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红“鹅腿阿姨”的，其实不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潮沉思录 ，作者：潮思

这个事情目前已经在各种清友、北友的群里传遍了，笔者昨晚打开QQ，大的小的乃至多年没人说话的群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到处都有人在怒斥无良商家欺骗感情卖假鹅腿，卖发绿的鸭腿。还有大家最喜欢的清友北友斗嘴苦命鸳鸯环节，群里某个北友怒斥“本来在北大附近卖的也就不温不火，结果一去清华卖，清人就炒作，闹得现在这样”，某个清友回曰：“没错，确实不该炒作，这种玩意儿单留着给北友吃多好”

、“北友是爱吃止泻药”等等。看到大家又这么团结友爱，笔者感觉心态都年轻了，就像回到了刚在五道口报到的日子。

当然，笔者不是来抒发怀旧感的，而是想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顶级TOP2大学，乃至海淀区多数优质高校的大学生，这些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消费这样的“鹅腿”，质疑的声音却始终细弱到几不可闻？甚至在鸭腿不新鲜到发绿的时候，“果蔬汁腌制”这种毫无说服力的借口，竟仍能在相当范围内被接受。需要追问的，不是“为什么没发现”，而是“为什么发现了也形不成有效的公共质疑”。

这种狂热不仅针对商品，也指向了“鹅腿阿姨”本人。一个以次充好的商贩，为何不光被学生追捧，也被媒体卖力宣传，甚至受邀登上大学的讲台？

显然，这些问题远远不能用“清澈愚蠢的大学生”、“大学生没吃过好的”糊弄过去。毕竟就算大学生没见识，这么些媒体和高校机构又怎么解释呢？笔者认为，“鹅腿阿姨”的造神过程是城市空间演变与媒介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构性结果。

大学生本不该天然就“清澈愚蠢”

首先得承认，本次事件在网络上讨论度如此之高，与受害主体是以清北学子为代表的“清澈愚蠢的大学生”高度相关。然而大学生并不是一定就会清澈愚蠢，就算高等学府也如此。橘生淮北则为枳，盖风土至之。当下培育学生的风土不是失之于浊，而是有失于清。

为什么是有失于“清”呢？清理得干干净净怎么又有问题呢？这就需要笔者讲一讲自己的见闻。

在2016-17年后，随着北京市城市管理的加强，整治市容市貌与疏解非首都功能逐渐推进，原本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附近的摆摊现象基本被清理完了，目前在五道口（清华南门）、清华东路西口（清华东门）、北大南门等路口几乎是看不见摆摊的小摊小贩了。在清华北大一公里范围内，除了某些半家属院性质的小区内以外（如西王庄与蓝旗营等小区有人定期开卡车过来卖生鲜杂货等），实际上已经几乎没有流动摊位了。

客观地说，这一轮治理在改善公共卫生、缓解交通拥堵等层面的成效是不应否认的，笔者也绝非主张回到遍地无管理摊贩的蛮荒状态。但任何大规模的清理行动都如同一把双刃剑——当它在物理空间上清走了混乱与风险的同时，也顺带清走了一个活生生的、泥沙俱下的市井课堂。

加上国内课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大量家长在大学前实际上把课业之外的全部活动“包下来”，这导致2018年后的许多清、北、人等海淀高校学生，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和小摊小贩打交道的经历的。

这其实是非常大的问题。笔者当然不是说，缺少和小摊贩打交道的经验，就一定会导致一个人连鸭腿发绿都认不出来——这种判断更多依赖的是常识，而不是什么高深的市井智慧。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一个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对某一群体缺乏整体的、切身的经验性认识时，就非常容易在缺乏参照系的情况下，片面地、标签地、意识形态地把自己一厢情愿的愿望投射到某些人群身上——“劳动人民”、“淳朴”、“亲切的阿姨”、“女性力量”之类宣传标签实际上都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实际上小摊小贩是这样的吗？比较有生活常识的朋友都知道，不能一概而论，摊贩要分坐摊和流动摊位，所谓坐摊，就是长期定时定点在某个区域经营，甚至把一些固定设备放在出摊地，比如一些老小区家属院内摆了好几年都放了冰箱的水果摊。这样的摊点一般有稳定的社会关系，摊主可能认识我爹妈比我都久，这样的座摊一般出现问题不多。

