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斐，近未来的见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NOWNESS现在 ，作者：韩哈哈

电梯上行，沿白色楼道走到头，推开门，是一片开放式空间。

走进来，视线最先落在木质扶手椅的靠枕上，上面印着“放松”二字。这里的确“放”满了“松”——水磨石地面、混凝土立柱和不锈钢的陈列架——如果不是散落其中的绿植，眼前不会是此刻这样温润、有机。

这里是艺术家曹斐的工作室。这个空间并不只属于人类。大叶伞舒展着，绿色连接到窗台，竹芋、蕨类依次排开。在广东，它们随处可见，皮实耐造。但在北京干燥的五月，想让它们长出南方那种油亮舒展的漂亮叶子，得靠日日打理。

拍摄要架灯，摄制组把原本的陈设推来挪去，曹斐任由我们大动干戈。唯独动到这片植物，她的神色一下紧张起来，叮嘱道：“小心、小心。”

这处室内的“微型农场”，既是工作与生活之间的休憩之所，也是曹斐观察自然、技术与人的起点。从这里出发，她将游戏世界与梦境并置，目光看向身边的普通人，也落向远处的工厂、农田。

今年春天，曹斐的新作《超级农场》亮相Prada基金会（Fondazione Prada）米兰总部，与此同时，她刚刚入选美国《时代》杂志“百大人物”，并迎来自己在瑞士的首次个展。“近未来的见证（Testimonies to the Near Future）”，这是巴塞尔美术馆馆长Elena Filipovic为曹斐此次个展取的名字。“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多东西看不清，还没有到时候可以给出一个见解。”曹斐说。

于是，我们在此也只是拾起「近未来的见证」的一块切片。

步入2026年，没有哪位艺术家在接受采访时不被问及怎么看待AI，但与曹斐聊这件事格外切题。在于米兰展出的新作《超级农场》中，她将无人化的智慧农业与乡土信仰并置，探讨算法如何取代传统农耕经验，重塑人地关系。

2021年，朋友带曹斐参观农业科技公司极飞科技，她在无人机和传感器面前多站了一会儿。春播、打药、施肥、秋收，跟随极飞跑完一个完整的农事周期，走过广州黄埔、新疆库尔勒、东南亚的农田，曹斐不光知晓了无人机、物联网、北斗导航和AI算法是如何作用于土地，在东南亚的农田，她还撞见了戏剧性的画面：农民们给无人机也绑上红绳，烧香，请僧人开光、画符。自动化设备并未让人放弃对丰收的祈愿，技术也被嵌入久远的乡土信仰链条中。

曹斐由此构建出《超级农场》的核心场景：四名舞者身着统一的蓝色防水服、黑胶雨靴，佩戴各式传统瑞兽面具，在翻过土的田埂上跳跃起舞，复现古老农耕祭祀的仪式动作。他们头顶，一架农业无人机悬停在空中，它既是这场仪式的“见证者”，也是被敬畏的“新神明”。

在展厅，曹斐用废旧化肥袋搭建出一座极简的“临时寺庙”，诠释她的观察：即便技术迭代升级，天、人、技术的共生关系会恒久存在。而在三者的动态博弈中，天的脾气、人的命运、技术的可能与限度将如何在近未来展现它们的面貌？

一如既往地，曹斐以创作掷下一个个问号，像是在时代连篇累牍的发展宣言之间设置的战术性停顿，她等待着，等待泡沫散去，等待概念不再膨胀，等待她的关心与好奇成为所有生活在当下的人都无法回避的关切。

二十年前，当很多艺术家还在困惑是否要将虚拟世界纳入创作体系时，曹斐就在林登实验室（Linden Lab）推出的早期元宇宙平台《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中注册了一个化身——China Tracy。

China Tracy穿着盔甲，手握权杖，在城市上空自由飞翔，嘴角微微上扬。那时，刚刚出现的新虚拟技术被认为指向一种去中心化的、解放性的、技术驱动的未来。“那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表情，对未来充满信任与期待。”曹斐在游戏里买地、建城、交易，体验友情与爱情的羁绊，她把这座城市当作一个“蚂蚁培养穴”，静静观摩每一个入局者的真实状态与行为选择。

疫情后，当元宇宙、区块链、NFT正式成为时代热词，China Tracy栖居的《人民城寨》已成为一座被馆藏的“数字孤岛”——《第二人生》也是种很现实的人生，缴付服务器管理费维护虚拟世界的数据，如同支付房屋租金。金融危机过后，一种虚拟的生活同样难以为继——这时，曹斐再度迭代自我的虚拟符号。全新的化身Oz融合章鱼的触手与机械人体结构，TA雌雄同体，很静谧，低着头，悬浮于虚拟空间，像一个等待答案的未来灵体。

