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龙失控背后：代际价值观冲突与个体化社会的困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介心 ，作者：介心介个心

说真的，当粉笔CEO张小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上骂学生"活该你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困惑。

困惑的点在于：

一个做考公培训的人，他的客户就是这些想考公的学生。在公开场合骂自己的潜在客户，这件事在商业逻辑上完全说不通。

你可以说这是情绪失控，但情绪失控本身就是有原因的——没有人会在毫无缘由的情况下，在几百人面前自毁形象。

我想搞清楚那个"缘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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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还原一下事件本身。

粉笔科技CEO张小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做了一场讲座。

原本定的主题是职业规划，但他现场把内容改成了炒股心得分享。他告诉在场学生，自己上个月炒股挣了5300万，并称"活该你们找不到工作，只能考公混吃等死"。

当学生对这套叙事反应冷淡时，张小龙情绪失控，使用脏话辱骂学生，随后中途离场。

事后张小龙发了道歉信，承认"个人言行失当，诚恳接受批评，深刻反思"。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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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商业层面的矛盾。

粉笔的核心业务是公考培训。

2025年，粉笔营收26.77亿元，同比降4.1%。看起来不算太差，但要知道同期的考公竞争是愈发激烈的——33万人抢6000个岗位，报名人数逐年走高。

这里出现了一个表面上的悖论：

考公的人越来越多，粉笔的营收却在下降。

说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也觉得不太对。但拆开来看，逻辑就清晰了。

一方面，中小机构用低价策略疯狂分流，粉笔被迫降价，客单价从8800元跌到5000元左右。报名人是多了，但单客利润大幅缩水。

另一方面，粉笔的核心产品"协议班"本身就是一个反噬性极强的商业模式。协议班的逻辑是：你先交钱上课，考过了不退，考不过退费。这个模式在考生基数快速增长的时候是成立的——因为报名人数的增长能覆盖退费压力。但当行业竞争加剧、客单价下降、退费纠纷激增时，这个模式的脆弱性就暴露了。

更关键的是，协议班真实的"上岸率"只有11%左右。

也就是说，100个报名的学生里，大概只有11个人能通过笔试进入面试。剩下89个人的学费，在扣除各种费用和拖延退费后，基本都成了机构的利润。

你品，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心理：

机构赚的钱，本质上来自于大多数学生的"失败"。

这件事，做考公培训的人心里都清楚，但没有人会公开说出来。

张小龙在人大讲台上炫富的时候，或许潜意识里也清楚，台下这些学生，大部分正是他商业模式里的"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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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说商业压力就足以解释他的失控，那是不够的。

hold on，我们换个角度。

张小龙在讲座里做了一件很反常的事：他放弃了原本的职业规划主题，改讲自己如何靠炒股一个月赚了5300万。他想传递的信息很明显——"你们看，我不靠考公也能赚大钱，我比你们聪明"。

但问题是，台下坐着的是哲学院的学生。

哲学院的学生本身就对"投机致富"这套叙事有天然的疏离感——不是他们不想要钱，而是他们更习惯于追问"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张小龙想用金钱叙事来征服一群习惯追问意义的人，这个场景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冷场。

当他的炫富遭遇冷遇时，学生的漠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试图用投机故事掩盖业务困境的窘迫。于是愤怒爆发了。

但等等——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矛盾。

张小龙做的是考公培训，他的客户是想考公的人。如果他在台上劝学生不要考公、去炒股，那他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客户的职业选择，进而否定自己生意的价值。

一个人靠一个行业赚钱，却在公开场合鄙夷这个行业和它的消费者。这种自我矛盾，已经不单是商业层面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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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里触及到了一个更深层的东西：代际价值观的冲突。

张小龙那代人（或者说那个圈层）的底层逻辑是：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有钱就等于有能力，有能力就理应获得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就理应被尊重。

这条逻辑链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是成立的——物质匮乏的年代，能搞到钱确实是一种本事。

但问题是，这套逻辑在今天的人大学生面前失效了。

不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想要钱。而是因为他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财富的获取里，运气的成分往往比能力大得多。

时代红利、行业风口、政策窗口，这些东西比个人努力更能解释财富的跃迁。

当财富与个人能力的绑定被弱化之后，"有钱=有能力=应该被尊重"这条逻辑链的第一环就断了。

更关键的是，就算你有钱，如果你的钱不是通过利他的方式获取的——你不创造就业、不推动技术进步、不解决社会问题，你的钱纯粹来自于资本市场的信息差和运气——那我为什么要尊重你？

