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华人迷奸案：他们为什么炫耀犯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不合时宜

德国时间5月20日，柏林地方法院展开了一场庭审。

这场庭审的对象是“华人留学生迷奸案”的嫌疑人之一邵某。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警方罕见地用中文、英文、德文三种语言同时发布警情通告，提醒在德中国女性提防一名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性侵嫌疑人。这条通告揭开了此后一年多逐渐浮现的一连串案件。

案件指向的是一批生活在德国的中国籍男性。他们有一个8人核心群组，不仅分布在德国，还分布在荷兰、美国等不同国家，目前在德国受审的有4名被告。

他们通过一个Telegram群组彼此相连，在群里讨论如何研制药物、用药物迷昏女性后实施性侵，并把过程拍下来分享。受害人大多是他们身边的华人女性，包括留学生、房东、邻居、朋友，甚至嫌疑人当时的伴侣。而在这8人核心群组之外，还连接着一个大概四五千人的网络。

不久前，播客《不合时宜》进行了一场录制，主播若含和王磬请来了曾报道过这组案件的记者孙谦，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副教授陈碧，共同讨论案件背后的刑罚考量，以及在巨大的愤怒和无力感面前，我们还能做什么。

01.

犯罪共同体

若含：孙谦和王磬上周参与了柏林庭审，你们在现场印象最深的细节是什么？

孙谦：5月20日那场不是最后宣判，庭审本身信息增量不大，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来旁观的人，来庭审的女性数量非常大，很多人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到现场，可以看出柏林的华人社群对这个案件关注度极高。

庭审之后，很多人还围在法庭门前讨论案情，讨论接下来的审判过程和可能的结果，能感觉到大家想要为此做点什么。

王磬：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来旁听的观众。在欧洲十几年，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德国法庭。那天甚至不是一场关键庭审，但仍有非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来到现场。审判厅大约只能坐30来个人，很多人进不去，但还是都来了。

我听说有住在柏林的华人女性提前两个小时到现场排队，就为了亲眼见证嫌疑人受审。庭审全程用德语进行，德语好的朋友自发为大家翻译，还建了一个Telegram群分享庭审的内容和细节，一条条记录下法官说了什么，律师说了什么。

法官在庭上念出了这些嫌疑人组织犯罪时的通信。有一位华人女性朋友说，她听到法官用德语念出那些对话时情绪很激动，因为感觉他们密谋，实施的犯罪也实施到了自己身上。

我自己不懂德语，但还是很想去现场，作为一名中国女性，这件事跟我太有关了，这是我们自己社群的事情。很多时候压迫者和施害者的工序之一，就是让受害者相信自己的处境是孤立的。但那天我在现场感受到一种很深的集体性共鸣，一种集体性的愤怒，大家用到场这个行动去见证，让彼此感到不孤单。

我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个细节是，他们性侵的对象很多是现实生活中的亲密关系伴侣。柏林这位嫌疑人在德国的性侵劣迹，主要就是针对他的女朋友。

这些人也都不是想象中经济或社会地位边缘的人，张大鹏在德国一家挺有名的本地公司工作；柏林受审的邵姓嫌疑人在德国顶级医学院攻读博士，后来成了群里提供医学知识的“药贩”；在美国的翁思哲是南加大物理学博士。据说他们平时爱社交、彬彬有礼，朋友搬家还会去帮忙。

若含：陈碧也很早就从法律角度关注这个系列案。你第一次读到这个案子，印象最深的点是什么？

陈碧：这个案件让我很不安的特点，是它形成了一种学习、交流、炫耀犯罪的氛围。以前讲性犯罪或其他人身伤害犯罪，我们往往理解为它是孤立的，是每个单个的人在不同环境下造就的恶行。

但这个系列犯罪不一样了。其中有些人本来也许是善良的人，是孤独的人，在异乡漂泊时肯定是孤独的，孤独的人需要在一起寻求慰藉，而现在这些人的团体氛围是在交流犯罪、从犯罪中获取娱乐快感。

于是一个可能善良的、孤独的人，在这中间会分裂出下一个带着“病毒”的人，去扩散、增生。任何一个人成功被影响为犯罪者，就可能马上建一个新群，成为下一个传授犯罪经验的群主，再吸引更多人加入。这个案件里，犯罪本身的制造和扩散都在发生变化。

