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冲浪，素昧平生的仇人怎么越来越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理想国imaginist ，作者：理想的编辑部

不知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如今网上冲浪越来越累了。激烈情绪遍布各个话题，大到美伊战争、彩礼争议、性别平等，小到电影评价、豆花是甜是咸等话题，没有什么是不能吵起来的。明明只是刷会儿手机，却像是受了一身剐似的，让人感到疲惫。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表达为什么会越来越极端？温和理性的声音为什么越来越少了？

算法制造的茧房和回音壁，让我们每一个无关痛痒的选择，逐步放大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正确”。当我们随手点开一个视频，下次看见的是更多相似的内容，点赞一个帖子，慢慢地听到的全是同一种声音时，彼此的鼓励和共振，容易让犹豫的观点变得坚定，坚定的观点变得更激烈。

于是，一种不自知的“群体极化”现象就发生了。

在刘海龙看来，要走出这种困境，并不是简单地拒绝算法技术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培养面对差异的能力，承认这个世界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经验和立场展开，在差异和不适之中，保留理解他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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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相似的人越来越相似？

技术的发展，自媒体和推荐算法出现后，信息的过滤开始有了机器的参与，这让我们进一步生活在一个没有分歧与冲突的舒适的信息环境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温层”。

但是另一方面，近几年似乎网络上讲理的人越来越少，只要碰到意见不同的人，好像就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恶语相加。

一面是同温层，一面是话不投机，一点就着，这两种现象看似不相关，其实它们之间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就是信息茧房与观点极化的关系。

什么是信息茧房？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自己制造了一个由与我们观点一致的信息所组成的封闭信息环境，这就像蚕作茧自缚，让人无法接触到真实的世界。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法学家桑斯坦（Cass R.Sunstein）提出来的，他在2006年出版的《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里，把信息茧房明确定义为一个信息宇宙，在这个宇宙里，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和让我们舒适和愉快的东西。

其实这个观点在他2001年出版的《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里已经有所涉及，他提到了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中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我的日报”。桑斯坦认为，“我的日报”看上去实现了个性化的选择，但这种只关注自己兴趣话题的媒介，最后会使个人视野受到限制。

桑斯坦的这个观点，在其他领域也有相应的佐证。比如，在亚马逊网站最早得到应用的推荐算法，就是一种机器协同过滤的机制，这种机制会先把那些买了同一本书的人放到一个筐里，然后再将他们彼此各自购买的不同书籍推给这个筐里的其他人，因为同一个筐里的人，很可能具有相同的兴趣和品位。

对于这样一种过滤机制，相信今天的我们已经不会感到陌生，并且我们已经亲身体验到了由此带来的结果，那就是相似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对于同一圈层的人来说，信息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单一，持同一立场的人的观点也在变得越来越极端。

虽然中国人比较熟悉信息茧房，但是在西方，人们更熟悉的是一个与之非常类似的概念——“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

所谓回声室，指的就是这样具有排他性的信息环境，在这个案例里，那些极端的保守派媒体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回音室，在这些回音室里，受众听到的只是同样的声音或者这些声音的回声。

当然，贾米森等人在调查中也发现，接触CNN、NPR这类自由派媒体的受众也表现出与保守派受众类似的行为模式。

这种现象在西方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过滤泡”（Filter Bubble）。这是2011年3月，互联网活动家和作家帕里泽（Eli Pariser）在TED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他当时以谷歌为例，说谷歌的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会把我们困在一个彼此不相沟通的“泡泡”里。

帕里泽认为，过滤泡的危害除了会让用户孤立和隔绝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过滤泡是不可见的，用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单一，还以为这是世界的客观呈现。

同时这些过滤泡的背后是算法和程序代码，这让用户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拒绝。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网络时，几乎等同于被迫接受了这些算法规则，根本没有协商余地。

过滤泡的危害在于我们是在不知情中被悄悄影响的。如果察觉不到过滤泡的存在，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崩溃，只关注重复的信息。同时由于接触不到多元的信息，我们的思维也会变得越来越单一，这会限制我们创造性思维的发挥，长此以往，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02

算法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

不论使用哪种概念，这些观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人工的信息选择与算法的信息选择，究竟会对个人和社会分别产生什么影响？