“说不上冷漠，只是在静静等待世界的变化。”曹斐说，“在这个全世界人都知道虚拟现实、虚拟世界的时候，TA恰恰保持了一种悬置、不语的状态，静观技术世界的变化。从China Tracy的乐观主义，到Oz的不语，也是我自己的状态。”

曹斐的艺术创作，起始自一个“自己跟自己玩的世界”。在美院附中和广美念书的八年，曹斐的专业课成绩很好，但她不满足。“为什么我们还在画些很死板的静物？”她总是走神。会画画的人有这种本事，看似趴在课桌认真听讲，“其实根本就在书上写写画画，改造插图，就好像从课本里挖了一个虫洞，钻出去了，去到另一个维度，那里让你愉悦，让你自洽”。

“走神”之中，她凝视着窗外一栋烂尾楼。“农田忽然间就变成了房地产，高楼长起来，就像植物一样，立刻又停止了生长。传说有个老板在一夜之间破产，最后选择在这里一跃而下。”曹斐提到，广州一度是全国的媒体重镇，新闻里常常放送看起来“比现实更加超现实的”片段。城市急速扩张，新旧更迭，一夜之间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这样激烈的现实，吸引着她不断从日常中挪用自己的时间与心智，遁入超级想象力的旋涡。

20世纪90年代，港台流行文化涌入，周星驰的电影、MTV、录像厅里的香港商业片……给年轻的曹斐带来了颠覆性的审美冲击。千禧年前的最后一个春节，在广州美院读书的曹斐找到院里没回家过年的同学，用一台跟朋友借来的“掌中宝”DV拍下短片《失调257》。

“257”是广美昌岗校区的门牌号，片子拍的就是校园生活：真实的宿舍、真实的课堂、真实的校规，但大量摇晃、畸变的镜头，叠加碎片化的意识流表达，精准还原了学生们被包裹的躁动、迷茫与隐秘的挣脱。

循着在传单上看到的征集信息，她把片子寄到香港参加“两岸四地”大学生短片比赛，入围了前十。除了为曹斐带来一次开阔眼界的香港之旅，更重要的是，它被一个人看见了——策展人侯瀚如写了一篇文章，借许冠杰的歌名《最紧要好玩》来描述曹斐创作中这种自由纯粹、随心而发的气质。当代艺术圈就此注意到了这个广州女孩。

《失调257》在西班牙展出时，曹斐还没有大学毕业。她把精力全部投向“不务正业”，初中时期学跳街舞，偷偷拿姐姐的身份证去舞厅，利用暑期做广告小演员；附中期间组织校园party，编排荒诞戏剧。她沉浸在街舞音乐般的节奏里——不只是她自己的生命，她觉得，当时整个广州、整个中国，都在这样的节拍里快速、激烈地演进。

大学毕业后，曹斐拒绝了妈妈的留校建议，也没像别的同学那样等着分配工作，她把档案挂在广州市人才局，办了失业证，游弋进广美院墙外的世界。

“我父母那一代说的‘美’，是要提纯的，精神性的，上升的，不要世俗。”曹斐反叛这堵学院派的围墙，她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流行文化、带有街头质感和市井生命的作品。“这个我自己跟自己玩的世界，就像一朵花、一根苗长了出来，当时还被视作‘胡搞’的当代艺术把我给吸纳了进去。”

“曹斐不是工作室型的艺术家，曹斐是全然开放的。”策展人杨北辰说，“她总是把自己交付给这个世界的开放性当中，然后在这个开放性里漫游。”当我们问曹斐，除了她自己，还可以找谁好好聊聊她的创作，她提起杨北辰——2024年，曹斐在上海浦东美术馆举办个展，由杨北辰担任策展人。自从在维他命艺术空间的“观心亭”相识，两人已是十几年的老友。

2005年，曹斐在佛山的欧司朗灯泡厂待了半年，她将镜头对准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些十七八岁，三班倒，似乎永远也无法逃离工厂的年轻人，曹斐好奇他们为什么在这里。

她记录流水线的机械劳作、工人的日常百态，随后打破纯纪实的边界，邀请工人们直面镜头、自由表演。草根车间乐队换上胸前印着“我的未来不是梦”的T恤，拨弄着乐器，一位老工人伴着机器轰鸣打太极，一名普通女工换上亮眼的孔雀舞演出服，准备起舞。

女工名叫林爱玲，她来自粤北农村，出来打工供弟弟读书。在灰黄的、周而复始的流水线旁边，林爱玲展开双臂，她梦想成为舞蹈演员。镜头像一块镜子，曹斐与林爱玲注视着彼此。“我们之间是一种流动的关系，不是我单向地凝视和输出，而是相互的。”拍摄《谁的乌托邦》二十年后，曹斐在想，“当时她的渴望，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个人的一种渴望？”