若含：孙谦在文章里特意提到社群是怎样让作案的心理门槛越来越低的，还引用了关于匿名群组的研究。

孙谦：对，一个人在移民社会感受到孤独，从自己的心理机制到主动去犯罪，中间还有很大距离。这个距离怎样被弥合？

Telegram在这一系列案件中起的作用非常巨大，它把个体的病态变成集体的病态，把个体阴暗的欲望变成一个共同体。当你把欲望投射到群组，群组就成了一个容器，容纳成员的羞耻感、孤独感，包括现实中的失败感，尤其是性挫败。

一个人在现实中可能是失败的，但通过群组的认同机制——拍到照片，发出视频，就会被认为是懂行的、有经验的人。法兰克福的案犯张大鹏就从群组中获得了很多正反馈。如果一个人不断看到自己的变态在所有成员中得到认同，就会觉得“原来大家都这样，我不是怪物”，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去罪责的机制。

他们还有很多黑话，把女性形容成汽车，把迷奸用的药品说成“油”、“燃料”，把医学术语包装成“底料”，让它们看起来像一种娱乐性或战利品性的经验和技术，其实是把暴力包装起来。但他们内心肯定知道，迷奸药是管制药品，要通过非法途径获取。

通过共同犯罪，共同守护一个秘密，他们能很迅速地建立起一种革命般的友谊。慕尼黑那场庭审之后，蒋忠义的辩护律师转述法官的话说，这进入了一个新的法律领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不再是独狼式作战，而是不同的人在复制相同的模式，但又和群奸不同，并非所有人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犯罪场所。

02.

解释不是为了免责

若含：当媒体和法官用心理学、病理学框架去解释这些人的行为时，比如说他们有恋睡癖，会不会反而有替施害者开脱的风险？

陈碧：遇到匪夷所思、极度恶的罪行时，大家基本都会问“他为何要如此”。过于简单的回答是“他天生就是坏人”，过于技术的回答是一堆精神分析术语。

我们需要解释，但解释不是为了帮他免责。这是我们做法学研究的立场，不管解释到什么程度，最后还是要回到刑事责任上来：这一切是不是影响了他的控制力和认知力？他做这件坏事时，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能不能控制自己？这才决定他要不要承担责任。

你看庭审细节里他们如何精致地布置现场、炫耀技巧、避免被发现，这反而证明他们有极强的认知和控制能力。所以解释和惩罚是两件事：既要解释，也要回到个案，去看他做了什么、要承担什么责任。我们有时有正义的本能，却被一些报道弄得怀疑这种本能是不是错的。我以后写文章也会注意，既要解释，也要告诉你他应负的责任。

孙谦：那个永恒的问题是Nature or Nurture（天性还是培养）。法官的判词和判决书都提到他们的心理问题，会用“性偏好障碍”这个词。但从性癖到性癖失控，中间是有距离的。法官说，人都会有冲动的时候，但一个理性、有约束的人在意识到冲动时可以不去实践。

他们都是所谓“别人家的孩子”、海外精英，更证明他们具备理性资源、教育背景和很高的行动能力，而且很多人重复犯案，是一次又一次主动选择侵害他人。法院最后也认定，他们的性偏好障碍没有影响主体性，所以要负责。

但探寻心理机制不是为他们辩护，而是为了知道风险如何形成——如果知道欲望是如何被整体厌女的文化所塑造的，我们才能找到预防的机制。

若含：关于量刑，这次大家很关注也很困惑。这几个人在群里做的事很相似，但德国法庭对他们的量刑差别非常大：张大鹏被判14年，蒋忠义11年3个月，邹某5年9个月；在美国的翁思哲若罪名成立可能面对25年甚至终身监禁，外加终身登记为性犯罪者。为什么刑期差这么多？另外德国反复提到一个中国目前没有的制度，预防性羁押，背后是怎样一套假设？

陈碧：很多人以为美国更自由、德国更讲实体正义所以量刑更重，但恰恰相反，在美国受审的人罪行也许不如德国的严重，量刑却可能更高。为什么德国刑法整体偏轻？德国基本法第一条就写着“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这是它的底线。

这要加上历史背景：纳粹德国当年掏空了罪刑法定——本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纳粹却说只要你伤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我就要追究，于是掌了权、酿成大祸。所以战后德国刑法最大的纠正，就是强调国家的惩罚权一定要限制。

它认为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要靠尽一切可能把人治好、让他重归社会。所以量刑里很看重：如果年轻、是初犯，就有改造可能，不能关太久，否则没法重回社会。这就是大家常嘲笑的“白左思想”，但德国判决里确实能看出来——年轻、初犯就给机会，量刑较轻。

