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校园的真相：大学生的精致利己，源于普通人对自身权利的沉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高校历史现况研究 ，作者：高校历史现况

疫情结束已逾三年，大学校园的围墙却在绝大多数城市依然坚不可摧。当零星几所名校试探性地打开校门，立刻引发了在校学生的激烈反弹：食堂被游客挤占、图书馆座位紧张、校园里不再安静……种种抱怨声浪滔天，迅速将“大学生精致利己”的标签推上了舆论风口。

这场争论中，很多人试图为大学生辩解，认为他们不是封闭的受益者，而是受害者。但这种辩解恰恰回避了最核心的真相：当代大学生不仅是精致利己主义者，而且是将这种利己主义践行得最彻底、最理直气壮的群体。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地独占公共资源，本质上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强大，而是因为社会上的普通人，还远远不够精致利己。

大学生的精致利己，是写在脸上的现实

否认大学生在封闭校园问题上的利己本质，是自欺欺人。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几乎所有反对校园开放的声音，都来自在校大学生。他们的理由看似冠冕堂皇：“游客会影响我们学习”、“食堂涨价了我们怎么办”、“外来人员会带来安全隐患”、“我不敢把贵重物品随便放了，没人偷我也不放心，我不放心就不行。”。剥开这些外衣，他们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任何可能影响我个人现有任何利益的事情，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为了维护这份利益，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主张：“这是我们的大学，外人凭什么进来？”他们会为了食堂排队多花五分钟而在网上破口大骂，会为了游客在草坪上拍照而义愤填膺，会为了任何校外人士造成的不顺心之事而呼吁重新封校。他们将自己视为校园唯一的主人，将所有用公共财政建设的设施，都当成了自己的私人物品。

这种利己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理所应当”。很多大学生真心认为，自己交了学费，就拥有了独占校园的权利。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公立大学的学费，只占其运营成本的不到10%。剩下的90%以上，来自包括他们父母在内的全体纳税人的血汗钱。

一个动辄占地数千亩、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大学，其土地是国家无偿划拨的，其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是用财政资金修建的，其老师的工资是由纳税人发放的。从法律和道义上讲，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合理使用这些公共资源。但在大学生的语境里，这些都变成了“我们的”，而真正的出资人反而成了“外人”。

普通人的三重退让，养出了理直气壮的利己者

大学生的精致利己之所以能够得逞，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理由有多充分，而在于他们的对手——普通市民，实在是太“好说话”了。他们的沉默与退让，从来都不只是被动的麻木，更是主动的牺牲。这种牺牲，源于三种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特质：不够精致的利己、过重的大局观，以及对大学近乎宗教般的神圣化滤镜。

首先是权利意识的淡薄。我们不妨做一个最直观的对比：大学生为了自己吃饭多等几分钟，可以发动全网声讨，迫使学校连夜出台限流措施，甚至考虑重新封闭校门；而住在大学周边的市民，为了绕开封闭的校园，每天要多走几公里的路，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却很少有人站出来说一句“这不公平”。他们甚至会自我反省：“大学本来就不让进，是我们自己不懂事”。

这才是最荒诞的现实：花了最多钱的群体（非个人），最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花了最少钱的群体（亦非个人），却最理直气壮地独占所有资源。

比权利沉默更致命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大局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舍小家为大家”，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在很多普通市民的朴素认知里，大学是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大局”。为了这个大局，自己绕点路、少个散步的地方、用不上那些公共设施，都是可以接受的“小牺牲”。他们会自我说服：“等这些大学生毕业了，就能为国家做贡献，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正是这种毫无保留的大局观，让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为大学生的精致利己让出了广阔的空间。

而最沉重、也最容易被辜负的，是对“大学生”这个身份的无条件信任与偏爱。从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生”就等同于“天之骄子”，等同于知识、希望和未来。在普通市民眼里，大学生是有文化、有素质、有理想的一群人，他们将来会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医生、老师，会解决那些卡脖子的难题，会带领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正是基于这种近乎信仰的认知，市民们对大学生有着近乎溺爱的包容，哪怕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也会笑着说一句“年轻人不容易，让着点吧”。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这些年轻人，愿意为他们的成长让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在为整个社会的未来投资。

