉我，只要你足够努力，就能成为优秀的人。

但这套叙事不会告诉我，同样的努力，作用在一个需要独自应对所有学业、生活压力的学生身上，和作用在一个父母能提供资本、信息差甚至“打个招呼”的学生身上，回报是完全不同的。再者，我身边许多同学的家庭都为他们准备了高考之外的升学出路。这需要的不仅是学业能力，更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本，以及将教育投入视为必需品消费的阶层底气。

它还告诉我，要成为优秀的人，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要成为“杰出的中国人”。

这套叙事避开了对“精英”的直接定义，也避开了阶层、权力、资源分配等结构性问题，将其替换为一套关于道德修养、精神品质、努力坚持的个人叙事：就好像在说，一个人只要足够优秀、足够努力、足够高尚，就能够成为精英；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成为精英，那只能说明他不够优秀、不够努力、不够高尚。

我是在高二下学期才慢慢想明白这些的。但当时的自己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清醒或超脱。相反，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相信这套规则。初中的我靠服从、用功、反复练习考上了北京四中。中考的特别重大成功经历没有让我看穿虚幻的叙事体系，反而加深了对它的信任：既然上一次我赌赢了，那就再来一次。

但这一次万一赌输了呢？

这种“成功经验”在支撑着仅存的信心的同时，也让自己更加畏惧高考的失败。我想证明自己考上北京四中的成功不是偶然，不是被命运暂时赐予的礼物。但想要证明自己的成功，我就必须再一次坐在命运的审判桌前，把自己所有的价值押注在一个无法完全掌控的结果上，最后一次信任命运审判的公正性。这大概就是意识形态最难挣脱的地方——它不是欺骗了你，而是让你在明知它是虚假的情况下，依然找不到第二条路。

于是，6月7日上午9点，我坐在了这张名为高考的赌桌前。

教育即生活

对我来说，高考完成了一件所有教育机构都未能完成的工作：它让生活以不可回避的方式闯入了教育。在那之前，教育是为生活做准备；在那之后，生活开始教育我。

自从高一第一次月考考出了年级倒数的成绩后，我有意识地改善了学习习惯，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虽然本质上还是天赋不足者的拼时间打法，但也逐渐把年级排名追到了250名左右，勉强挤进了年级前一半；高考前的二模甚至考了一百多名，按照往年的情况，这个成绩足够自己挑一所还不错的985。

一切都暗示着我，自己即将拥有被许诺的美好未来。

上了高三，学校的年级会不断告诉我们“攒人品”的重要性，本意可能只是便于校园管理，但我还是听话地照做了：时不时给公益事业献点爱心，遇到乞讨的人就掏点钱出来（无论乞讨的人是否在欺骗他人的善良），甚至二模后给雍和宫的每一座佛像都上了香……

这可以解读为个体在面对重要事件时的本能恐惧。但现在想来，自己高考前的每一个仪式，都在试图向命运传递同一个信息。

“我听话，我服从，我献上我的谦卑和虔诚，请再一次认可我。”

6月下旬的一天，北京高考成绩开放查询。

我的成绩是625分。

刷新，再刷新，数字没有变。

这不是一个差到需要被同情的分数。如果我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些关于努力与回报的叙事，这个分数或许还可以被描述为“考得不错”。但我上一次考试的排名还对应着985高校，是“体面”的出路，也是被许诺的美好未来。而625分，连末流985的边都未必摸得到。

我叹了口气，拿起手机，告诉了母亲关于高考的情况。

电话那头的母亲沉默了几秒钟。

“也还可以。”她随后说。

高考的不成功不是一次孤立的考试失利，而是对自己曾深信不疑的规则的彻底失望。我无法回答为什么自己只考了625分。不是因为找不到理由，而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构成了最残忍的拷问：如果努力可以兑换为分数，我的努力不够；如果天赋可以兑换为分数，我的天赋不足。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高考的不成功不是一次孤立的考试失利，而是对自己曾深信不疑的规则的彻底失望。大概是从那一刻起，教育不再是“为生活做准备”了，它变成了生活本身——令人手足无措的、没有标准答案的生活。

无论如何，高考联合命运对我的共同审判已经完成。自己只能留在原地，面对之后的生活。

出分后，摆在我面前的选项大致有这几类：在北京读一所理工类211，出京读一所末流985，或者在双非高校里挑一个不错的专业。

对于北京四中的毕业生而言，这三类去向都不在高考前的预期范围之内，但其中仍然有一条隐性的等级序列：读一所末流985，就算是末流，至少还能维持住“985学生”的身份标签；读一所211，属于正常的流动，不算出彩也不算丢人；而读双非院校则处于这条序列的最底端，在整个北京的精英教育语境下，这长期以来是一个带有轻微羞辱意味的玩笑。

经过慎重的思考，我选择了最后一个，将J大学填进了自己的第一志愿。

尽管这要在我本就不够成功的高考分数的基础上，再亏掉将近30分。

这不是赌气。这是当时自己在查了很多资料，反复比较了海量数据后做出的选择。J大学是双非，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是“不体面”的选择，但它在业内的认可度尚可，保研率也能比肩一些211院校。最重要的是，它的就业有明确的体制内通道——不求人，不吃资源，下限是有保障的。