这里面涉及两个过滤机制，一个是信息接收者主动的信息选择，另一个是使用者不可控的、机器算法的信息过滤，后者对使用者而言，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前面讨论说服时提到，人存在着一种追求协调一致的动机。因此第一种选择很好理解，用户会不自觉地在信息接触中，倾向选择那些感觉上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源或信息。

并且，除了选择性接触，我们还会存在选择性理解，也就是只选取与自己一致的方式来解读信息。同时我们还选择性接受，也就是接受那些与自己一致的信息，否定和忘记那些与自己不一致的信息。

这是从人内部的一致性动机来解释人的选择方式。除了一致性的动机外，对外的趋同动机也会导致人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比如基于地理因素的同乡、基于组织身份的同事、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等，相似的人会聚在一起。趋同性会使我们更愿意接触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接受那些与我们相同的观点。

这种趋同性与一致性，在今天的媒介环境里得到了强化，它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第二种被动选择。

过去在大众传播时代，虽然个人具有选择性，但是整个信息环境仍然会迫使人们接触自己不感兴趣的，甚至反感的内容，这是一件让我们感到难受或痛苦的事情。而今天，用哲学家韩炳哲的话说，在“点赞社会”或“妥协社会”中，各种商业平台不断开发新算法，迎合消费者的需求，预先对信息过滤，回避掉那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信息，这是平台工作的重要环节。

不过，外部多元性存在一个问题，它实际上对信息消费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在外部多元的媒体环境下，受众必须突破自己的舒适区，要自行“博采众家之长”，才能得到一个相对理性的判断。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要求可能太高了。大部分人基于趋同性和一致性，并在算法机制的影响下，基本上都会慢慢进入一种个人定制的模式。在个人定制的名义下，公民被算法限制在自己的舒适区，长此以往，这个群体的人只听得到与自己一致的意见，觉得自己无比正确，以为全天下人都认同自己的意见。

现实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不是从内部多元主义走向外部多元主义，而是从一元主义走向部分的外部多元主义。在过去的大众媒体时代，媒体都由政府机关主办，基本只有一个主导的声音。随着新技术发展，传播主体变得多样化，尽管在基本立场上仍然保持统一，但在某些局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甚至会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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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极化的危害

外部多元性会带来什么危害？

整体上来看，被提及最多的危害就是群体的观点会变得越来越极端，从而出现群体极化的社会现象。

群体极化既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在社会心理学里，它指的是一个群体在经过讨论之后，观点会向着某个方向偏移，表现得更极端化或激进。

比如在群体决策时，极化的群体会比分散的个人在决策表现上更冒险或更谨慎。比如在“是否入侵古巴猪湾（Bay of Pigs）”这个问题上，肯尼迪政府集体讨论后就得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这是决策中群体极化的“冒险性偏移”现象。

在政治学里，群体极化的第一个含义，也是日常表达中经常提到的，即群体的观点两极分化。第二个含义和社会心理学之下的相似，指的是群体观点的同质化。

也就是说，群体极化既指一个观点相似的群体内部，因为听不到不同意见，所以观点会在一个方向上变得越来越偏激；同时也指持不同意见的群体互相辩论时，在对方的刺激之下，观点变得越来越极端。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每当争执不下，一旦破防，自己的观点就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当持不同意见的群体相遇时，既有可能极化，也有可能去极化。但如果两方平时只能接触到与自己相同的信息，就会觉得对方不可理喻，很难冷静、理性地考虑对方观点中的正确部分。在政治上，这种情况则体现为不宽容、社会撕裂等问题。

以上就是帕里泽认为的，过滤泡对创造性思维的三个负面影响，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单一，缺乏多元信息和反面意见的刺激，那么他的创造性思维也会萎缩。

桑斯坦较早提出了“信息茧房会导致网络极化”，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接触多元的信息。他认为像大众传播那样的信息偶遇，就会大大减少网络极化现象。

美国社会学家克里斯·贝尔（Christopher Bail）做了一个实地实验。他颠倒了回声室效应的研究条件，不是去考察社交媒体对极化的促进，而是把人放到一个存在对立观点的环境中，看他们是否会变得更加不极化。

具体的做法就是招募被研究者，让其关注一个与自己政治立场（民主党或共和党）相反的推特账号。在一个月里，这个账号每天转发24条政治信息（最初几天只转发非政治内容的自然图片，目的是掩盖真实的研究意图）。

研究发现，用户在日常使用社交媒体，接触到对立观点后，不但没有因此而反思、修正自己的观点，反而会让原本的政治立场更加极端。这说明，虽然社交媒体会促进极化，但是并不需要经过回声室效应这个中介变量，哪怕用户接触多元的信息，仍会产生极化，所以极化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信息茧房。只是简单地打破回声室，并不能有效地抑制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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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如何扭曲认知?

