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偷，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 中文版 ，作者：T China，原文标题：《女性新事｜禁！止！偷！拍！》

带着愤怒和羞辱感，我把前男友喊出来，当着他的面，删掉了我们亲密过程的照片。我也录下了他的承诺：照片没有备份，也不会外传。我没有问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我不同意还要拍我？

过往，我断断续续在新闻里见过关于酒店偷拍的报道。而和偷拍的第一次交锋，我就是受害者。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张我被偷拍的照片——照片的构图、我在照片里的姿势，让我忍不住审视自己，并产生一种难堪又难受、耻辱又恐惧的感觉。

除了特别要好的朋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虽然我没做错任何事，但耻感如影随形。当然还有无奈：我没有任何办法约束他不保存不散发照片，更没有办法惩治他。我默默保存下他个人的重要信息，甚至设想了「鱼死网破」的可能性。

一年多之后，我看到了韩国的「N号房」事件。2018-2020年，记者在加密软件上发现了实施、传播并牟利的性剥削犯罪案件的群组，犯罪者以偷拍视频和胁迫手段控制受害女性，多达26万人参与围观、付费传播和助长犯罪。尽管跟眼前的现实并不相关，我还是第一次有了头皮发麻的感觉：「N号房」是能在真实世界发生的吗？

但在我自己遭遇偷拍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偷拍其实不是零星的个案，而是遍布在我身边。

男性偷拍现任或前任女友的情况并不罕见。根据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近两年的分析，现任伴侣或前任被偷拍的概率为22%～27%。

朋友小宁也曾在亲密关系中被偷拍。「当我发现他在亲密过程中打开了手机相机后，我第一反应非常生气。」她告诉我，「但他说只会留着自己看。」这个解释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打消小宁的顾虑：万一手机云相册有一天意外泄露了怎么办？「我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我相信他不是『坏人』。」

就算身处一段亲密关系，女性仍会对异性的摄像头产生警惕，这根本上是因为抗拒顺直男群体物化女性、凝视女性、消费女性。根据《澎湃新闻》「湃客·有数」统计的数据，33.3%的偷拍事件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29.2%是为了敲诈被偷拍者获取钱财，剩下的37.5%则被用于传播与售卖，流向黄色社区、黄色网站、社群、网盘群、朋友圈和直播平台。

当我一个人在租住的家或在酒店时，偶尔有对着角落竖中指的冲动。我的直觉并没有错：女性的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消遣的黄片。

对我的好朋友H来说，地铁是一个令人担惊受怕的公共场所。至少两次和她见面时，她都带着沮丧和焦灼告诉我，自己在地铁里可能被偷拍了。

她勇敢出击的那次，对方的拍摄角度恰好让她有了确凿的证据。而大部分时候，她不敢贸然让对方展示手机相册自证清白。

有次她对我说：「我不过是穿了套头衫和Legging而已啊，难道很暴露吗？」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自我审视。走在路上，发现异性侵略性地盯着自己时，我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穿得很暴露吗？」有时，这种想法会滑坡为：「难道我被偷拍了，隐私暴露了？」

衣着和凝视、偷拍、猥亵之间没有因果。

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举办过展览「What were you wearing?」，展出受害者在遭受性侵时所穿衣物的复制品：牛仔裤、校服、宽松卫衣、儿童睡衣——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日常衣着。展览想指出：暴力的根源在于施暴者，而不是受害者穿了什么。而Maskpark事件爆出的聊天记录显示，一双摆在门口的高跟鞋也可以引发群组的集体意淫和颅内高潮。

发现自己被偷拍后，主动出击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而选择沉默又常常伴随着后悔——「我应该制止那个人的」「我应该要求看他手机的」。两件事对女性都是巨大的消耗：她们很难不反刍「被偷拍」这件事——「为什么是我？」当她们向外界诉说遭遇偷拍的经历时，也常面临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我？

