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韩女文学”作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 中文版 ，作者：T China，原文标题：《女性新事｜我不是「韩女文学」作家》

还不到开场时间，台下就密密麻麻坐满了人：灰金色头发的、戴着彩虹色针织帽的、剃寸头的、挎着印有Virginia Woolf名句的帆布袋的，和套着电影《好东西》的周边卫衣的……前8排都坐得整整齐齐，空气里浮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气场，有九成是年轻女性。

再往后，由于场地没有坡度，人头在垂直的方向被压扁，最后两排就只是几块隐约出现的马赛克。超出了空间容纳程度的期待也同步出现。有人宁愿在一旁的柱子边站了整晚，有人就只埋在后排听声音。不少读者手里拿着一本红粉黑相间的小书——《关于女儿》——那是在场大多数人与这天的主角，韩国女作家金惠珍的初次相遇。

2022年，这本书被引进中国，腰封上赫然有「《82年生的金智英》之后最瞩目的东亚女性书写」几个字，并登上了当年豆瓣的年度热门韩国文学图书榜。因为书名和附加其上的种种标签，她在中国的责任编辑雪雨说，「很多读者会把金惠珍认成是一个写母女关系的作家。」去年年初，金惠珍的新作品《猫舔过伤口》在中国出版，年底，出品方野spring在为她的中国推广行程撰写文案时，开篇就把她与赵南柱、金爱烂、崔恩荣等女作家列在一起，打出了「韩女文学代表作家来华」的期待。

2025年12月，从上海到北京，7天里，金惠珍做了3场文学对谈、两次与读书博主的访谈视频录制，都带着强烈的共鸣需求或议题期待。与此同时，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主办方为她安排的合作对象几乎都是女性：女学者、女作家、女主播、女翻译。她的中国之行也因此自然嵌套进一种以性别经验为底色的都市社群图景。每一次活动现场，台下几乎坐满了年轻的女性。

活动开始了。第一个提问的就是那个坐在前排、身穿《好东西》周边卫衣的女孩，她留着寸头，手里拿着彩虹旗，显然是《关于女儿》的读者。她问金惠珍，和母亲关系不好该怎么处理？金惠珍平静地回答，自从搬到首尔后，和母亲见面的次数就变少了，关系反而变得好起来，所以母女尽量不要住在一起。话音落下，全场大笑。

紧接着，有人问她，您的作品在韩国有没有像《82年生的金智英》那样掀起关于女性处境的公共讨论，甚至推动制度层面的改变？金惠珍没有任何迟疑，直接地回答没有。她说，自己带着《关于女儿》去世界各地时，也常被问到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书里的女儿不更决绝一点？为什么她不直接和不理解自己的母亲决裂？为什么不更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那样会更体现新女性的主张，但我好像就不是那个范畴的。我的写法在女性主义讨论面前是相对保守的。」她表示，自己的书只是「涉及女性经验」而已。

她还说，她是在2016年《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之后，才意识到韩国女性主义思潮的存在。在她作为作家出道的2012年前后，韩国文坛仍然主要由男作家主导，「有女作家，但是不多，可能是没有特别去关注她们，因为根本没什么性别视角的讨论。」尽管近些年来，在韩国的确有更多的女作家出现了，但她对「女性文学」作为一种新近分类始终有所保留：「这会不会不严谨？毕竟我们不会称过去的文学为男性文学。」

空气中，一种想象戛然而止。

韩国没有「女性文学」的概念，她是来到中国才第一次听闻「韩女文学」的说法。这是金惠珍在采访中告诉我的。

这次来中国之前，金惠珍从未接受过视频访谈，中文世界里也很少流传她的近照，所以她在我的视觉档案里几乎没有更新，还停在豆瓣作者主页上的照片——穿着一件浅蓝色衬衣，头发染过黄色、没有扎起来的部分顺着脸侧垂下来，手里拿着一本薄薄的书。

可现实里，她是黑色短发，眼镜从金边换成了黑框。她到上海时正遇甲流病毒来袭，除了需要大篇幅讲话的时候，她基本都戴着口罩——最开始，我是通过某种气场，以及她身边做着安排与介绍的作家张怡微，才认出了她。