至于预防性羁押是指，服刑完毕本该重回社会，但如果这个人仍可能带来巨大危险怎么办？出狱前司法部门要对他的社会危险性做评估，若危险性已消失就可以走；若仍存在，就把他放到一个不像监狱那么阴森、但仍不给自由的替代性场所。

这是两层设计：第一层不做重刑，第二层用保安处分弥补轻刑可能伤害他人的风险，相当于回应了“你们这么宽容，最后受害的都是无辜者”的讽刺。而美国和中国都更强调报应、强调重刑，是一步到位。加州判25年其实不算高，有些案件数罪并罚能到50年甚至更久，表达的是“这个人就应得这么长的刑期”，不再做精致的评估设计。

孙谦：量刑可以通过对比看出来，德国量刑较轻，蒋忠义虽然最后被判决了11年3个月，但起诉的时候，检方是要求终身监禁的。所以美国的判刑，能不能达到最少25年的终身监禁，可能还要看最后的判决结果。

法国的佩利科特案最后判了20年，蒋忠义、张大鹏比佩利科特年轻很多，受害者的人数也少很多，而且佩利科特的侵犯对象是自己的妻子，可能给人一种更强烈的厌恶感。当时媒体就猜测，他们的判刑会比法国这个案件要短，不会超过20年。

03.

在中国追诉是否可能？

若含：邵某的庭审还带出了域外管辖的争议，因为他虽然在德国的群组里当医学顾问，但是当时检方指控他在2019年到2021年间，涉嫌在北京多次性侵一名女性，并且他在作案的时候拍摄了视频。如果最后德国不能去追溯他在北京的案情，中国检方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介入？

陈碧：我觉得连接点不是很强，德国检方想把这个案件在德国境内解决有困难。因为这是被告人在非德国的领土上，针对非德国人实施的犯罪。除非有一种可能，当时他使用了从德国过来的包裹里的迷药，在北京实施了罪行。

但如果德国检方想把这个罪名放进来，需要很强的司法协助。比如需要中国警方配合，才能拿到被害人的证言。还有，是要当面质证，还是远程作证？审判上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对德国检方来说，保守的明智之举，是放弃域外管辖。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也许三年以前，这个群组就已经存在了，可以用这个来建立连接点，但这些都比较吃力。因为建立连接，最重要的是要完成指控，现在证据不足，只有一个视频，被害人无法出庭，那指控肯定会失败。我认为一个想要拿到胜诉的检察官，不会冒这个险。

若含：那中国的司法程序可以做点什么？

陈碧：我们当然可以做，但问题是现在没有境内的被害人报案，或者从德国来的正式线索，无法启动刑事程序。而且被告人不在境内，无法对他实施强制措施，也无法进行审判。

所以只能存在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管辖，等被告人在德国服刑完毕，如果他回到国内，我们可以基于属地管辖，对他进行追诉。再严重一点，中国法律完全可以针对这个人在国外的犯罪，再处罚他一次，只不过都是我们管辖里比较例外的情况。

最正常的一种，还是对他在北京这三次迷奸行为进行追诉，只要立案，只要他回来。如果我们想长期关注这个案件，就应该在这几个人服刑即将结束的时候，启动国内这边的关注，在我们知道的犯罪发生地报案。不一定是被害人自己报案，我们其他的公众也可以。他还没有为在北京实施的罪行付出代价。

不过，虽然说性侵案是公诉案件，不以个人追诉与否作为标准，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要考量受害人个人的意愿。

在德国，这些审判能够很顺利地推进，是因为证据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有大量的被害人提供了证言。有人在知道自己被性侵之后进行了描述，有人根本不知道，但在视频的配合下想起来了，而且能准确地定位到在什么房间，时间也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时过境迁，北京的被害人可能不愿意再提往事了，也可能完全想不起来了。按照我们的证明标准，如果一个性侵案已经过了比如10年，被害人又没有主动追诉犯罪的愿望，再重新完成证明，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顺利。

04.