另一种流动摊贩就鱼龙混杂群魔乱舞了，多数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了2020年代后更是出现了“赛博流动摊贩”，甚至没有固定出摊时间，你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在微信群里面收钱，做好之后到送到某个点位等人来取，这是比流动摊位更退化的“外送”模式，而且这比吃外卖更糟糕，因为外卖平台至少还要装模作样查一查经营者的资质，而这种“赛博流动摊贩”则是字面意义上的毫无保障。

非常不幸的是，这个“鹅腿”女贩子一开始就是流动摊贩，后面更是进化为了“赛博流动摊贩”，也没有任何转为坐摊、坐商的样子，反而是想把“赛博流动摊贩”做大做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学校就能弄出来几十个“鹅腿”预约群——直到她把业务拓展到朝阳，被苦命打工人发现售假，举报给工商，一脚踢飞。

我们都知道，将婴幼儿置于完全无菌、极端洁净的环境中是错误的，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恰恰依赖于特定抗原的刺激（微生物、异物），如果不这么做，不止会导致获得性免疫无法建立，还会导致过敏问题的显著增加。

笔者认为，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道理是完全一样的。这种问题之所以在过去的清华北大没有出现，在今天也非常好的中科大也没有出现，是因为那些环境还不是完全被人为“清理”的。尤其是中科大，中科大门口全都是小摊小贩嘛，正常买，好了就夸，不行的就骂娘，我上次去中科大的时候，就看到有吃关东煮的学生好像吃出蟑螂了在和老板骂娘。我看好得很，至少挺热闹。

闲话少叙，笔者其实是想说，只有在粗糙经验生活的反复冲刷与不断修正中，人们才不会轻易对某类人群、某种思想投射一厢情愿的幻梦。问题恰恰在于，这一代学生不是主动选择了“无菌温室”——是脚下的野地被一茬茬铲平之后，他们被圈进了一间名为“秩序”的无菌房。将婴幼儿置于完全无菌的环境中，免疫系统反而会功能紊乱，这不是婴幼儿的错，是环境剥夺了他们正常接触抗原的机会。

社会也是如此：当城市管理的“清理”替整整一代年轻人清走了摆摊的、叫卖的、讨价还价的声音，也就同时清走了他们本该在一次次吃亏、被坑、骂娘中自然建立起来的市井常识。这不是谁的“社会免疫力”天生低下，而是发育期根本没被喂过抗原。所以一旦与硕果仅存的“市井烟火”发生碰撞——哪怕这“烟火”只是一个精明的贩子——整个群体便如同从未接触过花粉的人骤然被抛入花海，激荡起一阵狂热的、标签化的思潮。这不能用来笑话他们，恰恰相反，这证明了他们被剥夺得有多彻底。

“鹅腿阿姨”为什么会成为媒体和高校座上宾？

仅仅是“缺乏常识”，其实并不足以解释这场造神运动。在鹅腿爆火的初期，驱动大多数学生在冷风中排队的，往高深了说，是互联网时代典型的错失恐惧（FOMO）与社交资本获取；往浅显地说就是跟风——“大家都在打卡，我也需要参与”。

这也没什么，真正让这场消费狂欢变味的，是随后介入的媒体叙事。

而这也是笔者想要进一步讨论的核心。毕竟，让人吃鸭腿，天塌不下来，死不了人，即使吃坏肚子了，依凭常识与规则正常处置不就得了。

然而，从“鹅腿阿姨”火到媒体上的第一天起，从登上各大媒体追捧的热点，空降知乎、微博热搜，小红书抖音推流，官方媒体报道评论“人情味”、“烟火气”、“淳朴”、“劳动人民”，知名媒体为之做出高度偏向性、只听一面之词的专题报道、北大创新学社“女性发展论坛”邀请演讲“她力量”开始，这个问题就不再只是学生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造神的问题。

人们追逐偶像，追逐神明，但正如马克思谈费尔巴哈时讲的那样，那不过是“他们自己本质力量的异化”而已，偶像与神都不存在，是信徒造出来的。

这个鹅腿贩子越是一文不值、越是卑劣、越是知假贩假、越是说一套做一套，越是彰显出向它狂热投射“渴望”的造神的社会、媒体，其内在越是空虚，越是缺乏价值感，越是缺乏现实认同，越是没有德性。

（截止作者完稿时，小红书上已出现自称知情人者发帖，指控该商贩早年经营纺织作坊时拖欠农村女工工资后跑路。此类帖文目前仅有一方说法，尚缺乏官方或第三方证实，读者可自行判断其可信度。但它至少提示我们：被投射了“淳朴劳动人民”想象的这位商贩，其真实的商业履历可能远比标签复杂。）