在上海漕河泾，写字楼里的一间会议室里，她摘下口罩、挽起袖子，露出手臂，一边比画一边讲起自己曾在西班牙遇到一位读者，小臂上文着防弹少年团的歌词。金惠珍说，她在欧洲国家遇到的读者，往往是更广泛的韩流文化消费者，看韩剧，听K-Pop，顺便也读读韩国女作家的书。所以她几乎没什么障碍地明白了「韩女文学」这个词的意思，并对此表示了理解：自己在中国被放进「韩女文学」的阐释框架，也是类似的流行文化选择，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学事件。「一个强概念可以让很多东西都更广泛地传播。」金惠珍停顿了一会儿说。

中国大陆对韩国文学的兴趣并不是近几年才开始的。早在2003年左右，国内曾有过一波被韩剧热带动起来的韩国文学引进热，然而并没有在读者端激起相应波澜，后来也就慢慢沉寂下去了。到了2007年前后，一批研究者眼中具有文学权威性的韩国文学作品被引进，朴婉绪（韩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金惠顺（韩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诗人之一）等作家的作品得以出版，但这些书依然不好卖。

2018年，雪雨尚未进入出版行业，在一家文化机构做新媒体编辑，她记得经她和同事之手的文章，零星使用过「韩女」这个词。这个词来源于微博上对韩国影视方面的讨论，「很多女性在网上谈韩剧中的女性角色时，会说韩女好牛。不过当时国内读者还没有大规模读到韩国女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形成大范围的讨论」。

改变局面的，是2019年《82年生的金智英》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当时，走进任何一家书店，畅销位上基本都有这本书的身影，近10万人在豆瓣打出8.1分，认为它捅破了千万女性正在经受家庭压迫的事实。出品方磨铁图书也因此下决心大量引进韩国文学，旗下大鱼读品工作室开始筹划韩国文学产品线，在之后两三年间就实现了20个韩国文学作品的引进。其中，女性题材超过六成、女作家作品超过半数。

《82年生的金智英》被引进中国后，中文互联网上开始出现「韩女文学」的说法，但那时它还没有变成一个热词。即便到了2022年《关于女儿》引进、出版的时候，它的讨论规模也远没有今天这么大。那时候图书营销的主要平台还是微博和豆瓣。「但现在这些平台对书籍销量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现在主要的传播阵地就是小红书。」雪雨说。

让「韩女文学」成为营销口径的，正是最近两年小红书在图书传播中的主导。当书需要在信息流里被快速识别，标签就会被反复调用、被不断加固。「#韩女」标签在小红书有超过22亿的阅读量，「#韩女文学」「#文学里的韩女精神」等词条的曝光量也超过千万。「韩国最该申遗的是韩女的思想」，一度成为流行语。雪雨说，如今一个韩国女作家的作品究竟要不要被引进，主要就是看它放到小红书上会不会讨喜、有没有传播度、能不能产生「金句」。「它背后的逻辑是，如果大家都不读书了，那该怎么吸引读者？最主要就是得看女性读者喜不喜欢。」

金惠珍的《猫舔过伤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进入中文市场的。这本书的内容关于暴力，讲述一位被网暴的心理咨询师和被校园霸凌的中学女孩。看似明确的主题，却让雪雨在写宣传文案的时候犯了难，原因是没法想出一个能让女性读者直接买单的标签。「它不像《关于女儿》那样，可以用母女关系去概括，或者和《82年生的金智英》有天然连带效应——这在当时也不算在蹭热点，是因为这两本书在韩国就是同一位编辑做的，宣传的时候自然会这样提。」

然而，到了《猫舔过伤口》在中国面世的2025年2月，「韩女文学」标签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不得不」的选择。「和韩女相关的书，总比不相关的好卖。」一本书一旦被放进「韩女文学」这条线上，封面文案、腰封关键词、书店陈列、社交平台上的书单和短评，都会更快找到它的位置。

山异是《猫舔过伤口》的中文翻译，她原本主要从事韩国影视综字幕翻译的工作，2017年被推荐到磨铁图书做韩国文学校译。从这次校译开始，她慢慢进入韩国文学翻译这一行，找过来的作品也都以女性作家的书为主。她能理解《猫舔过伤口》的营销策略，因为这本书在中文市场里不够「鲜明」。但令她感到遗憾的是，有人将《猫舔过伤口》中女律师和女学生的互动解读成「全女家庭」「女女救赎」，而在她看来，金惠珍书写的并非如此流行。

