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正在绞杀日韩台的工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新兴产业研究组

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台湾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呈现出一片升平景象：经济增速创下自1987年以来的最快纪录，仿佛重回当年的“亚洲四小龙”黄金时代。同一时期的韩国，首尔的各大海关口岸吞吐量惊人，出口额以多年未见的强劲势头向上攀升。

如果一个只看高盛或摩根士丹利宏观研究报告的海外投资者，此时望向东北亚，他得出的结论必然是：

这片土地正处于一代人以来最好的繁荣周期。

我们上周恰好就有一篇文章提到摩根士丹利说，亚洲正在步入一场长达数年的“工业超级周期”(Industrial Supercycle)……

然而，一旦你将目光从耀眼的Excel表格移向现实的街道，耳边听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声音。

在高雄的传统工业区，金属加工厂的老板看着空落落的订单簿，正考虑在这个季度彻底关张；

在韩国蔚山和浦项，中小企业主的破产率正在攀升，蓝领工人们面对停滞不前的薪水和不断飞涨的物价，只能捂紧钱包；

在日本爱知县的丰田城周围，汽车零部件配套厂的氛围降到了冰点，工人们在讨论着隔壁工厂刚刚宣布的裁员计划。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都是真实的。

如果细究是什么造成这种宏观繁荣与微观凋敝之间巨大差异的，

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

人工智能（AI）。

全球对算力的疯狂追求，像一剂强效多巴胺打在了这三个经济体上，但去除了由英伟达订单、台积电晶圆和高带宽内存（HBM）编织而成的华丽滤镜，它们更广泛且曾赖以立国的工业基础，正在悄无声息地腐烂。

极端的集中

首先，我们来剖析那组“唯一好看的数据”。

AI数据中心的建设创造了半导体行业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周期，在这条全球最高端的价值链上，他们占据了最关键的生态位：

比如，台湾（台积电）几乎垄断了全球所有最先进逻辑芯片的代工；

韩国（三星、SK海力士）统治了AI服务器必不可少的高带宽内存（HBM）市场；

日本（东京电子、信越化学等）在半导体设备、光刻胶和超高纯度化学材料等“铲子和机床”领域，拥有无可替代的垄断权。

这些企业赚取的利润是真实且庞大的，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当一个成分庞大到能够左右整体时，平均值就开始撒谎，

就像我们被马云平均掉的工资一样。

台积电（TSMC）一家的季度营收，就占到了台湾全岛GDP的3.5%左右。在韩国，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两家公司的市值，合计占到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总市值的50%以上。

在这种极端的集中度下，所谓的“国家GDP”已经不再能够准确衡量整个社会和大众的经济健康度。

韩国股市在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只对全球内存芯片价格进行高杠杆押注的单一行业基金；而台湾的人均GDP已经超越日本和韩国，然而，台湾普通雇员的平均薪资，却依然落后于日韩约3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通民众的真实获得感与宏观数据如此分裂：

一个普通的台北年轻人在便利店打工，或者在一家机械厂做技术员，他被告知自己生活在亚洲增长最快的“富裕经济体”中，但他的薪水已经多年没有实质性增长，眼前的房价却因半导体新贵的炒作而高不可攀。

AI带来的财富，并没有通过传统的毛细血管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而是被牢牢锁死在了一个高资本、高学历、极度内卷的精英圈层内。

在这个圈层之外，是一个没有被AI惠及的、正在逐渐暗淡的“平民经济体”。

第二次中国冲击

如果仅仅是“贫富分化”，这还只是一个分配问题。

但关于更深层的危机，经济学人的一个观点是——

“第二次中国冲击”。

二十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带来了“第一次中国冲击”。

当时，廉价的中国制造商品涌向全球，掏空了美国中西部的铁锈地带和欧洲的纺织重镇。

但在那场冲击中，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事实上的赢家。因为当时中国大陆扮演的是“世界组装厂”的角色，而其组装所需的高端零部件——显示面板、精密机床、特种化学品以及中高端芯片，全部需要向日韩台采购。

在那一代东亚产业分工中，日韩台负责提供“大脑和心脏”，中国负责提供“四肢”。

中国出口得越多，日韩台赚得就越盆满钵满。

然而，今天正在发生的是“第二次中国冲击”，

其逻辑已经完全逆转。

在过去十余年中，中国凭借庞大的本国市场和产业政策，沿着价值链一路向上攀爬。如今，在那些曾经定义了“东亚奇迹”的支柱行业里，中国企业正在完成从追赶到超越的过程。

根据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等机构的调查，截至2025年，在钢铁、通用机械、二次电池（锂电池）、显示面板和汽车这五大韩国传统支柱产业中，中国竞争对手已经在技术、成本和市场份额上完成了对韩国的超越；在造船和半导体中低端领域，这种超越也只是时间问题。