偷拍无处不在，掉落在谁的头上，就像路上不经意踩到屎般是个概率问题，但更令人恶心、气愤与受伤。

我的朋友Z在商场里被偷拍了。这件事刚好发生在我们聚会告别后10分钟内，发生偷拍的商场是上海知名的高端购物中心，曾经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这样的「附近性」点亮了我关注偷拍的雷达。没想到，这个原本让我感到安全、舒适的地方也暗藏危机。

在现场目睹自己朋友被偷拍的D，比当事人更愤怒。D说：「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对抗偷拍。」此前的经历让她对偷拍异常敏锐。

有一次，D在地铁里怀疑有个男人在偷拍自己，她提出要看对方的相册。「他给我看了，但我没找到照片。」她告诉我，她还有被男人跟踪尾随、辱骂的经历——这件事的起因，只是她说了句「你看什么看？」

当事人Z意识到被偷拍的第一反应其实是，「不然算了？」警察多次确认她们是否要报案，也铺垫说大概率抓不到人。有几刻，Z在想：这有可能抓到吗？也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伤……她虽然很生气，但如果没有朋友D的坚持，Z不会要求调监控、报警。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如果不是偷拍刚好发生在身边，可能都不会把它当成严重的事。但当受害地点变成自己熟悉，甚至亲身去过的空间时，偷拍不再是抽象的社会新闻，而是一种迫近的现实风险。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我忍不住不去想、不去留意偷拍或数字性剥削，跟朋友也会聊这个沉重的话题。可能是因为跟踪到相关聊天记录，小红书给我推送了反偷拍的博主「追鼠记」。

追鼠记关注偷拍的起因跟我有些相近，他在网上刷到自己去过的地方出现了偷拍案件，开始追踪偷拍，成为反偷拍博主。「中国至少有14万人被永久偷拍记录。」他在每个曝光视频里都会带上这句话。

追鼠记告诉我，近3年来，偷拍不减反增：展示偷拍视频的色情网站变多了，视频越来越清晰。他根据粉丝提供的线索，不断曝光这些场所：从普通的公厕，娱乐场所如温泉洗浴中心，到原本应该安全的医院、中小学和大学院校。他说：「全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都有偷拍。除了普通人进不去的政府涉密部门，没有哪里是安全的。」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偷拍越多——因为这些地区聚集的「优质女性」更多。

后来，我在热搜中看到了Maskpark事件——名为「Maskpark树洞频道」的Telegram群组（以下简称Maskpark）散播的不仅有未经同意偷拍的私密影像，包括在不同公共场所（如地铁、商场、教室）以及私密空间（家中、试衣间、卫生间）等偷拍的陌生女性影像，还有女友或前女友隐私照片，甚至性侵未成年人的相关影像。尽管Maskpark是个境外群组，但根据流出的聊天截屏，成员都说汉语。公开资料显示，入群的条件之一，就是「上交」身边女性的照片。Maskpark里甚至出现了父亲偷拍女儿，丈夫偷拍妻子私密照片的案例。对他们而言，伴侣、亲友只是可以炫耀和分享的性资源。Maskpark群组内活跃的用户有10万～30万之多。另有博主调查发现，此频道包括20余个细分群组，最大群组达90万人——它让许多人意识到，这并不是零星的个人行为。

这样庞大的规模令我一度疑惑：如果仅要满足人的性欲或窥私欲，制作色情内容是看起来更合理的路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偷拍？追鼠记告诉我，偷拍产业「低成本、高收益，一次拍摄可以多次售卖」。

在2026年2月推出的一部名为《暗处的镜头：中国酒店偷拍视频黑市》的调查纪录片中，从事金融行业的James（化名）受访时说，对于他而言，观看这类影片是他的业余消遣途径之一。「我不觉得（因看偷拍色情片）内疚，因为我不是发布或者制作这些内容的人。我更像是在看杂志，如果我不喜欢那一页就翻页，直到找到让我感兴趣的为止。」