为什么在社交媒体上，即使打破回声室，仍会导致政治立场极化呢？贝尔提出了一个“棱镜”比喻。他认为，社交媒体并不是一面如实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一个会扭曲用户对自我和他人认知的棱镜。这种扭曲会让用户形成错误的自我身份和虚假的极化意识，变得越来越极端。

首先，社交媒体的棱镜会扭曲用户的自我身份。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个体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展演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贝尔在深度访谈中发现，社交媒体起到了用户监测他人评价自我的作用，用户会在社交媒体上呈现不同身份，然后根据他人的反馈，再修正自己的身份。

具体来说，当用户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不同观点时，反而会强化自己原来的政治身份，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会变得更加极端。这就是社交媒体棱镜的第一重扭曲：扭曲了对自我的看法。

同时，社交媒体的棱镜还会让人错误地认识他人。大家在网上经常会遇到一些立场极端的“喷子”（troll），他们就是那种观点极端、到处挑逗、污言秽语的人，是那些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的人。

贝尔发现他的访谈对象中，有些社会边缘人和“键盘侠”，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普通，甚至不起眼，但他们到了网上则变得非常激进好斗，通过社交媒体发泄自己的情绪，引起关注。他们的目的不是表达或寻求共识，而是想制造混乱。他们甚至连自己同一阵营的温和派也不放过。

越是遇到相反的观点，他们就越斗志昂扬，变得更极端。同时他们还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同类，相互关注，形成一个小圈子，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相互传递虚假信息，变得越来越极端。

这些喷子会让极端观点正常化。当社交媒体上的表达形成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惯例后，大家慢慢也降低了对这些极端言论的敏感。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些年我们用来表达自己政治立场和感情的词汇，变得越来越单调和极端？

渣男、捞女、凤凰男、绿茶、粉红、公知、卖国、精日……这些概念让我们的世界观变得简单和极端，看不到现实的复杂性。在讨论中一旦使用这些标签，就会让彼此言论和立场极端化。

同时温和派在看到上述喷子的极端言论后，还会产生错误认知，认为社会的分歧十分巨大，感受到很多的压力。甚至他们在发言后，有时会遭遇极端喷子的攻击，最后被迫沉默。

这会导致温和派产生“虚假政治极化”的感知，夸大现实中观点的分歧与对立程度。这就是社交媒体棱镜的第二重扭曲：它扭曲了用户对其他群体的感知。

温和派越是沉默，极端的声音就越放肆，这种不断扩散的压力就形成了著名的“沉默的螺旋”。反过来，这又强化了人们对现实中极化严重的认知，要么自己变得更加极端，要么变得沉默，形成了极端主义的反馈循环。

贝尔提醒我们，走出信息茧房未必就会减少极化，相反，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对立的信息也会导致意见极化。除了摆脱接触单一信息外，还要对社交媒体本身进行有效治理。

对社会而言，信息茧房不一定是导致群体极化的必要条件，但对个人而言，信息茧房的危害显而易见。如果希望尽可能避免信息茧房及其不良影响，首先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多接触多元的信息。

就像韩炳哲说的，社交媒体的算法让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点赞的社会中，这会使我们越来越狭隘。我们要意识到，除了点赞外，痛苦也是把社会连接在一起的纽带。让我们痛苦的信息，可能对我们来说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雅各布斯其实在提示我们，增加不期而遇的机会，也是一种从社会结构层面破除信息茧房的方法。这可能也是传统大众媒介的优势。我们除了接触社交媒体外，每天可以用一定的时间阅读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的内容（比如看电子版），全面了解世界的整体情况。

同时抓住机会，多和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阶层的朋友线下聊天（比如过年返乡就是一个好机会），这也是一个开拓自己视野的方法。还可以多阅读纪实类、非虚构类、政治和历史等领域的书籍，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维度思考今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