也许是采访时聊到林爱玲，格外感怀，结束拍摄的晚上，曹斐发了一条朋友圈——不久前，林爱玲发微信来，分享事业上的喜讯——我们也因此看到了林爱玲的近照，看到《谁的乌托邦》造就了这样一段既远且近的友谊。从佛山的流水线出发，艺术家曹斐与企业家林爱玲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自己创造的“乌托邦”的主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曹斐是“借出身体”的艺术家。她并不出现在自己的镜头里，借由被拍摄者的肢体表达，她分享着自己的渴望、焦虑、叛逆，这些能量又透过镜头回流向她，形成情感的循环，而她自己的身体却渐渐隐形了。

四年前，曹斐送女儿晴晴去学泰拳，看着女孩子们出拳、闪避，她自己也动了心。二十几年高强度的知识生产后，曹斐站上拳台，在对抗里感知力量、疼痛、输赢、恐惧与决断。“习武之人有一种劲，一种坚定性，创作就需要这些坚毅的东西来支撑。”她说，听到打在拳靶上的声音，她就知道自己依然有能量。

她希望保持好的身体状态，确保可以长期持续地工作下去。

几个月前，48岁的曹斐收到女儿晴晴画的一幅画作为生日礼物。在这张画上，铺满了曹斐作品里的标志性元素。此前，即便曾出镜过曹斐的一部短片，这位初三女生也从未对艺术家母亲的作品产生过真正的好奇。

为了制作这份礼物，晴晴第一次在搜索框里输入“曹斐”，她首先发现，“一言不合就用柔术把自己放倒”的、“总在搞怪”的妈妈，竟然也是一个“内敛的、非常正经的大人”。同时她感叹，艺术家都是足够大胆、赤诚的人，“她们总是敢把自己的想法展示出来”。

曹斐的父母都是雕塑家，儿时，她不时帮父母当模特，并很有商业意识地提出：坐两小时，换一盒健力宝或者菊花茶。父母总喜欢让曹斐对作品提提意见，有一次，她指着完成的雕塑说，你看它鼻孔那么小，连手指都塞不进去。

像自己的雕塑家父母一样，曹斐也请女儿点评自己：“你觉得我的作品有没有什么共同点？”晴晴答：“我觉得你所有作品的共同点，就是比较悲观。”14岁的女孩，敏感又直白。曹斐评价这个观察：“还挺厉害。”

图片承蒙Prada基金会提供

但很难说一个专心与当下斡旋的人是悲观的。这次拍摄见到的曹斐依然忙碌、高效、在创造。聊起AI时代年轻人的焦虑，作为两个青少年的家长，她的语气并不沉重。她观察17岁的儿子——他善用eBay、闲鱼，买卖虚拟产品，赚的零花钱比她给的还多。

“我并没有很绝望。”曹斐说，“虽然他们（儿子的同龄人）对AI会取代一些劳动力这件事已经有了认定，但在认定之下，他们还是有一种生存能力，会钻进缝隙里，找到活下去的可能性。”

几个月前，曹斐与哲学家许煜交流：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个体微弱的声音有用吗？艺术家、哲学家的发声能影响什么？探索性的智力劳动、美学的思考，是不是也可以被AI替代？许煜的笃定与乐观给了她一些信心，他认为技术的道德是人赋予的。这也正是艺术与哲学的价值所在。

《云耜》（Dash），2026，展览现场

摄影:Marta Marinotti,Federico Floriani

图片承蒙Prada基金会提供

二十多年前，荷兰的一位美术馆馆长把初出茅庐的曹斐带往欧洲，在一个“连荷兰人自己都没听说过”的小镇里，她做了自己在欧洲的第一个展览。这阵子，曹斐与老馆长再见面，她问：“你觉得我变了吗？你看我头发都白了，我都快要50岁了。”馆长说：“你没变，你的眼神还是那样，我永远记住你这个naughty（淘气）的眼神。”

那一双始终未变的眼眸，是天真、好奇，是反叛、幻想。她以之邀请观众走进她构建的游乐场，不仅见证新或旧，更遁入如真似幻。

《近未来的见证》（Testimonies to the Near Future）展览现场，2026

图片承蒙巴塞尔美术馆提供

广美校园周围，遍布着从前留下的防空洞，下面封闭、漆黑，偶尔传出怪叫声。而地洞之上的斜坡被孩子们磨成滑梯，曹斐和伙伴们在这反复冲刺登顶、直冲而下。极致的快乐与隐秘的恐惧始终共存。

这何尝不是一种当代生活的隐喻？在世界的一幕幕切换间，别忘记，最紧要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