订阅了有关偷拍色情片的Telegram群组的另一位男士Eric（化名）在这部纪录片中表示，偷拍色情片吸引他的地方在于，当事人并不知道自己被偷拍了。他觉得传统的色情片很做作、很假，但偷拍影片给他的感觉是写实的、完全真实的。

网飞（Netflix）纪录片《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中，那些付费观看性虐待视频的男人这样为自己辩解：「我又没有强奸她……我只是看了比较耸动的视频。」

这一天，某民间志愿者组织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寻找女性志愿者，助力研究最近的Maskpark事件。该组织表示，调查目前已取得进展，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我联系到了发帖人、某志愿者团体的组织者之一K。她告诉我，根据手上掌握的线索和信息，她推断，「Maskpark树洞频道」的创始人麦梓豪是此次事件中最大团伙的「黑手套」。据她们调查，麦梓豪在其「面具公园-私密约会」App被封禁后，在Telegram上创建了Maskpark论坛，在群组里传播偷拍色情内容。而一些爬虫网站的信息显示，他早在2016年6月就开始发图文的黄色内容以宣传彼时刚创立不久的App。「大概9年前，他们在Tumblr上开设了账号「maskpark」（传播相关内容），被打击后转移到了Twitter（X前身），取名「面具公园MaskPark」，接着就转移到了Telegram。」

她们的调查资料显示，Maskpark群组名直至2021年还带有「面具公园」4个字，而后改成了「Maskpark树洞频道」。K告诉我们，「因为一直被打击，他们开了很多新频道和备份频道，有的纯发一些黄色内容，还有大约10个频道用来发所谓的树洞小故事，万一哪个被封，人们就可以通过其它的频道找到他。」

Maskpark事件冲上热搜后，最大的群组已关闭，但组织者备份了聊天记录。「他们后来新开了一个频道，但就没有那么活跃了，我们的志愿者也潜伏在里面，但发现这个频道除了发一些偷拍的内容外，大家互相之间不太交流。」K说，「我也曾经潜伏过一些别的偷拍群组，他们以直播的形式每天开一场直播，是一些酒店的摄像头画面，比如说1～9号房间，群里的人会点评每个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非常恶心。」这只是个免费群组，很难说付费之后是否会有更长的观看时间、更多角度的偷拍直播。

此外，还有专门发强奸视频的、分享身边亲戚小孩的群组，成员均达上万人。

「表面上看，他应该是一个挺优秀的成功人士。」K说，她读了麦梓豪多年前在博客上的笔记和感想之后，觉得他「还挺先锋的，是在这个领域挺有思考的一个人」，「但同时他又在背后这样做。好像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很恐怖。」

这个团伙甚至还可能依托虚拟货币和境外钱包形成跨境洗钱链条。

在纪录片《暗处的镜头：中国酒店偷拍黑市》中，记者对针孔摄像头的购买过程做了暗中调查——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复杂。在深圳最大的电子商务城「华强北」，只要稍微暗示一下卖家，想要的产品即刻奉上，藏在纸巾盒、打火机、钢笔和纽扣里的，应有尽有。「安装在酒店里的那种。」调查人员说。卖家也没拒绝，但明确表示了其中的风险：「买是犯法的，卖也是犯法的。看你怎么用吧。反正我跟你讲，你拿回去做什么我不管。」

该纪录片显示，要想看到更多的偷拍色情内容，需要付费。

媒体报道曾指出，Maskpark群组延伸出了偷拍器材（如针孔摄像头等）买卖与安装教学的交易。偷拍有产业化的趋势：它分工明确而细致。有人生产、改装偷拍设备，有人在平台上出售设备，有人专门负责购买和安装设备（公开资料显示，招聘安装人员的月工资达到了一万元以上）；而将视频发布到网上，设立网站和域名，勒索受害者的，又是不同的人。

偷拍影像——无论是受害者在私密空间里更衣、沐浴或与伴侣亲密的过程，还是公共场合中被拍下的私密部位——都因为所谓的「写实」激起了观看者的兴趣。这个看上去匪夷所思的理由，却在一定程度上足以解释Telegram偷拍群组为何一直存在：有观看，就有收益；有收益，就有生意。

