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勒紧裤腰带，经济死得越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作者：孙树强，头图来自：AI生成

凯恩斯生前写过不少具有政论性质的小册子，每一本小册子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这些小册子多是针对当时的某一个问题进行集中讨论，篇幅不长，但基本上对要讨论的问题进行了清晰地分析和解释，集中体现了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

小册子的写作风格也是简单明快、畅所欲言，读起来非常顺畅。《通往繁荣之路》一书收集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俄罗斯掠影》《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劳合·乔治能够做到吗》《通往繁荣之路》《如何筹措战争经费》等六篇文章，这些文章时间跨度为1925至1940年，《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通往繁荣之路》一书显示了凯恩斯已成为世界政治家，是凯恩斯革命史上一份核心文献。在实际政策的层面上，第一次以乘数分析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已经进入了通向胜利的坦途。

上述部分小册子写作时间距《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出版时间已经比较接近，通论中的部分思想和主张在这些小册子中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和阐述。尤其突出的是，经济萧条时期，凯恩斯主张政府要抛弃陈旧的教条，积极作为，推动经济走上繁荣的轨道。

可以说，《通往繁荣之路》已经清晰展现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思想轨迹，但《通往繁荣之路》明显是一本读者友好型的著作，相较于晦涩难懂的通论，《通往繁荣之路》观点明确、阅读顺畅，即使非经济学专业的人读起来也没有什么障碍。

一、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写作《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对时任英国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恢复金本位制度提出批评，认为金本位制度造成了英国出口不振、经济低迷，即使恢复金本位制度，也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或将英镑与黄金设定在合理的比价水平。

为了更好地理解凯恩斯的观点，这里有必要对金本位制度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货币体制上实行金本位制度，即将黄金储备作为本国货币发行的基础（或直接流通金币），流通中的货币可以按照固定比率与黄金进行兑换。

金本位制度保证了流通中货币的价值，也为实施金本位制度国家之间货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基本保障，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但由于金本位制度以黄金作为货币的锚，黄金的储备情况决定了货币发行的多寡，这就难免使经济受到黄金储备的约束，这也是金本位制不得不承受的“副作用”。

《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这篇文章写作于1925年下半年，在这年的4月份，英国正式恢复了因一战而中断的金本位制度。凯恩斯认为，当时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英国经济却差强人意，失业率达到10%，英国的问题既不是国外经济萧条所致，也不是国内消费缩减所带来的结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和国外的价格失衡，英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太高了，背后的原因就是英国在不合适的时机和不合理的水平上恢复了金本位制度。

对于为什么英国出口产品价格较高，传统的观点将其归咎于劳动阶层工作得太少，而拿到得太多，生产效率低下，但凯恩斯认为，由于恢复了金本位制度，英镑在国外的价值已经提升了10%，出口行业的糟糕表现正是英镑价值变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金本位制度之下，不同的货币与黄金之间都存在一个比价，如果某一种货币可以兑换更多的黄金，那么也就意味着对其他货币来说这种货币“更贵”，以这种货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也就更高。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一战之后，为了满足战争需求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货币发行规模大幅增加，国内的价格水平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国内价格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以不合理的比价恢复金本位制度，势必会对出口产生较大影响。当时，凯恩斯并没有对金本位制提出太多批评，他所反对的乃是恢复金本位制的时机以及在不合理的比价水平上恢复金本位制度。

凯恩斯认为，如果丘吉尔恢复金本位之时，将英镑与黄金的比价固定在低于战前的水平上，或者等到英镑的货币价值已经调整到与战前平价相适应的时候再恢复金本位制度，那么英国出口行业所受到的冲击就不会如此之大。

那么，丘吉尔为什么要急着恢复金本位制度呢？凯恩斯猜测，部分可能是因为他缺乏一种本能的判断力，因此无法阻止错误的发生，部分是由于他缺乏这种本能的判断力，从而使他在传统财政的一片聒噪声中，失去了听觉，迷失了方向。

最重要的是，丘吉尔的那些专家们严重地误导了他，使他最终误入歧途。凯恩斯在书中并没有对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进行讨论，实际上，这可能是丘吉尔恢复金本位制度的重要原因。凯恩斯也承认，“这一制度（指金本位制度），乃是隆然高卧在经济机器最顶端的那些人的基本象征和心中偶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金本位制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的“图腾”，人们对金本位制度的信仰甚至超越了对自由贸易、低税收、小政府等理念的崇拜。英国是率先实施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英国伦敦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英镑也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化货币。