法律可以做些什么？

王磬：在以往的很多性犯罪案件中，取证是很重要的难点。但Telegram群组上的这一系列案件，犯罪者把自己的犯罪过程全部拍下来，仿佛永远都不会被送到警察那里。在性犯罪案件中，这种情况常见吗？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碧：在我们之前的经验里，做完案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盖自己的痕迹，这才是人的畏罪本能。但在这些案件里，畏罪心理和不留痕心理被一种更强大的心理取代了。这个心理就是分享和炫耀，炫耀他的性征服，或者炫耀他对女性的暴力。

犯罪者认为拍下来让别人看，让别人知道我做了什么，比留痕给我的危险还要重要。这个强烈的刺激高于他对被绳之以法的恐惧。只要它存在，犯罪就不会被消灭的。

这种做法可能客观上给警方和我们控罪提供了便利，但更值得考虑的是，它带给了他什么样的快感？甚至这个快感胜过了他实施性犯罪本身的快乐，被围观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毒瘾一样的东西。

孙谦：是的，德国媒体的调查报道就可以佐证。蒋忠义、张大鹏，还有柏林的邹某，都会把每一个被告人按照日期、文件夹的形式整理出来，像战利品摆在玻璃柜子里，向人们炫耀。除了这种快感之外，还有一种侥幸心理。

整个案件是从张大鹏那里引爆的，法官在判决书里明确说了，张大鹏有自恋人格特质。最后几次犯案的时候，他根本不害怕自己被发现，甚至还给受害人留下了纸条，威胁说你不要报案。他不只留下了这么多数码痕迹，连自己的生物学痕迹都没有擦去。

这个受害人是个陌生人，所以选择了报案，警方才要调查，检方才要立案，才引出了后来一系列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十几年前，甚至可能更早，就有类似的案件发生，而且数量一定不低。

Telegram群组里动辄就是上万人，被发现的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即使他们再把自己的女友，或者其他女性的视频，不加任何掩饰地传播到群组里，因为Telegram的机制和各种各样的技术，他们的身份也依然是匿名的。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也不会被发现。

如果你作案的时候，获得的快感非常大，同时被发现的可能性又非常小，两相权衡一下，可能就会去做这件事，并且有更多的人会去做这件事。

陈碧：他们有一个模式，刚开始一般都会从身边的人试探，因为没有作案经验，然后从易到难，到后面就有点肆无忌惮了。他需要更强的刺激，去找陌生人实施迷奸，才能获得同样的快感。

王磬：如果我们希望未来这样的犯罪变少，或者能够有一些警示作用的话，法律上可以做什么？

陈碧：得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国内的刑法对于风化犯罪的惩罚实际上比较严厉。Telegram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境内，肯定是刑法重点打击的范围，在里面分享视频和图片，就算不被刑事处罚，也可能会被治安处理。

第二，当群里人数很多或者在酝酿犯罪的时候，群成员一定是罪犯吗？可能刑法也会区分处理，中国刑法和德国刑法有个共同点，就是不能够处罚思想犯罪，他可能只是在里面幻想一下，但不会付诸于现实。

在这种几百上千人的群组里，行为是很复杂的。哪些人是意淫，哪些人是想学习犯罪技巧，哪些人是提供了技巧，哪些人又是进行了刺激……刑法要去区分到什么程度才算从思想变成行为，要区分思想犯、帮助犯、真正的共犯。

在社会学的表达里，你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催化剂，都是罪犯。但刑法应该精细化，罚其当罪，他有多少罪，我们就给予什么样的惩罚。

孙谦：我想象中的理想状态是，如果在群组中知情不报被立法，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敢进入这个群组了？它虽然不是法外之地，但确实给现实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

很多大群组的用户全部都是中国人，在这些群组中，还会非常清晰地公布提供服务的地点，都在国内。也就是说，在简体中文的环境中，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或者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罪犯们。但是这些人“科学上网”，IP地址不在国内，这种情况该怎么追责？

陈碧：只要立了案，还是要相信国内警方的侦查能力的。不管怎么隐蔽你的登录地，都能找到，总有连接点。聊完天，一定会有后面的行为，比如买药。海关系统查到疑似带有麻精药物的包裹进海关了，包裹是寄给谁？对他进行侦查，看他的上网记录，很有可能牵扯出来一个群组，再去查群组里其他人。

但是你在群里看到了，沉默地退出去了，也不会惩罚你的。法律不会给人过高的义务，如果你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可能只能从道德上表示支持。

05.