「别再说Telegram查不了，关键是不想查。」民间独立媒体「自由娜拉」发文，对官方的监察和Telegram的配合调查程度表示不满。「自由娜拉」在中国「铁链女事件」后创立，持续关注农村精障女性、人口贩运、性别暴力、残障正义等议题。

在这篇文章中，「自由娜拉」援引韩国「N号房」事件后，韩国警方与Telegram通力合作所取得的成效：「2025年3月，韩国警方通报，首次根据Telegram提供的信息，逮捕了一名涉及网络性犯罪群聊的主要操作者，受害人达234人；5月，韩国警方又在与Telegram紧密合作下，抓获了一名制作和传播深度伪装图像的高中生，以及其他23名该团伙的人员。此外，在2024年年底的类似案件中，当地警方在去年年底逮捕涉案的2名青少年后，识别出相关群聊中的约200名成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下简称CNN）记者将散播偷拍色情内容、深度伪装照片和辱骂女性的群组告知Telegram平台后，这些群组立即被删除了。Telegram在CNN发表的报道中表示，「一旦发现任何未经同意的色情内容，都会予以屏蔽。违反Telegram条款的用户将被封禁。」当被问及该平台如何防止被屏蔽的群组在新房间中重新出现时，Telegram则回复：「Telegram上的每个帐户都与一个电话号码绑定，因此再次违规的难度和成本要高得多。」

不过，在中国，情况可能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直接讨论偷拍和数字性剥削的内容往往会被限流。「追鼠记」除了要跟偷拍者斗争，还要和各个平台的审核机制斡旋，哪些能发而哪些不能，一直都是模糊的。

随着Maskpark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逐渐散去，K所在的志愿者组织内，活跃的人也越来越少。她们将自己掌握的、可以具体指向某人的所有材料向官方举报后，尚未得到任何回应，也没有获悉公开的处理情况。「我们有在区块链溯源等技术方面非常厉害的志愿者——我们手上有很多材料，但这些材料没办法得到运用，因为官方一直在打压。」

与此同时，Maskpark群成员的发言却有恃无恐。一张流传到网上的聊天记录截屏显示，名为「Maskpark树洞声明」的账号在群内「发布声明」称：「收到了很多女性朋友的谩骂，真的希望你们使用Tg（Telegram）的时候小心一点，轻轻松松把你们的资料搞到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不想把事情搞大也不想让事态添火，你们的照片我不公布，也最好别让我找到关于你们的视频……」接着，他贴出了几个姓名和身份证号。

「一些网络调查人员」向CNN表示，他们在深入调查Maskpark案件的过程中收到了匿名威胁，称将曝光他们的个人信息并进行报复。追鼠记被「开盒」之外，偷拍者密谋着举报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让他噤声。

据K所在的志愿者组织观察，媒体报道或公众讨论增多时，Maskpark群组没有丝毫收敛的态度，反而带着一种「看笑话」的心态和嘲讽的语气看待舆论。「他们之前还在频道里转发了一个女生在小红书上发的相关视频，接着攻击女生的容貌之类的。他们的言论一直都很嚣张。」K说，「我们跟客服接触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完全不怕的样子，还暗示可以直接从他们那里购买摄像头设备。」匿名让他们感觉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有一天，小红书给我推送了帖子「是我多了一段记忆吗？」一些对Maskpark事件知情且关注的人，用这个类似暗语的词条，接力调查该事件的最新情况。

偷拍发生的3个多月后，我的朋友Z突然接到派出所的通知，偷拍者被抓到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警察对偷拍者罚款了300元。D觉得金额过低，不满意这个处罚，而当事人Z根本没想到最终能抓到人。偷拍者曾试图进行行政复议推翻违法的判定，但被否决了。