数据显示，在一战之前，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贸易信贷和超过一半的长期投资是通过伦敦进行的。据艾森格林等学者估计，1899年英镑在国际储备中占比达到64%。在19世纪末，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就已经追赶上英国，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英镑的国际化地位不再稳固，一战之后英镑的国际储备已经降到50%以下。

利雅卡特·艾哈迈德在《金融之王：毁了世界的银行家》一书中指出，在1925年英国恢复金本位之时，德国、瑞典、波兰、奥地利和匈牙利已经恢复了金本位制度，而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也都已经制定了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如此。

一旦所有这些国家的货币都稳定下来，就很难保持英镑在金融和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很快，那些商人和投资者就会开始寻找一种替代货币。这给英国带来的危机感，正是为了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英国才义无反顾地恢复了金本位制。

虽然从影响出口的角度，凯恩斯对丘吉尔恢复金本位制度提出了批评，但客观来说，一项政策选择很难兼顾多个目标，既要、又要、还要的多赢结果很难实现，恢复金本位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英镑的国际地位，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就是不得不承受代价。

实际上，这也是丁伯根原则的具体体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认为，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的数量要至少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是相互独立的。

二、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写于1926年，凯恩斯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自由放任信念的来龙去脉，并针对这种信念提出了不同看法。“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nousfaire）的法文原意是指“让我们自己干”，传统的说法认为这是在17世纪末的某一个时候由商人勒让德在给柯尔贝尔（17世纪法国政治家）的一封信里提出来的。

不过，凯恩斯认为率先使用这一习语的人，应该是达让松侯爵（17-18世纪法国政治家），他首次明确地将这一习语与自由放任主义学说联系到一起，这位侯爵认为政府对贸易采取任其自然的态度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他宣称管得越好的政府就是管得越少的政府。

在经济学的早期发展中，亚当·斯密被认为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提倡者，他认为公共利益可以建立在“每一个个人为改善其自身的状况而进行的自发努力”基础之上，“看不见的手”（即价格）的作用会促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

凯恩斯之前，自由放任主义是经济学的基本信条，也是经济学展示给初学者的前提假设，经济学将自由放任这一理想状态作为立论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各种理论。自由放任主义有一个信条，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总是能够很好地调和，或者说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

资本主义就是依靠个人牟利和嗜利的本能推动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个人彼此独立地以不断试错的、摸索的方式来行事，可以实现生产性资源的理想配置。在这种不断试错摸索的过程中，通过竞争，那些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将会打败那些误入歧途的人。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将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到错误方向上的个人，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怀有任何怜悯之情，对他们进行卵翼和保护。

正是在这一点上，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提出了批评。凯恩斯认为，自由放任主义不去计较竞争的成本几何，而只是去看结果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怎么样的。凯恩斯以长颈鹿进行比喻，长颈鹿生活的目标就是吃到尽可能高的树枝上的树叶，从而生存下去，要实现这样的目的，最为可能的方式就是让脖颈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让那些脖子较短的长颈鹿饿死。

凯恩斯认为，我们不应该忽略那些被饿死在地的短脖颈的长颈鹿所遭受的痛苦，也不应该忽略在争斗的过程中掉落在地而被践踏掉的那些肥美树叶，还有那些脖颈较长的长颈鹿由于过度摄食而引起的不适感，乃至这种温顺的动物脸上浮现出来的贪婪、焦灼的种种不愉快的神情。

这一点在现在经济中也有体现，例如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之间进行“内卷”式竞争，既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也因为产品质量下降无法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如果任由“内卷”持续下去，最终会产生多输结果。

凯恩斯批评说，那种认为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总是能够达成彼此一致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根据可言，上天可不是这样来统治这个世界的，下界凡间也不是这么来管理这个社会的。认为开明的自利行为总是会为公共利益而努力，这种观点也并非根据经济学原理而得出的正确推论。

自利行为一般来说也并不总是开明的，个人为争取实现特定目标时，往往表现得过于愚昧或过于脆弱。既有的经验并没有表明，当众多的个体组织成为一个社会单位时，总是会比他们单独地进行行动时，就一定在精明干练方面略逊一筹。

既然自由放任会带来社会成本，并且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也并不总是调和融洽的，那么政府的作用如何呢？凯恩斯借鉴了边沁曾提出的“任务”和“非任务”的概念，建议政府要找准发挥作用的切入点，有些事务个人已经在实施完成，并且已经卓有成效，而有些事务则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对于这一类事务，政府如果不出面承担，私人是不愿意参与的。对于政府来说，关键不在于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务，也不在于比个人会做得更好或更坏，而在于去做那些现在还没有人做的事务。