你有钱，钱又不给我，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仇富。这是一种对财富叙事的"祛魅"。

而张小龙无法承受的，恰恰是这种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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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再往下挖一层，你会发现这种"祛魅"本身也有它的两面性。

积极的一面是，新一代年轻人在物质上并不匮乏，衣食住行基本有保障，所以他们能站在更高精神的角度来思考个人价值的问题。

拒绝用财富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这本身是一种认知的进步。

但消极的一面同样真实。当下的经济环境确实不太好，年轻人在经济上获取长足进步的可能性在降低。既然财富获取的可能性在降低，那么把个人价值映照在财富这条路上，就会显得更没希望。

这两个方向是同时起作用的。

它们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态度：

我不跟你玩你那个游戏了。你那个游戏——拼命赚钱、炫耀、用财富证明自己——我玩不起，或者说我不想玩了。

这种态度的另一面，就是项飙教授说的"悬浮"。

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里描述了这样一种状态：当代年轻人尤其是都市白领，处于一种悬浮之中——既摆脱了旧的束缚，又找不到新的锚点；生活没有长期意义依托，一切都指向未来的某个模糊时刻，但这个时刻又很模糊。

张小龙可能觉得赚够了钱就能"落地"了，但当他在人大的讲台上失控时，他的"悬浮"本质就暴露了——财富没能成为他的锚点，反而让他更焦虑。否则他为什么要在一群学生面前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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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张小龙这个具体的人，往更宏观的方向走一步。

如果个体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人越来越从传统的组织结构中被解构出来，越来越以个体为单位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方式也会随之改变。

"搭子"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现象。

饭搭子、考研搭子、旅游搭子、运动搭子——这种关系的特点是：目标明确、边界清晰、随时可以开始、随时可以结束。它不像亲密关系那样需要长期经营和深度承诺，更像是一种"按需组队"。

从效率角度看，搭子文化确实高效——它精准满足了个体的特定需求，不产生多余的社交成本。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不太舒服的地方。

如果把搭子文化的逻辑推到极致，它本质上是一种"把他人当作工具"的行为模式。

我需要有人陪我吃饭，所以我找一个饭搭子；我需要有人陪我备考，所以我找一个考研搭子。在这个框架里，对方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被对待的，而是作为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工具对象"被调用的。

说真的，这有点像面向对象编程——把一个人封装成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有一些方法（陪我吃饭、陪我学习），我调用这些方法来满足我的需求。至于这个对象的其他属性、其他方法、他的情感、他的故事，我不关心，也不需要关心。

当这种关系模式成为主流，利他性就会从日常关系中退场。

因为利他需要付出时间、情感甚至牺牲，却未必能换来即时的回报。而搭子逻辑的底层是利己的——我之所以进入这段关系，是因为它能满足我的某个特定需求。

如果每个人都习惯了把他人当作工具，那么在需要合作、妥协、共同承担责任的场景下——比如社区治理、公共事务参与——人们会天然地计算投入产出比，缺乏主动付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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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说回来，把责任归到搭子文化身上，其实是找错了靶子。

搭子文化不是原因，是结果。它不是一群年轻人突然决定变自私了，而是更宏观的社会组织方式在个体层面的投射。

想想看，我们现在身处的组织——公司、学校、医院——它们本身就已经在把人当作工具了。公司招你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因为你能完成某个岗位的KPI。学校衡量你不是因为你的思考和成长，而是因为你的分数和排名。医院对待你不是因为你的整体健康状况，而是因为你挂了哪个科室的号。

个体在社会组织中被工具化，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一以贯之的趋势。只不过，搭子文化把这种工具化逻辑延伸到了私人关系领域。

于是出现了一个循环：组织把人当工具→人习惯了被工具化→人在私人关系中也开始工具化他人→人被工具化的体验进一步加深。

这让我想到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把对方当作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对象，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

从纯效率逻辑看，这样的社会或许能在特定领域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就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每个零件只负责特定功能，冗余的情感内耗被降到最低。在战时动员、重大工程攻坚等极端场景下，这种模式甚至会展现出优势。