当时不止一个人指出这个价格绝不可能是鹅腿，不止一人担忧过这种无证摊贩的卫生隐患；甚至就连笔者自己，也心知肚明这东西绝不靠谱。但是这些声音，要么迎来潮水般愤怒的攻击，比如在鹅腿刚开始火爆时就指出不可能是真鹅的知乎用户，因为打破那些虚假的神像损害的是真实的感情，损害的是人们对于这些价值感的渴望，就像损害了人们自己一样；要么被氛围压制，许多人选择默不作声。

笔者毕业前，绝大多数人其实既没买过鹅腿，吃的也多是跟风尝鲜。已有不少学生吃完腹泻，私下抱怨两句也就过去了——按理说，这种事放在平时，大家早就吐槽投诉了。

可那段时间，整个舆论场已被“鹅腿阿姨”的温情叙事牢牢裹住。谁要是在互联网上说一句不好，等待他的便是铺天盖地的指责：“阿姨每天这么辛苦，你怎么能这么想？”“其他大店就没有问题吗？怎么专挑我们最好的鹅腿阿姨？”“善良温情的小摊小贩叔叔阿姨带来的人情味烟火气，你怎么敢骂？你怎么不能反思一下自己？”质疑的声音就这样被压了下去。

但必须说清楚：沉默的大多数，并非没有判断力。他们只是本能地感受到了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压力——一种无需行政命令、却无处不在的社会强制力。它藏在点赞与拉黑里，藏在群聊的侧目与窃窃私语里，藏在那种“不表态即是不忠”的微妙氛围里。

当每个人出于对被孤立的恐惧而选择顺从时，一场经典的“沉默的螺旋”就此成型。极端的声音被放大，温和与理性的表达被挤出，而原本就已被剥夺了粗糙经验的年轻人，在这种规训之网中只会更加沉默——不是不想说，也不是不敢说，更不是说了也没人听，多数时候是一种“不愿意去想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心理规训。

而在这个沉默螺旋的上方，媒体正加足马力偏颇造神——它们不负责事实，只负责产出“温情叙事”，把回音墙砌得更高。于是，是鹅还是鸭，腿绿是不是问题，反倒没人再提了。

不难发现，舆论场上这出“身份政治”的大戏，唱来唱去无非也就是这么几个干瘪的调子：今天是“淳朴劳动人民”，明天是“女性创业她力量”，到了后天，更不得了，直接成了“学生们的知心人、胜似亲长辈”了。

鹅腿阿姨能有什么坏心眼呢？人家什么也没干，只不过是满足了大家投射的渴望，陪着大家演了一出戏而已。

笔者必须澄清一点：这绝非是说，所有为“鹅腿阿姨”说过话的人都是内在空虚的伪善者。我相信，在最初，许多人只是被一个“勤勤恳恳做小生意的阿姨”这个朴素形象所打动，这种共情本身是正常的，甚至是可贵的。

问题在于，当这种共情被媒体的叙事机器捕获、放大、包装，并赋予其“烟火气”“她力量”“劳动人民”等熠熠生辉的政治正确标签之后，事情就悄然变质了——一种自发的善意被加工成了不容置疑的社会氛围，个体的真诚感动被裹挟进了一场符号化的集体消费。

告别空洞的“进步主义”，重建真实共同体

那么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社会变得如此内在空虚，竟至要向一个贩子乞求精神慰藉？

笔者认为，滥觞在于“大进步”时代的结构性剥离。在高速发展与现代性的狂飙中，人被从传统“共同体”（Gemeinschaft）中连根拔起，重塑为高度理性化、原子化的“社会人”。

要理解这种剥离的代价，必须回到具象的共同体生活——在传统中，人锚定于具体的血缘、地缘与劳作：爷爷做的焖面、二大爷家娶媳妇帮衬端菜、赶大集时替你赶车的二叔……正是这些琐碎乃至聒噪的烟火气，构成了社会最真实的底色。人在这些绵密的人情冷暖中，自然生发出责任、信义、敬畏等德性。意义不假外求，它就坚实地长在日常的劳作与人际摩擦之中。