有一种观点批评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但这种批评并没有注意凯恩斯主张的背景，凯恩斯支持政府干预经济，是在市场已经失灵或经济陷入衰退期间，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实现经济的良好运转。凯恩斯所建议的，是凭借集体行动的力量来对现代资本主义做出技术上的改进。

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在明智的管理之下，较之于彼时所看到的任何其他制度，可能的确是可以做到更加有效地实现其经济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努力设计出一套社会组织，既不与当时的生活观念相抵触，其效率又可以得到尽可能地提高。

三、劳合·乔治能够做到吗

《劳合·乔治能够做到吗》是凯恩斯和休伯特·亨德森合写的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929年，目的是支持劳合·乔治在1929年大选中许下的以公共支出计划来削减失业的竞选承诺。承诺指出：“我们已经做好了一系列公共工程为主要内容的施政计划，随时可以付诸实施。这类公共工程不仅自身极有价值，而且对于这个国家的福祉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要上马的公共工程可以在一年之内就把失业的天文数字降到正常的水平上，而且在公共工程计划完成之际，我们的国家将会变得更加富庶，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竞争中可与对手相匹敌而毫不逊色。”

对于劳合·乔治的承诺，民众非常支持并且热切期待，凯恩斯也是非常拥护劳合·乔治所提出的政策，认为这个政策方针不仅是基于常识得出的，而且作为一种适宜的补救措施，它还来自对于当前形势的基本情况所做的富有远见的分析。

但对于劳合·乔治（属于自由党）的政策，保守党则有不同意见。保守党认为，是某种自然规律使得一部分人必然面临失业，为这些失业人员提供工作的举动是“鲁莽而不计后果的行为”，在大多数时期，将失业人数维持在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是比较合理的。

保守党有一个奇怪的认识，认为如果我们修建房屋、发展交通、灌溉土地、保卫我们的海岸线，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做呢？我们现在工作得越多，将来留给后人能够做的事情就越少。失业问题是人类冥冥之中注定的、无可避免的命运。当代人应该安分守己地做自己该做的那些工作，而不该牢骚太盛。

凯恩斯对此批评说：“这样的认识何其荒谬！一个人如果不是年复一年满脑子尽是荒唐的想法，是不可能相信这种鬼话的。”“那些看起来合理的，其实就是合理的；而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其实就是荒诞不经的。”

按照凯恩斯给出的数据，在1920年代，英国失业率一直处在10%左右，失业者失去的不仅是物质收入，还有精神上的消磨。持续10年之久的失业，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延缓了10年，从1921年起，英国因失业造成的损失约20亿英镑，这笔资金可以把英国的铁路重新铺设两遍。

“如果对这样严重的失业坐视不管，只是评头论足，这种态度似乎显得聪明，但就在袖手旁观的时候，失业者那没能获得使用的劳动力资源，却无法蓄积起来供日后随时支取，这些劳动力资源无可挽回地浪费了，如东逝之流水，一去不返”。在这种严重的失业情况之下，推行众所期待的公共工程建设计划，从其原则上来讲是正确合理的。

劳合·乔治的政策就是希望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发展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一方面是要及时地为大量失业人员提供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则要使工商业能够从它们因袭旧习的处境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到高速发展的轨道上来，能够借助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发展。

公共工程除了能够直接带动就业之外，还可以通过间接渠道创造就业。凯恩斯举例说明到，公路建设必然对原材料形成需求，而原材料的生产则需要劳动力和其他一些商品；同样，生产这些商品也需要劳动力。诸如此类的联动反应，正是工业活动过程的本质所在。所以，正确理解经济的第一步，应当是认识这类联动反应的范围有多深远，应当是领会对最普通的商品之生产有所贡献的那些贸易和职业的范围有多广大。

凯恩斯进一步分析到，对一套服装的需求，也就意味着对织物有了需求，对织物的需求，也就意味着对纱线的需求，然后由此又产生了对羊毛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商人、工程师、矿工、运输工人、店员所提供的劳务互为因果，有机地形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凯恩斯认为，间接就业数量要远远大于直接就业数量，这也是实施公共工程计划的强有力的理由。这里，乘数思想已经成形，只不过没有明确给出乘数的概念，在后面《通往繁荣之路》这篇文章中，凯恩斯明确地阐述了乘数的作用机制。

