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人人都是“主角”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潮 ，指导老师：|白净，编辑：卢璇李佳闻，作者：十一岁的新潮，原文标题：《观点 | 新大众文艺，人人都是“主角”后》

“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桌子都是木头……”

歌词直白、旋律昂扬、嗓音清冽，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这段由主人公忆秦娥练功时哼唱的关中民谣，瞬间席卷互联网。有人说它唱的是底层生存的“面子”与“里子”，有人说它唱的是黄土地上的通透与达观，但无论如何，歌曲唱的是人民的生活，唱歌曲的是生活着的人民。当“人民大众”成为文艺的“主角”，这些滚烫的生活、直率的表达，便找到了流行的密码，让我们看见“新大众文艺”旺盛的生命力。

从春天火遍全网的对景颇族歌曲《目瑙纵歌》的各种改编，到男女老少甚至兵马俑一起跳裁判集体舞，再到《主角》带火的关中民谣——这些非传统专业文艺生产体系的表演，一次次占据了舆论场中心，不断丰富“新大众文艺”的实践内涵。

数据来源：B站搜索总播放量（截至2026年6月）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文艺曾是庙堂之上的精致点缀，是专属于贵族与士大夫阶层的审美特权，普通民众往往被隔绝于艺术殿堂之外。然而，到了上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的浪潮涌起与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大众文艺”理念应运而生，文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孤芳自赏，而是打破阶层的藩篱、团结和服务广大的普通民众的艺术。这一思想浪潮在30年代的延安得到了明确的回响与升华，“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标志着文艺的转向——从吟诗作画的沙龙走向热气腾腾的生活，从书写才子佳人的古典传奇转向表现工农革命的火热斗争。从此，文艺的种子播撒在了最广阔的土地上。

然而，虽然“大众文艺”回应了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方向问题，但在其后相当长的岁月里，文艺生产的“主体”依然牢牢掌握在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手中——他们是作家、导演、作曲家、画家，是经过系统训练、拥有体制身份的“文艺尖兵”。而广大群众，虽然被赋予了“服务对象”的地位，却更多是以读者、观众、听众的身份出现，是接受者、欣赏者，而非创作者、发声者。这种“我写你读、我演你看”的单向格局，构成了二十世纪文艺生产的基本秩序。

这时候，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在社交平台，录一段视频，注册一个账号，接着确认发布——过去需要专业设备和团队才能完成的视频制作、音乐剪辑、公开发表，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完成。技术门槛的降低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表达欲，也吸引着更多人加入对作品的讨论和二次创作。创作、传播、反馈的链条更加通畅，每一种声音都有机会被听见，每一次表达都可以参与作品的意义建构，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

所以，过去坐在台下鼓掌的观众，转身走进了聚光灯下：他们在短视频里演绎生活，在社交平台上连载小说，在播客中录制评论，在弹幕里即兴创作。文艺生产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一花独放”，而变成了一场人人可以参与的“春色满园”；大众不再仅仅是文艺的“消费者”，更前所未有地成为了文艺的“共创者”。从“为了人民”到“由人民创造”，互联网终于将“大众文艺”中那个被长期悬置的“大众主体”，从理想变成了日常的现实。

据“中国文艺网”公布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网络文学作者已超过3000万人，短视频用户突破10亿。文艺的边界，正被多元主体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拓宽。无数的人们，都在用最活跃、最热烈的姿态书写生活、创造艺术。

如此转变给文艺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一名戏曲演员，或许在现实的剧场里台下观众寥寥，但当他打开手机开始直播，那些被精心剪辑的短视频片段、一段高亢苍凉的唱腔、一个行云流水的亮相，却能跨越千里，在屏幕那头引发无数陌生网友的热烈共鸣。

这并非个例，许多传统戏曲都正以这种方式悄然复活：年轻的戏曲演员将长袖善舞的身段、顾盼生辉的眼神、华美精致的服饰逐一拆解，转化成短视频平台上的“国潮”素材，成为街头巷尾年轻人争相模仿的穿搭与姿态。那些一度被认为只属于博物馆的老腔老调，就这样重新活在了新一代人的生活里。

同样，一位专业的舞蹈教授，不再局限于大学练功房里的几十名学生，而是在直播间里面对成千上万的学员，耐心地喊着节拍、分解着拉丁舞的每一个扭胯和旋转。在这里，技艺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每一个愿意举起手机的人，既是学习者，也可能成为下一次传播的主角。互联网不是改变了文艺的形态，而是归还了文艺最朴素的真理：真正的主角，本就来自生活本身。

但新现象的出现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互联网在释放了大众创造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迷思。当流量成为至高无上的评价体系，一些民间创作便不由自主地滑向低俗与猎奇的陷阱——不是为了表达，而是为了博取关注；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提高数据。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让歌曲、文学、绘画皆可“一键生成”。门槛的消失固然可喜，但那些披挂着“文艺”外衣的内容垃圾，也随之被大量生产和快速传播。它们没有灵魂，没有体温，只是算法对既有文本的拼凑与模仿。而如此的“堕落”，或会加深人们对民间文化粗粝的偏见。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品味区隔”的概念，将品味体系作为区分不同阶层的标志，上层阶级偏好“高雅趣味”，下层阶级则反之。当然，这并非定论和真理，所谓“上层的偏好”可能只是一块“遮羞布”，所谓“底层的粗俗浅显”也可能蕴藏着开天辟地的力量。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这样的“品味区隔”极有可能被互联网放大。当算法捕捉记录，当平台强化偏见，新大众文艺能否抵抗短时间内高流量的诱惑，着眼长远、提升质量，真正实现破圈传播还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没有错，技术也没有错，但如何用好新媒介，在创作门槛降低之后回归关注内容本身，守住审美旨趣和人文精神，在众声喧哗、爆款频出的时代依然留下经得住时间淘洗的作品，才是让新大众文艺走远、走深的关键。毕竟，最终检验文艺作品的可不是流量和算法，而是在历史长河中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