在此之前，金惠珍的另一本书《9号的工作》在中国出版时，曾有人因为书中的主人公是男性而发出质疑，认为她不该为一个困境中的男性去辩解，「竟然花笔墨写一个这样的男人」「女作家笔下的叙事主角居然性别为男」，甚至在豆瓣给出差评。雪雨说，这就是很多读者对韩女文学的期待——一种更激进的女性主义表达。人物与叙事一旦稍稍偏离「韩女文学」这个坐标，就变成了不能被接受的缺点。「没有立刻采取行动去反击的人物会被嫌不够爽，涉及爱情的情节会被骂恋爱脑。」

但另一方面，她又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态认可「韩女文学」标签的有效性，因为「出韩国女作家的书本身也不容易」。

她告诉我，2021年，她所在的出版社在计划引进《关于女儿》时，其实有很多竞争者，但由于书中含有敏感元素，其他出版社最后「都不敢买」。「我们社算是非常幸运，捡了个漏。」她把这次称为做编辑以来「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如今，禁韩令仍在，韩国书的引进要经历繁复流程，时间成本抬高了出版风险。而与此同时，比金惠珍更年轻一代的90后韩国文学作品里，又多了许多让中国编辑和译者「看得目瞪口呆」的地方。

「所以不管怎么样，多出几本都是好的，」山异说，「毕竟韩国文学本身在（中国图书）市场上的出版量太少了。」

金惠珍1983年出生于大邱，那是韩国东南部的一个工业城市，同样出生于此的导演李沧东对这里的评价是「落后而保守」。她记得小时候的住宅区老旧﹑喧闹，生活半径很小，可以直接从门外的矮墙把炸酱面递进屋。她的不少朋友就住在街道的肉铺、洗衣店里，每天早上起来都能看到他们父母劳作的场景。

在成为全职作家前，她当过老师，也在物流中心干过体力活，负责书籍的分拣和装箱。去之前，她并不知道那份工作几乎完全依赖人工劳动，四五个人一组，铃声一响就开始干，中午匆匆吃点面包和牛奶，接着再干到下班。那段打工经历，让她看见人们在工作中的样子——劳动者的动作、疲惫、沉默、节奏，都变成了具体的形象。后来，这些都落到了她笔下在制度、劳动与城市秩序里被消耗的人的状态中。在中国的那几天，金惠珍曾感慨道，到处都是移动支付，那些买不起手机的人该怎么在这个社会生存？这给了一直跟她同行的雪雨很大的冲击——她说这句话时的样子，全然不是在输出一个深思熟虑之后的「时髦」观点，而更像是被触发了内心深处的某种本能。

这种本能似乎时时刻刻伴随着金惠珍。在回应为什么要书写女性处境时，金惠珍说，她认为自己写的不是女性的处境，而是「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体验一次的经历」：「在韩国小说界，也有很多人说我的作品把弱势群体当成主人公，但我自己不是这么认为的。在《关于女儿》里，女儿好像是一个少数群体的形象，但我个人认为，弱者和少数群体是相对流动的概念。在某种时刻，我可以是一个少数者；在某种场合，我也可以被看作弱者。」

她认同比起男性作家，女作家的情感表达方式确实不一样。女性在压抑或忍耐中，会对自己有长时间的审视，「会更细腻，含蓄，也更有共情能力，会更多考虑环境因素，会考虑他人」。但她同时也认为，「（韩国的）女性写作内部的差异是巨大的，这些东西的呈现形式在每个人的作品里都很不一样。而且，女性写作并不是都受欢迎、易读、能广泛流传的。」她可以理解这个刚刚在中国学到的新词——「韩女文学」，但如果有可能，她更想拒绝它：「被标签化、框架化后，很多作品真正的创作动机和特点会被忽视，大家可能都以为（韩国的女作家）是一种出于性别的创作。但真实的原因可能各自都是很复杂的。」

她心中的作家理想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他的作品以强烈的伦理追问和对权力、暴力与人之处境的冷峻审视见长。「他语言文字很准确，所有句子都很干净利落。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到对世界的怀疑，我经常在阅读他作品的时候很感动。」金惠珍说。

那么现在，让我们摘掉标签，进入作家本人的视角，来看看她认为自己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什么——