当人们都获得了就业岗位，还会通过乐观情绪促进经济发展。在经济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能够产生累积效应的力量，这和在经济萧条期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时的力量发挥作用方向相反罢了。一旦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就会出现延迟发出订单的趋势，人们不愿意保有存货，普遍对未来充满疑虑，在风险面前踌躇不前。相反，当经济开始复苏之时，这些力量又会反过头来，发挥积极作用。此时，整个经济普遍弥漫着热衷实业、扩张资本的乐观情绪。

对于通过公共工程刺激经济，还有一种担忧是引发通货膨胀，但凯恩斯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当前情况下，把通货膨胀这个可怕的恶魔作为反对资本支出的理由，就仿佛是对一个精力已经消耗殆尽、骨瘦如柴的病入膏肓之人发出这样的警告，说过度肥胖是危险的。凯恩斯分析，只有当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储蓄已经完全耗尽，而仍要不断扩大生产时，才会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这是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把握，在经济衰退期因担忧通货膨胀而对刺激政策犹豫不决，无异于因噎废食。

四、通往繁荣之路

《通往繁荣之路》一文写于1933年，此时正处于大萧条期间，经济深陷衰退泥潭迟迟不能恢复，凯恩斯建议扩大政府支出，并通过乘数概念为政府支出提供理论支撑。在当时，人们出于两方面原因不太支持通过扩大支出作为恢复繁荣手段：一是人们认为给定规模的支出在创造就业岗位上的作用甚为有限，二是扩大支出一般都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这会引起财政的预算紧张。

凯恩斯认为，通过增加新的支出来扩大就业，存在一个乘数效应，也就是上面所分析的联动反应。那些被雇佣来从事生产的工人们会增加对商品的购买量，而为了满足这些新增加的商品购买，也需要新增劳动力进入生产，这些劳动力又会增加商品需求，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一联动反应链条就是乘数的作用机制。乘数作用机制是对政府支出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这一观点的有力回应。

当然，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可能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漏损。在每一个阶段上，劳动力新增收入中可能有一定比例无法被传递到下一阶段新增就业人员手中。在漏损之中，有一部分可能被劳动者储蓄起来，有一部分可能作为税收进入国库，有一部分可能会用于进口，这样对国内生产就不产生作用。但即便如此，凯恩斯估计初始支出所带来的乘数可能达到2，即使再保守一些，这个数字也能达到1.5。从就业的角度看，如果初始支出带来了2个人的就业，按照乘数为2计算，那么通过间接作用还可以带来2个人的新增就业。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既然增加支出可以产生乘数效应，难道企业增加支出不是一样吗？凯恩斯分析到，在经济衰退时期，单凭私人企业的积极性，要在足够大的规模上担负起增加支出的重任，仍然是不可能的，只有企业在重新开始获得利润之后，它们才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

此时，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随着企业接连地遭受经营失败的命运，不再近乎无望地相信坚持不懈必有回报，从而停止在亏本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当此之时，如果要打破恶性循环的怪圈，阻止进一步的衰退，那就可能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下定决心进行组织，方才有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凯恩斯批评说，有些人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半心半意，全无半点坚韧不拔或果决勇毅的精神，他们把借贷支出看成是一项负累，而不是社会的剩余资源向有用资产进行转化的纽带，如果这些剩余资源不进行这样的转化，它们就会被白白地浪费掉。

如果接受凯恩斯的观点，那么试图通过征税、管制以及采取各种措施来平衡预算的相反政策，必然会遭到失败，因为它一定会带来国民购买力下降这一结果，并通过相反的乘数效应导致国民收入减少。为了鼓励借贷，降低借贷支出的成本，凯恩斯建议银行借贷成本要足够低廉，供应要足够充裕。

《通往繁荣之路》这本书是一部问题导向的政论集，其价值不仅在于理论和建议上的突破，更在于凯恩斯直面问题的勇气。以现实问题为抓手的研究方式，也使凯恩斯的理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在市场失灵的“暴风雨季节”，凯恩斯不受传统教条的禁锢，勇于思索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一位思考者难能可贵的品质：“这都是些象征着萧条和腐朽的信条（指在萧条情况下不干预经济），体现出来的是处在消沉之中的一个行政组织的怯懦、愚陋，它已成为时代进步的绊脚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让自己放开襟怀，尽可以放心大胆、坦然直率地采取行动，积极进取，努力发挥我们的首创精神，去遍尝各种未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