然而，“大进步”的逻辑，正是对这种共同体的无情剥离，即“脱附”（Disembedding）。消失的不只是几条街巷，更是那种粗糙的真实体验——

曾经的水磨社区，城中村平房里散发着机油味和橡胶味的便宜自行车店；人声鼎沸、永远闹哄哄的红辣椒湘菜馆；还有笔者刚报到时吃了一次、就因为太难吃而发誓再也不去的“衢州人家”；乃至北大南门那些因为几块钱、有时甚至跟热血上头的学生上演“真人快打”的暴躁摊贩；宿舍楼里像NPC一样鬼鬼祟祟推开门，探进半个身子问“同学，你要卡吗”的推销员；甚至路上时不时冒出来的、试图非法传教的可疑白皮…

这些泥沙俱下的人和事，时常冒犯人，却是在地的。正是这些毛边细节，让人在跌跌撞撞中积累起与真实世界交手的“实感”，长出共同在场的社群认同。如今，这些粗糙的经验全被视作错误而“无菌化”“体面化”，生活本身也随之“伪人化”了。

必须指出，这种“经验脱附”的无根感绝非大学生独有，而是每个被抛入“大进步”都市体系的“社会人”的普遍宿命。学生不过是时代缩影：随着衡水模式推广与社会心态发酵，他们被系统性隔离于有机生活之外——别洗衣做饭，别发展爱好，别讨价还价，别做一切“不洁净”的事。

而对广大打工人而言，写字楼格子间、地铁里无生气的脸、干瘪的KPI、无休止的“拉通对齐”，同样抽离着意义感。当人站在窗前愣神自问“何处是家”时，意义感的空洞已悄无声息地在胸口形成。

此时，空洞的“进步主义”便成了最廉价的特效药。人们不必真正接触满身市侩气的小贩，只需在概念上拥抱“底层关怀”便确保了意义；不必具体分析复杂案例，只需在立场上捍卫“女性力量”便获得了道德完满。自1840年以来的惨痛历史，已将“进步=好=赢”锻造成思维钢印，这种空洞的进步主义利用施密特式的政治逻辑，在舆论场中划定“绝对的神圣”与“绝对的邪恶”，以迅速建立身份认同。霍布斯讲“一切人与一切人的战争”，现在看来，还要加上“一切人与一切人的总体战”。从这层意义来说，捧红“鹅腿阿姨”的，远非那些清澈愚蠢的大学生。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感到沉重。但笔者反倒觉得几分幽默：倘若笃信那种单向度上升的线性史观，眼下的局面确令人绝望。幸而，我们民族的历史观从来不是这般单向度的。“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风潮再如何喧嚣，也终有偃旗息鼓的一天，历史的演进自有其循环与轮回，当一个人习惯了用廉价的表演去愚弄一部分人，并妄图以此愚弄所有人时，事物便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就像这个试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贩子，最终还是在朝阳打工人朴素的常识与规则面前踢到了铁板，轰然倒塌。

现在，笔者的QQ群依然是满屏99+的声讨，舆论的反噬把某些人踏上了一百万只脚，案件也在被工商管理与食药监部门调查，后知后觉的媒体也终于不再写出那种偏听偏信的报道，这出造神与塌房的荒诞剧算是落幕了一半。然而，我们却不能到此为止，回家睡大觉去，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教导我们的：“批判已经把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摘掉，并不是要人依旧戴着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

褫夺这朵假花，打破这种虚伪的自我感动，绝不是为了让大家退回到原子化的格子间和无菌室里，去绝望地、赤裸裸地忍受“大进步”时代那种真实的剥离感与毫无慰藉的痛苦。而是为了让我们彻底扔掉这根自我欺骗的锁链，去直面那个真正迫切的现实问题：既然旧的共同体已经消散，我们就必须在当下的现实土壤中，去重新建构真实的共同体。

宏大的共同体或许难以一蹴而就，但回归“具体”的生活本身却是可行的起点：去一家你认得老板、老板也认得你的小店吃饭，而不是永远对着手机屏幕下单；在菜市场和摊贩为一两块钱拌嘴，而不是永远等着明码标价的预制菜送上门；在遇到问题时当面说一句“你这鸭腿是绿的”。

在这些充满毛边的人际摩擦与真实的口水沫子中，去感受那些具体的冷暖，去触碰那些实实在在的羁绊——共同体从来不是被“建立”出来的，而是在这些琐碎的、甚至有点烦人的日常摩擦中，被一点一点地“活”出来的。

去摘那朵真实的花吧，哪怕它上面沾着泥土，甚至带着刺。

别吃发绿的鸭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