比如最有说服力的汽车行业的攻守易势——

在2019年，日本的汽车出口量还是中国的近七倍。而到了2024年，中国已经以550万辆的成绩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并且，这些出口绝非“低端倾销”。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车企，出口的是一整套包括三电系统、智能座舱、软件算法以及充电网络在内的完整生态。相比之下，日本汽车巨头在电动化转型上的迟缓，已经开始反噬其本土的就业。日产汽车（Nissan）宣布关闭全球多处工厂并裁员两万人，只是冰山一角。

这正是硬币的另一面：

传统制造业在萎缩。

但芯片行业的爆发像一针麻醉剂，让全社会对这种肌肉萎缩无感。

三种暴露面

虽然日、韩、台三地都笼罩在AI的耀眼光芒中，但由于各自的产业生态不同，它们在这场危机中的暴露面和脆弱点也各不相同。

1.中国台湾：最纯粹的“单点折射”

台湾是这场“假性繁荣”最极致的样本。

它的繁荣度最高，因而产生的幻觉也最完整。

如果全球AI领域的资本支出（CAPEX）出现波动，或者硅谷科技巨头开始质疑AI的投资回报率（ROI），台湾将面临几乎没有缓冲垫的硬着陆。因为在

过去的几年里，除了半导体，台湾的其他传统出口行业（如塑料、基础机械）已经处于相对萎缩状态。

这种高度的单一化，使得台湾在面对任何外部冲击时，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

2.韩国：强周期下的“高空钢丝”

韩国的处境更加被动，因为内存芯片是整个半导体世界中大宗商品属性最强、价格波动最暴烈的细分领域。

历史上，内存行业一直遵循着“短缺-扩产-过剩-踩踏-亏损”的强周期。韩国将本国的股市和出口命脉押注在这样一种高度敏感的产品上，本身就是极高风险的行为。

更糟糕的是，过去在内存行业低谷期能够起到“减震器”作用的汽车、造船、石化等行业，如今正面临中国企业在技术和成本上的双重合围。一旦下一轮内存过剩周期到来，韩国可能会发现自己手中的筹码所剩无几。

3.日本，最薄的“遮羞布”

日本在这场AI盛宴中分到的蛋糕最少——它更多是提供上游的材料和设备，而不是直接售卖高单价的AI芯片。

日元贬值虽然在账面上粉饰了跨国企业的日元结算营收，却无法阻止日本车企在全球核心市场份额的流失。日本的材料和化学工业，由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中间体需求，在当前背景下已经率先感受到了阵阵寒意。

日本的现状，实际上昭示了另外两者的未来：

一个失去了核心支柱产业议价权的先进制造国家，在没有“奇迹行业”庇护时，将不得不直面漫长的调整期。

致命的“创造性破坏”

许多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会用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来解释这一切：

旧的低效产业消亡，劳动力和资本向高效率的新产业（AI和半导体）转移，这难道不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吗？

这种乐观主义，忽视了产业转型在“空间”和“职业”上的巨大错配。

第一次中国冲击后，西方经济学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研究表明，那些失去工厂的美国铁锈地带小镇，并没有像教科书所说的那样自动、顺滑地实现“劳动力重新配置”。

相反，失去了稳定制造业岗位的社区迅速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的脱节。

同样，在日本韩国等地，汽车、造船、机械和钢铁是典型的“中等技能、高就业容量”行业。它们雇佣了成千上万普通家庭的顶梁柱，支撑起了庞大的城市群（如蔚山、丰田市、高雄）。

但它是典型的“高自动化、资本密集型”行业——

一个投资上百亿美元的晶圆厂，直接雇佣的员工可能只有几千人，且对学历、技能的要求极高。但从钢铁厂下岗的技术工人，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培训变成台积电或SK海力士的清洁光刻工程师。

新创造出的财富和工作机会，高度集中在新兴的科技园区，而那些曾经繁华的传统工业城镇，则不可避免地走向空心化。

这种“K型”分化如果任其发展，最终侵蚀的将是这些社会的消费中坚力量，并转化为深刻的政治与社会撕裂。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AI芯片的超级繁荣，在客观上正在加速其他工业的死亡——这正是经济学中著名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

由于半导体出口异常火爆，巨额的外汇流入在无形中推高了本币的潜在汇率（或使其贬值空间受限）。

高盛已经警告，AI带来的超级顺差将给韩元和新台币带来长期的升值压力。

然而，对于一个在生死线上与中国同行拼价格、拼利润率的传统机械厂或钢铁厂来说，本币走强无疑是致命的毒药。

繁荣的芯片行业，正在抢夺其余工业部门急需的电力、水资源、人才以及政策关注度，同时用强势的货币环境，默默地掐断了传统制造业最后的生路。

“耀眼的繁荣”

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

每一个超级周期都有它的终点。

半导体行业自诞生以来，从未真正摆脱过周期的万有引力。AI需求虽然在短期内改变了斜率，但无法消灭周期本身。

一旦美国科技巨头对算力基建的无节制投入产生动摇，或者技术应用端无法在短期内变现，AI资本开支的潮水就会退去。

将是怎么样一副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