两年多后的今天，她们对于抓到偷拍者这件事，仍然感到意外。「官方应该需要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是很容易抓到人的。如果更多人知道，她们会勇敢地站出来（报案）。」Z说。

偷拍者有信心能逃过法律的制裁，毕竟偷拍并没有写入刑法。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研究员汪姝文告诉我，「偷拍只是违法，但并不构成犯罪。」只有当偷拍发生后涉及传播且达到一定点击量，或附带侮辱性语言等额外行为（需要受害人自己提起法院诉讼），并有充足的证据使加害人达到犯罪事实清楚，偷拍才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目前，中国没有单独的「偷拍罪」。偷拍行为部分是以传播淫秽物品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来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规定：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据第三百六十三条，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如果按淫秽物品定罪，女性的日常生活和隐私，算不算淫秽物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受害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被偷拍的视频被定义为「淫秽物品」也是一层伤害。本该被保护的、含有私人身体部位的生活片段，怎么就成了淫秽内容？

可以看出，这两个罪名本身并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依据对受害者的伤害程度而定的。在《央视新闻》2019年一则报道含偷拍视频的色情网站的新闻中，警方这样论述偷拍性隐私的危害：「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似乎，被挑衅的集体道德标准比被侵犯的个体信息，更为严重。

当在网上传播的偷拍附带侮辱性语言等额外行为时，当事人可以以侮辱罪自诉。汪姝文律师说，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的第三方报案不如受害者自行报案更受重视。但她也承认，自诉「证明责任由自诉人来承担」，而自诉人的取证调查能力远不如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因此取证也是一条难路。「你要拿到铁的证据，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很难的，甚至有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有铁证的情况下，如果对方不承认，我报警也没有用，反而让我自己很羞耻。」K说。

更何况，很多受害者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被偷拍了。Maskpark事件里，虽然大部分偷拍都发生在境内，偷拍者也都是中国人，但受害人可能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偷拍的影像正在境外传播。

「Maskpark事件里其实很难定位到受害人，这样就缺乏了受害人主动来启动这个程序。而且就算有受害人，也很难定位到加害人的身份。在很多发生在网络上的案件中，警方会要求你至少能提供一个加害人位置和身份的大概信息，这样他们才更有可能做进一步的调查。」汪姝文律师说。

单凭一张截图，很难调动基层警方的处理积极性。

偷拍行为本身只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2026年更新的规定指出，一般情形下的偷拍，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汪姝文律师特别提到，偷拍行为本身只受《治安管理处罚法》管制，意味着它的追究时效是6个月——相关行为若在6个月以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不再处罚。在北京千千律所接到的咨询中，就有加害者偷拍的所有影像都摄于6个月之前的案例。警察根据现行的法律，认为其已经过了追究时效。「而偷拍本身就非常难以发现，女性自己都不知道被偷拍了，那么只要加害者偷拍后6个月之内，不被发现，就可以逃脱法律惩罚。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汪姝文律师说。

除非加害者还持有偷拍制品，被认定为偷拍的继续状态，或偷拍入罪，才能避免6个月的追究时效。

在汪姝文律师接触到的法律咨询案例中，还有一些受害者获得了取证建议之后就没了下文。谈及这一点，她理解为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是一个非常耗费心力的过程：「尽管走了法律程序，也不一定能够处罚到加害者，让他付出应当有的代价。很多受害人就会觉得，如果成功处罚加害者的可能性很小，我干吗要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偷拍没有涉及获利或被广泛传播，那么它就只是小型案件。如一些偷拍者所料，报警或是向相关部门举报的效果比较有限。追鼠记曾多次致信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并打电话追问后续，得到的回信是：如果网站没有消失，那就是还没有处理。

他还遭遇了多次「踢皮球」——辖区的警察建议他去案发地报警，而案发地则让他向自己所在辖区报警。而偷拍链条上的人分散在不同地区、国家，呈现「弥散化」的趋势，给执法增加了难度。「3个月之后我想算了，我就在网上曝光好了。」他说。

