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大众流行，就是电影的失败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Fast Company中文版 ，作者：Mos Wu

6月5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官方战报依然亮眼：线上开票仅15分钟，就售出25万张电影票。如果仅看这份数据，电影院似乎依然是人人都向往的公共空间。

然而，剥开光鲜的表象，今年上影节的线下体感却弥漫着一股难以掩饰的冷清。随着日本电影展映单元的缺席，以及整体选片质量的平庸，往年“一票难求、四处求转让”的狂热景象大幅退潮。不少影迷直呼“盲选踩雷”，大众买单的意愿肉眼可见地下降。

离开电影节这十天的特殊场域，日常院线的处境则更加凛冽。

就在一个月前的五一档，全国总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万，数据看着不差。然而据国家电影局统计，平均票价从去年的39.5元降到36.3元，创近四年同期低位。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年截至3月以来全国影院上座率仅为6.6%，此前2019年是10.9%，2025年是7.1%，曲线一路向下。

如果仅仅将这种冷清归结为观众向线上流媒体的迁徙，显然低估了危机的深度。真正发生的是，电影赖以成立的观看场域、叙事耐心和社交功能，正在被更高效、更垂直的娱乐产品拆解。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消费端的冷漠逐渐演变为结构性现实时，本届上影节关于AI的争议，却在互联网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温差。当官方宣布推出“AI片场”单元时，评论区立刻被“拒绝AI”、“AI滚出电影”的声浪淹没。人们在互联网上对AI入侵电影所表现出的愤怒与捍卫态度，似乎远大于他们在现实中真正买票走进影院的热情。

就此，我们不禁发出一个关于未来的遐想：若电影真的退出了“大众流行文化”的绝对中心，这就意味着一种失败吗？

要直面电影退潮的可能，首先必须看清它正在失去什么。

电影曾经作为一站式打包提供娱乐、社交与情感连接的多功能综合体，其功能似乎正在被更垂直、更高效的产品无情拆解。

或许有人会认为，线下影院上座率的萎缩，仅仅是因为大众将观影阵地转移到了线上流媒体平台。但现实远比这更残酷：流媒体并没有天然保住长片叙事的完整性。

在这个以秒为计量单位的注意力时代，许多人逐渐失去了对缓慢叙事的耐心。当大众只是为了高效地获取剧情信息而不是去沉浸体验一部电影时，剥离了线下场域的电影，在即时娱乐的效率之战中可能会输得体无完肤。

如果说前端的短剧与流媒体切片抽干了泛受众的耐心，那么后端的AI，则正在对创作者进行另一场关于效率的碾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过度神化技术。事实上，目前的AI远非完美无缺，它更像是一个极其高效的视觉素材拼接器。至少在当下，AI更擅长生成视觉表层与风格近似，却仍难以稳定完成长叙事中的情感递进、伦理暧昧和人物命运的复杂组织。

而这恰恰是全球各大电影节掀起抵制浪潮的深层痛点所在。电影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的愤怒与恐惧，并非因为AI已经强大到可以拍出无可挑剔的杰作，而是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在资本对降本增效的狂欢中，整个行业正在被迫向一种机械的效率标准妥协。

在传统创作者的认知中，电影的魅力往往来自于那些“不完美”——片场里偶然捕捉到的光影意外、演员真实的临场错位，以及人与物理世界交互时产生的不可控化学反应。而大量依靠数据喂养和概率推断生成的AI画面，正在试图用一套标准化的工业糖精，去抹平这些粗糙却珍贵的古典灵光。

当“杀时间”的高效娱乐功能被短剧无情接管，当视觉工业的底层流水线面临AI的强势重塑，我们需跳出新技术必然淘汰旧事物的线性焦虑，重新审视电影滑出大众流行中心后的真正归宿。

在传统的线性进步史观中，新技术必然会杀死并无情取代旧事物。然而，“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媒介史不是简单的新旧替换。旧媒介在失去效率优势后，常常会以新的审美、收藏、仪式或亚文化形式重新进入生活。

这并非学术象牙塔里的空想，而是已经在多个内容消费赛道被反复验证的底层规律。

在电子阅读器普及和碎片化信息泛滥的初期，人们曾不断哀叹实体纸质书的没落。单纯从获取信息的效率来看，纸质书笨重、昂贵且不便携带检索。它确实退出了“人人皆读”的大众流行舞台，但它并未走向消亡。今天，依然有相当规模的人群偏爱指尖摩挲纸张的物理触感、翻阅时的沙沙声，以及它所营造的深度沉浸场域。纸质书不再是最高效的信息入口，却仍以触感、收藏、阅读仪式和深度沉浸，维持着稳定的文化粘性。

上个世纪末，数码相机和数字音乐凭借“更清晰、更便宜、更便捷”的绝对优势，几乎在商业意义上宣判了胶卷与黑胶唱片的死刑。按照效率至上的逻辑，它们早该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废纸篓。但现实的走向却充满了戏剧性：在今天，黑胶唱片的销量不仅连年逆势增长，甚至在多个核心市场重新反超CD；而影像巨头柯达近年来更是因为胶卷需求的持续激增，不得不重新招募技术工人重启古老的生产线。