“厌女景观”如何休止？

若含：法律是一方面，很多媒体也会分析，这背后还有厌女文化。男性同盟有多大的意愿去举报群里的所谓“兄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想到法国的佩利科特案，他在过去10年间，多次邀请小镇的50多个陌生男性来家里强奸他的妻子。这些男性都是当地小镇的法国白人男性，他们之间物理距离不是很远，甚至可能白天在超市买菜都会见到她。

法国媒体当时把这些共犯叫做“Mr.Everyman”，他们都是普通人，年龄从27到74岁，在社会中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有消防员、卡车司机、护士、监狱看守、园丁，还有DJ。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平时可能都会经过佩利科特家，可是这十几年间没有一个人去报案，揭发佩利科特对妻子做的事情。

后来他在超市偷拍一个女性被警方抓住，才看到他手机里有大量的视频。警方提醒过这些人的妻子，最好检查一下丈夫手机里有没有类似的视频，有没有对你们做过类似的事情，但大部分的妻子也拒绝了。

这次华人迷奸案中，很多人可以称得上精英，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德国有很体面的工作，很多人甚至都有亲密关系，可是仍然要去做这件事情。

孙谦：很多简中男性有一种对于“白幼瘦”的偏爱，不希望女性对自己的男性强权做出挑战，不希望她们是成熟的独立的个体，有清晰的边界感和主权意识。当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掌控感达到极端的时候，就是希望她听话到一点回应都没有。

那么多庞大的群组，背后有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土壤。我们怎么从一个庞大的厌女景观中去理解这件事情？怎么改变现有的现实？

王磬：我在这一系列案子中，看到了一种非常集体式和惨烈的，把对方非人化的做法。我们已经熟悉了所谓性别对立的叙事，这次事件让我意识到，这就是一场围绕着性别的战争。男性联盟不是新事，但它在性别张力高度激烈化的当下，由于科技上的进步，获得了在Telegram这样隐蔽的地方连接的可能，形成了厌女的景观。

这个案子可能给到我们的一些反思，就是德国基本法的第一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非人化是不可饶恕的，但在极化的社会中，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孙谦：法国的佩利科特案结束后，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基金会的负责人就说，是不是所有的性犯罪都是男性造成的？在这样的案件中，我们看到站在被告席上的都是男性，潜在可能成为受害者的也确实都是女性。

放在更大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男性和女性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只是受害的方式不一样。很明显的是，这些罪犯在寻找一种权力感，很可能是他们在现实中经历了某种失权，所以要用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这是怎么造成的？男权社会之下，男性和女性其实都是受害者。

若含：性别议题的最终希望，是导向大家更加理解彼此。但随着这几年的社交媒体上算法的割裂，大家越来越习惯用非人化的语言去形容彼此，我们离理想的差距好像越来越远。极端的案件在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怎样的倡导才是有效的？

陈碧：有个细节，这些被告人在法庭上都不敢看自己拍下来的视频。这本来是你特别骄傲的战利品，在法庭上却羞于面对它，其实就是在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人，以极度羞辱和残忍的方式对待了另外一个人。

从法律的角度，最好的审判效果就是让被告看到自己是个人，伤害的也是一个人，使他回归到人性上面，为自己做的事情羞愧、忏悔、付出代价。

我们在这个案件里看到很多人性黑暗的地方，即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暴力、色情的群组环境引诱之下，也有可能变成一个施害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人性有无限种可能，还是要努力探索怎么才能让人向着更好而不是更坏的地方发展。

若含：这次华人迷奸案的庭审，大部分受害者都把自己的头罩住，这是司法体系对人尊严的保护。在法国的佩利科特案中，佩利科特的妻子意识到，如果她不公开自己的姓名和脸，全世界的人都看不到这些犯罪嫌疑人的脸。所以她放弃了匿名，坚持公开庭审。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希望，羞耻这件事情必须换一遍，不应该由受害者来承担。

孙谦：确实如此。我们一方面希望受害者能够有勇气站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当受害者不能站出来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她们的意见，站出来的背后需要一套非常强大的公共支持系统。

在公共场域，勇敢站出来不应该成为衡量其他受害者的标准，因为这是极其罕见的很勇敢的行动。尤其是那些依然生活在德国的华人女性，她们所面对的熟人社会圈子可能更小。

再加上下药性侵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割裂的身体和心理记忆。因为你完全不记得这些事情，面对庭审的录像，相当于重新看一遍自己完全不知情的过程，它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自我怀疑。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不管是继续关注这个案件的自媒体博主，还是其他的媒体朋友，一定要保护受害者，不能让她们身边的朋友通过报道或者贴文，发现她们是谁。这是涉及到媒体报道伦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