在我的家庭语境中，“不求人”三个字有着特殊的分量。我的父母都是普通职员，从小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而高考志愿的决策过程，自己后来几乎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因为光是解释“为什么要在分数够上许多211的情况下去读双非”这件事，就足以让人厌倦。我知道，一份工作对不需要通过一份稳定工作来安身立命的人来说，从来不是值得解释的理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考并没有教育我如何成功，它教育我的是：当你不再成功，你还能不能在属于自己的路上好好生活。

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8月的最后一天，我第一次踏入了J大学的校门。

校门不大，门口是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马路，对面是一排小吃店。报到那天下着小雨，我拎着行李箱走了将近二十分钟，鞋湿了一半。

J大学的生活，最初几个月是有些尴尬的。不是因为学校不好，而是因为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和它相处。大一上学期，课程论文被老师表扬了，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想：这种表扬，和高中同学比起来算什么水平？然后立刻意识到这个念头有多荒唐，又因为意识到这一点而加倍自责。

那段时间像是被困在了一个夹层里：往前回不到那个金光灿灿的世界，往后也还没学会用新的标准衡量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种状态，它甚至算不上痛苦，更像是一种持续的、低度的眩晕。

大一下学期，我在通识选修课上认识了禾。她借我的作业拍照，我无意间瞥见她的书包上印着另一所顶尖高中的名字。

我没提，她显然也没打算聊。

禾的朋友圈三天可见，头像是一只趴在窗台上的猫，偶尔发一条，不是游戏战绩，就是吐槽食堂菜太咸。成绩中等，不挂科，也拿不到奖学金，开班会的时候坐在最后一排，从不主动发言。

有次在食堂排队，禾在掏饭卡时，钥匙掉在了地上。我伸手帮她捡，上面挂着一个校徽钥匙扣，漆磨掉了一半。她把钥匙接过去，说了声谢谢，动作很自然，没有藏，也没有躲。

我很想问问她：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终究没有问出口。不是担心失礼，是我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自己的。而禾是什么样的人，对现在的生活是否满意，她并不打算向我介绍这些问题，也不欠我任何一个回答。

再生产

高考之后，我对大部分高中同学关闭了朋友圈，取关了所有北京四中的公众号，退出了所有不必要的群聊……我以为自己可以就此与这所学校一刀两断，但它并没有离开我。

那三年带给我的东西，比我最初以为的要复杂得多。它给了我一些不那么好消化的东西：持续的自我凝视、很难彻底放松的紧绷感、在某些时刻突然袭来的自我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过去养成的学习习惯和思考方式，帮我在这个并不高度内卷的新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拿到了一些小小的荣誉。虽然J大学的一等奖学金在我的高中同学们看来或许不值一提，但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踏实：那些被教育植入的、关于勤奋的东西，在高考的不成功之后没有彻底溃散，而是以另一种朴素的方式继续发挥着作用。

于是，我不再把这种自我凝视视为精英意识形态的残留来批判，开始把它看作自己努力挣得的一种意志品质。这种意志品质的来源不是平等的，它的形成过程也充满了不安和痛苦，但它在我手上可以被重新定义和使用，服务于一个更小的目标：在属于自己的路上好好生活。

成绩与荣誉为我添了些面对昔日同学时的底气，但并没有让自己产生任何“精英”的错觉。在J大学的一年多里，我开始用一种更加平静的心态看待高中同学的社交媒体：考上清华北大的同学，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考上清华北大就毫无阻碍；而没有考上顶尖大学的同学，他们在新环境里也有自己珍视的东西。我身边J大学的同学也都在认真上课、完成作业、思考未来，他们踏实务实，其中也有很多很好的人。

布迪厄在《再生产》中说，学校让特权者享有“不以特权者面目出现”的最高特权，而天赋观念则让那些处于弱势的人相信，自己的处境完全是由于自身能力的缺陷。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这段话：那些毕业于顶尖大学的学生，日后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往往更多来源于家庭的既有资本，而非大学教育本身创造的新价值。

而教育的社会功能，也许从不是教会我们多少知识，而是筛选我们、安置我们，给我们贴上便于社会识别的标签。这固然能给我一些制度性的助力，但不能替我消除就业焦虑，也不能替我弥合阶层差距，更不能替我回答“我想要什么”的问题。我依然需要自己走完剩下的路。

如果说从初中到高中，教育对我来说是顶尖高中、顶尖大学这些被神化的图腾崇拜，那么大学教育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对教育本身的工具化使用。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努力，也不意味着自己已经与命运达成了完全的和解。我依然会像之前一样认真学习，但我不再把进入某所学校当作至高无上的精神图腾。

学历，抑或是教育本身，从来没有对解决结构性问题做出过承诺。只是我们长久以来，错误地把它们当成了救赎一切的答案。那些曾经被我奉若神明的东西，如今都化作了脚下的基石，让我看到：教育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把人推向某个虚幻的高处，而是让人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心平气和地好好生活。

暑假里的一天，我路过北京四中附近的那条街。车窗外熟悉的校门一闪而过，有一个背着书包的身影推着自行车从校门口出来。

我发现自己没有转开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