为什么这些看似过时的内容能够穿越效率周期？答案恰恰在于它们的“不完美”。

在流媒体与算法追求极致平滑的时代，黑胶唱片那滋滋作响的底噪、需要小心翼翼手动翻面的繁琐仪式感，以及胶卷冲洗前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等待，在过去是技术上的瑕疵，在今天却成为了数字时代最稀缺的物理质感。它们用真实存在的摩擦力，强行中断了现代人匆忙的步伐。

对这些旧媒介而言，退出大众流行的绝对中心，并不必然意味着失败；它也可能是一场重新筛选受众、重建价值的过程。

将媒介考古学的规律投射回电影行业，如今的电影，或许也正在经历一场类似的转化。

最典型的行业印证，莫过于Christopher Nolan对胶片拍摄近乎执拗的坚持。在全面数字化的好莱坞，他依然扛着笨重、昂贵且极度耗时的IMAX胶片摄影机。这种近乎奢侈的古典主义实践，在商业效率上完全是不划算的。然而，观众依然愿意为了零点场的IMAX胶片版趋之若鹜。

图片来源：Videomaker

作为Nolan的铁粉，赵以表示，“每个时代一定会出现那么一到两个‘大神’，他们会想办法保留人类这么多年来留存的美好东西。”他坦言，Nolan的坚持证明了，电影并不一定需要迎合所有人。那种无可比拟的画面质感与物理颗粒感，即便不再是大众流行的标配，也必定会作为一种“珍宝”在特定的偏爱者中延续下来。

当AI带来了无限的算力与廉价的视觉奇观，电影又该如何确立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确实如此，伟大的艺术，往往诞生于“限制”。

在今天，电影院的黑暗、不可快进的120分钟、相对隔绝外部信息流的物理场域，就是现代社会极其罕见的“生产力限制”。正因为电影保留了这种看似笨拙的古典束缚，它反而能够像2000年以前的经典一样，逼迫习惯了被短视频投喂的观众，重新去追问内心与灵魂。它让“看电影”重新变成一种抵抗即时反馈、重新训练专注力的经验。

“外在我们被包裹的信息流转速率越来越快……导致我们行为上的互动也变快了。”关雅荻指出，“但是自己的内心、精神层面上，我们的智识的累积，或者我们真正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好像不是说快就能快的。”而这正是短剧与电影最本质的分水岭。短剧用极致的效率接管了外在信息的“快”，而电影，则必须承担起人类精神层面无法被加速的“慢”。

面对观众“点开长镜头就开始2倍速”的无奈现实，赵以并没有选择妥协，而是更加坚定了创作的初衷：“我生产的一定是希望能让大家慢下来的作品。并不是因为我故意做一个慢作品，我的意图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在这样一个飞快的时代里面，安心地慢下来。”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慢”和“真”，成了电影对抗速朽的终极壁垒。

而市场，也正在对这种“古典的真诚”给予最热烈的回应。

近期大火的院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便是一次极为生动的突围。这部影片没有任何AI生成的宏大视效奇观，也没有短剧里三秒一个反转的狗血钩子。它完全凭借着极低的制作成本和极高浓度的真实人类情感，完成了与市场的深刻共振。

截至6月初，这部潮汕方言片票房已突破14亿元。该电影的突围恰恰印证了：在算法和算力统治、视觉奇观日益廉价的当下，最笨拙、最原始的人的情感连结，反而成为了最为稀缺、最能击穿人心的利器。

当然，承认电影不会消亡，并不意味着影院可以自然存活。偏爱者不会自动出现，仪式感也不会凭空生成。电影若要在退潮之后重新建立价值，仍然需要更清晰的分线发行、更有策展意识的影院运营、更稳定的中小成本片供给，以及足够值得观众走出家门的放映体验。所谓“回到古典”，不是退回旧时代，而是在新注意力秩序中重新证明：有些体验，必须被完整地、共同地、缓慢地经历。

大众流行文化就像海浪，永远在翻新与更迭。从报纸、广播、电视到流媒体与短视频，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够永远霸占王座。电影作为最具全民想象力的线下大众娱乐之一，或许正在落下帷幕。但真正美好的事物，生命力远比流量数据的涨跌更为顽强。

当影片结束，放映厅的灯光骤然亮起，几百个陌生人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内，共同从一场漫长的梦境中苏醒。空气中弥漫的那种难以名状的集体情绪余韵，是任何竖屏短剧都无法提供的连接，也是任何底层代码都无法合成的感动。

电影也许不再是所有人的必需品，但它仍属于那些愿意切断纷扰、在黑暗中安心坐下来的偏爱者。只要人类仍然需要在过快的信息流中保留一段完整的时间，仍然需要与陌生人共同经历一场无法倍速的梦，电影就永远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