日常生活中遭遇偷拍的取证之难，让我想到了2023年《南方周末》报道的一则事件。一名学生怀疑自己遭到地铁里的路人偷拍，查看了对方的手机，却没有找到照片。心存不忿，她在微博上发布了对方未经打码处理的照片，被对方家人看到后，以「造谣」名义要求女学生道歉。这件事随后发酵并失去了控制。网上针对女生的讨伐愈演愈烈，她的学业、私生活、人际关系，都被拿到大众的显微镜下反复推敲。

「关于当事人的部分信息被大量传播和二次加工，很多已无法检索到初始信源，查证真伪。」《南方周末》的报道称。而当事人选择了退网，从互联网上消失了。

实际上，偷拍对受害者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2020年，取快递时被偷拍并被造黄谣的受害者小谷，被公司辞退，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小谷还被诊断出抑郁症，有应激反应和自杀倾向。

我经历过偷拍的朋友说，她在人多且杂乱的地铁等封闭空间里会感到害怕。她会格外地留意站在自己身边的人。更多时候，她选择骑电动车。

《暗处的镜头：中国酒店偷拍视频黑市》中，受访的偷拍色情内容消费者（男性）发现他和女友也成了在自己订阅的Telegram群组的消费对象。尽管男方向Telegram投诉后，群组消失，聊天记录被删除，「但偷拍的人一定有存底，难保哪一天他又会放到网上呢？」受害者女方说。在街上与路人目光相遇时，他们总会担心是不是因为看到了那段影片而认出了自己——他们出门总会戴帽子，尽量遮蔽自己的长相。

这种伤害更多是心理层面的，难以量化的。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认为，对于数字性暴力的被害人而言，创伤影响不只存在于行为发生的当下。「性影像是否被保存，是否可能被复制，未来再次被散布和辨识，这些长期且持续的不稳定性，更是被害人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与阴影」。

而随着AI换脸技术日臻成熟，深度伪装色情图像也变得更容易。当受害者发现自己被偷拍的视频，对方就可以狡辩说是AI换脸生成的，这似乎成了偷拍者自我保护的方式。D向我表达了对这种「开脱方式」的不满：「所有人都是受害者，相当于没有人是受害者——这是不正确的。」

在中文世界里，相比于偷拍定罪的讨论，更多的是「传授」防范偷拍的方法和经验。这一系列使用红外线、手机摄像头甚至专制仪器的检测办法很烦琐，却都无法百分百地排查偷拍：用Wi-Fi找摄像头，就有未联网的偷拍方案；用设备搜查烟雾报警器、排风扇和路由器，针孔摄像头却有可能在浴室。防不胜防。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自己的播客说：「我不赞成谈被害预防，这等于把防止偷拍的责任放到被害人身上了。」这类方法在K看来是本不应存在的。「让我们受害人去承担更大的成本和责任去反偷拍，这感觉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国家或者社会应该去保护我们，防止这样的犯罪发生。」她说。

「假如受到数码性剥削犯罪的侵害，首先需要本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就是受害者本人。如果希望加害者得到应有的处罚，受害者还要站出来做证。从始至终，犯罪者受到的处罚程度都取决于受害者的努力程度。」《N号房追踪记》的作者在书中写道，「在韩国，一个女性要真正控诉自己遭遇的数码性剥削犯罪，就必须以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代价。」

韩国「N号房」事件后，相关法规经修订后出台：偷拍行为本身就构成犯罪。这背后是相当数量的受害者和记者敦促警方和政府实现的成果。这自然值得庆贺，但问题是，女性为什么要以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代价，才能换取日常生活本就应有的权益？

现在，Maskpark事件过去一年后，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度已逐渐消散。它偶尔以隐晦的形式出现在脱口秀段子里，或被女性主义博主迂回地演绎。我身边的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Maskpark事件，还有人否认这件事的存在，但类似的事情从来没有消失。只是，当事情没发生在自己身边时，大部分人都倾向于选择视而不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