使得她在中国「被认成一个写母女关系的作家」的那本《关于女儿》，她想探讨商业社会对人与人关系的破坏。她认为书中母亲遭遇的终极难题是：为什么比自己受教育水平高的女儿，却无法获得比自己更好的世俗生活？在她的笔下，那位母亲想：「说不定是女儿读太多书了。不，说不定是我让女儿读了太多不必要的书，让她一学再学，把根本没有必要学，以及不应该学的东西都学了个遍——抗拒世界的方法，和世界唱反调的方法。」女儿捉襟见肘的经济现状、非编制的职业身份和对男性伴侣的拒绝，都是对母亲沉重的打击。看似是个母女关系难题，但她其实想探讨这种关系诞生的社会环境，「一切的根源或许是她们还不够成功。如果女儿是顶尖大学里年薪很高的教授，母亲是否还会干涉女儿的生活呢？如果妈妈在经济上没有压力，而是一个足够有钱的人，那她还会对女儿这么严格吗？」

而被中国读者解读为「女女救赎」的《猫舔过伤口》，她想讲述「一个人如何在遭遇暴力后仍被迫继续生活」。在书的每个小节前，她都设置了一封主人公未寄出，也未完成的信，女主角不断解释自己、反复照看伤口，却永远讲不出一个完整、被所有人接受的故事。在斑驳疲软的社会，每个人都很累，都负担不起自己，更负担不起理解别人。

作为编辑，虽然雪雨曾亲手给这些作品贴上「韩女文学」标签，但她认为金惠珍在写作时并没有更站在女性人物这一边——事实上，她没有更偏向任何立场，她写穷人、写边缘者，也不会把人物写成鲜明的好人或坏人。她更像站在一条中间线上，「把人物的两面都写出来，让复杂性留在人物内部」。这是一种罕见的、把人的矛盾与处境完整呈现出来的耐心。

2021年，有出版社曾请山异为《9号的工作》做审读。第一次读这本书时，她一度觉得很难看下去。金惠珍的叙述始终克制、平静，像在用几乎没有起伏的语气记录日常。工位、流程，琐碎细节一笔一笔写得很细，细到在读者眼里甚至会像流水账。但因为要做审读，她硬着头皮读到了最后。也正是在最后一章，整本书突然翻面。

她形容那是一个「很安静，但很有冲击力」的结尾：被工作耗尽的主角在夜里一点点爬上铁塔的顶端，摸黑拆下一颗又一颗自己曾经拧紧的螺母，看着那座由他亲手固定、维持的构筑物在黑暗中逐渐失稳、坍塌。那种无声的反抗，以及随之成形的安静悲剧，让她读完后久久缓不过来。因为这次阅读经历，编辑找她翻译《猫舔过伤口》时，山异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工作。

2023年，《9号的工作》和《关于女儿》的版权一起被野spring买到中国，是金惠珍的作品里看起来最不「女性」的一部。但这本书却最符合韩国国内对她「社会派」作家的认知——在韩国，金惠珍的作品常被认为带着「与社会的疏离感」，因为她总写城市边缘人，写商业社会这台无情的机器，写当下的尖锐现实，关心具体的人如何被制度与时代推着走。

去年年底，在北京飘雪的夜晚，金惠珍问身旁的雪雨，这里的普通人是否都能承担取暖的费用。她说，首尔很贵，这次出来时间长，她关掉了暖气，回去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暖起来。

一路上，她会认真地看着读者的眼睛说话（尽管语言不通），会在采访时好奇地问记者为什么会这么想。她也常常从雪雨和同事手中抢过袋子和重物，关心地询问她们，怎么这么早就到酒店来接她了。为了让她们早点结束工作回去休息，她多次跟她们说，活动和采访的提纲都不用那么「完美」，「能看就行了，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她说，在韩国出版界，有很多像雪雨这样的年轻女性，拿着远低于付出的酬劳超负荷地工作，却支撑了整个行业的运作。

那趟中国行并非都是美好的记忆，第一天活动结束后，有书贩因为没有拿到亲笔签名，在场地外撕掉了金惠珍的书，一边咒骂，一边粗鲁地将书扔在她本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不会为此感到难受，雪雨和同事一直想找机会和她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表达歉意。但第二天，反而是金惠珍郑重地请雪雨和她的同事吃了一顿韩餐，在饭桌上疏解和安慰她们的无措。她极其认真地说：「我30岁的时候过得很辛苦，所以真心希望你们能被好好对待，也想要你们知道，这个年龄过去之后，会是完全不同的新阶段。」

从那时起，4个月过去了，雪雨仍然把金作家所说的每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让一个人被记住的不是任何标签，而是她说这样的话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