但是，社会的核心从来不只是效率，还有人的价值感和归属感。

当每个人都被工具化，社会会陷入一种深层的意义危机：既然我只是别人的工具，那我的存在本身还有什么独立价值？

这种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以两种方式反噬效率。

要么是个体的倦怠和退出——"既然你只把我看作工具，那我为什么要为这个系统努力？"

要么是信任的崩塌——"为了避免自己被过度工具化，我必须先把对方工具化到极致"。

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实验。某些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试图用纯粹的理性规划取代人的情感需求和自主选择，结果反而因为压抑了人性的复杂性，导致效率长期低下，最终难以为继。

所以站在集体角度，彻底工具化的社会或许能赢得短期效率——但这种效率本质上是透支未来的短期繁荣，用创新潜力和协作韧性换取了当下的指标增长。

创新来自于"无序中的有序发现"，来自于个体在既有框架之外的探索。

如果每个人都被严格限定在工具角色里，按部就班地执行KPI，颠覆性创新从何而来？乔布斯的苹果不是KPI算出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是按项目计划推导出来的。

而协作韧性依赖于情感联结和价值共识。工具化的协作建立在纯粹的功能依赖上，缺乏这种底层的情感纽带——一旦外部环境变化，比如经济衰退、资源短缺，这种看似精密的协作网络可能脆弱得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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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并不想用"搭子文化不好"或"工具化不好"来给这篇文章收尾。

这种二元判断本身就太懒了。

我更想说的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个体化不可逆的时代。从工业革命把人从家族关系中解放出来，到信息革命把人从固定组织中解放出来，再到AI革命可能让"一人公司"成为常态——人在变得越来越独立，这个趋势不会倒退。

问题不在于"个体化好不好"，而在于：个体化之后呢？

旧的集体叙事（家庭、单位、组织）在松动，旧的价值观（有钱即成功）在被祛魅，但新的锚点还没有建立。项飙说的"悬浮"就是这个意思——人漂在半空中，既回不到过去，也看不清前方。

当下的年轻人，在有意无意地寻找新的锚点。有人转向搭子关系，有人拥抱小确幸，有人在菜市场和老街区里寻找与城市的真实联结。但这些探索更多是一种群体无意识行为——大家四处乱撞，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方向。

杜威的社会实验主义说，真理和价值不是预设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也许几十年后回头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零散的、混乱的、甚至有些悲观的探索，正是新共识形成的早期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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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再回到张小龙。

他的失控，本质上是一个旧叙事者在面对新听众时的崩溃。

他相信的那套逻辑——赚钱、炫富、用财富证明自己的价值——在人大哲学院的讲台上失效了。

而他的失败比他自己意识到的更彻底：不是因为他的表达不够好，而是因为那套逻辑本身的前提已经松动了。

我过去一直相信并且未来愈加坚信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应该让"有钱"等同于"能解决一切问题"，更不应该让"有钱"等同于“天然便获得所有的地位和尊重”。

当财富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社会就会陷入一种单向度的成功观——人只能用钱来证明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用交易来衡量。

而现在的年轻人，至少在人大哲学院的那些学生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抵抗：他们拒绝被这套逻辑绑架。这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替代方案，而是因为他们至少知道，这条路走不通。

知道什么是不对的，有时比知道什么是对的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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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点关于"幸运"的事。

张小龙能在考公培训行业赚到钱，固然有个人选择和努力的因素，但更离不开公考培训行业爆发的黄金期——那是时代的风口，不是他创造的风口。

他炒股一个月赚5300万，这里面能力占多少、运气占多少，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

说真的，一个人的财富跃迁，越到后面，运气的成分越高。

当所有人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竞争时，能力和努力确实能拉开差距。但当一个人要"破圈"——从千万到亿、从亿到十亿——那个跳跃所需要的，往往不是更多的努力，而是恰好站在了某个风口上。

张小龙或许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他的成功有运气的成分，他凭什么用它来贬低那些还没"成功"的人？

那个在人大讲台上骂学生"活该找不到工作"的张小龙，和那些只想安安稳稳找个编制过日子的学生之间，最大的区别可能不在于谁更努力、谁更聪明。

而在于谁更幸运。

但你永远无法让一个幸运的人承认自己只是幸运。因为一旦承认了，他用财富建立起来的整个自我认同，就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