滤镜破碎之后，包容还能剩下多少？

但这份沉甸甸的善意，换来的却常常是冰冷的敌意和无情的反噬。

在校园开放的争论中，我们看到最多的，不是大学生对市民的理解与感恩，而是居高临下的鄙夷和恶语相向。他们将想要进校园的市民称为“社会闲散人员”、“没素质的游客”、“居心不良的闯入者”，将市民合理的权利主张和对“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提倡，污蔑为“占便宜”、“搞破坏”、“影响教学科研”、“居心不良”、“行走的50W”。

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纳税人的供养，却反过来指责纳税人“不配”使用自己出钱修建的设施；他们一边抱怨着社会对自己不够宽容，一边却对普通市民展现出了最苛刻的姿态。

与此同时，“象牙塔”的神话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灭。学术不端、导师压榨学生、官僚主义盛行、贪腐丑闻频发……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大学从来都不是什么与世隔绝的圣地，它和社会一样，有着人性的复杂和制度的缺陷。而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大学生，也并非个个都是栋梁之才，他们中同样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躺平的摆烂者，有品行不端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毕业后并不会去解决什么卡脖子问题，而是会成为普通的上班族，甚至会成为那些曾经被他们鄙视的“社会闲散人员”。

这就引出了一个最尖锐、也最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当这份神圣的滤镜彻底破碎之后，当普通市民终于看清，他们用血汗钱供养的大学生，并不比自己更高尚，甚至还会反过来辱骂他们的时候；当大家发现，绝大多数大学都并不能解决什么卡脖子问题，反而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利益输送的场所的时候，他们还会如此毫无保留地包容吗？他们还会愿意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大局”，牺牲自己实实在在的利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这种转变已经在悄然发生。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不再买账，不再愿意为大学生的精致利己买单。他们开始质疑：凭什么我们要让着一群拿着我们的钱、却看不起我们的人？凭什么我们不能使用自己出钱修建的公共设施？有这个钱为什么不能多修一些我们用得上的公共设施？凭什么少数人的便利，要凌驾于多数人的便利之上？

当普通人学会精致利己，一切都会回归正轨

我们常常将“精致利己”当成一个贬义词，但实际上，合理的、边界清晰的利己，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石。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权利，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

封闭校园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这种制衡力量的严重缺失。一方是高度组织化、权利意识极强的大学生群体，他们会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全力以赴；另一方是一盘散沙、习惯了退让和牺牲的普通市民，他们对自己被剥夺的巨大利益视而不见。

这种力量对比的失衡，导致了公共资源的严重错配：城市最核心的地段、最优美的环境、最完善的设施，被少数人独占；而绝大多数纳税人，却只能在拥挤的公园和昂贵的商业设施里消磨时光，只能在市中心三五公里三五公里的来回绕行。

但这种局面正在慢慢改变。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学会“精致利己”。他们开始质疑封闭校园的合理性，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主张自己的权利。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开放，无一不是在公众的持续压力下实现的。

我们不需要再神化大学，也不需要再要求普通人无条件地牺牲。我们需要的，是平等的权利，是清晰的边界，是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利益发声。当大学生不再被当成特殊的群体，当普通人不再被要求顾全大局，当利己成为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意识时，大学生的精致利己就再也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到那时，我们会发现，开放校园并没有天塌下来。食堂可以分区管理，图书馆可以错峰开放，安全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安保解决。真正无法解决的，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少数人想要独占公共资源的私心。

大学的灵魂在于开放，但开放从来不是靠少数人的恩赐，而是靠多数人的争取。我们不需要大学生变得更“无私”，我们只需要普通人变得更“利己”一点。

当每个人都学会为自己的权利发声时，公共资源才能真正回归公共，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全社会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