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22 18:03

纳粹废墟中长大的少年,拍出了人类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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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宋宇


沃纳·赫尔佐格说的很多话像吹牛,有人质疑,但几乎没人把他定性成大话精。他尽可能完成了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以致言行疯狂乖张。他却自称是电影业中唯一精神正常的人,做事情都是提前做好规划的,绝不无谓牺牲自己。这倒解释了他时不时受伤、骨折甚至几近丧命,却活得好好的。


赫尔佐格对世间万物怀有无法抑制的兴趣,火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拍过无数关于火山的影像,2016年的《进入地狱》是一部集大成的纪录片。片中不断出现翻搅喷涌的岩浆,像另一个世界的来客,携带着毁灭性的神秘力量,令人恐惧又向往。火山灰碎屑如雪崩一般逼近外界人的世界,轰鸣而来,将所有的恐惧汇聚成一片死寂。影片的解说由他亲自担任。


“我的声音提醒着人们,无论你在世界上哪个角落,脚下的深处都有沸腾的炙热岩浆想要升腾、喷发,毫不偏袒地摧毁我们星球上的一切生命,‘对乱窜的蟑螂、愚钝的鳄鱼、无知的人类的命运毫不关心’。”他在回忆录《灵魂的风景》中写道。


《灵魂的风景》中文版封面便是喷涌而出的岩浆,似乎比其他版本的肖像照更直接地传达出炽烈的人生观。值得一提的是回忆录的外文书名是《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大家》,这也是他的电影名。


《进入地狱》提及了另外两部关于火山的纪录片。


1977年的短片《苏弗雷火山》中,瓜德罗普岛因火山可能爆发而疏散一空。赫尔佐格带领摄影团队进入无人区,拍摄火山并访问所剩无几的拒绝离开者。一个黑人村民与猫躺在空荡荡的村子里,先是淡漠地看着外来者,然后不耐烦地唱起歌,显然厌烦这些破坏宁静的人们。赫尔佐格承认自己当时年轻气盛,不仅令整个团队几乎走上不归路,还大不敬地爬去火山口撒了一泡尿。


2022年的《心火:写给火山夫妇的安魂曲》令人心碎。主角是两位火山学家——卡蒂亚和莫里斯——一对致力于研究活火山的夫妻,1991年因日本云仙岳火山突然爆发而遇难。他们近距离拍摄了大量影像素材,与熔岩流离得不能再近,流露出壮美与危险的爱意。


即便与探索火山比微不足道,吃皮鞋的故事也同样值得一提。它也呈现出赫尔佐格的两种面向:疯狂与真诚。这两种品格终究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共处。按照赫尔佐格的说法,他与朋友埃罗尔·莫里斯打赌,如果后者拍得出纪录片《天堂之门》,他就吃掉自己的皮鞋。莫里斯压根不记得这次约定,还劝他不要吃皮鞋。电影上映时,赫尔佐格如约在加州的一家影院当众吃掉了皮鞋。当然它们已经煮熟了。


赫尔佐格不止一次打混不吝的赌。比如《侏儒流氓》片场出事故之后,他就允诺大家:如果电影能顺顺利利拍完,他就跳进一块仙人掌地。他终于得偿所愿,仙人掌的几根刺扎进了他的脚筋。


《灵魂的风景》记录了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虽然赫尔佐格时常神游天外,笔触四下发散,但那些片段还是顽强地按时间顺序延展下来。通过一段又一段回忆,我们大致可以了解眼前这个赫尔佐格是怎样诞生的。


“我一路寻寻觅觅的,是那么一个尚未遭受破坏的、符合人性的地方,能让人在那里生存。我要寻找那么一个值得人类去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在《陆上行舟:赫尔佐格谈电影》中是这样表述的。所以,他在自传中说:“我的电影都是走出来的。”徒步行走对他有过“存在主义层面的重要性”。


世界末日一般的火海


赫尔佐格1942年出生于慕尼黑,两周后住所因空袭严重受损。吓坏的母亲带着他和哥哥蒂尔贝特逃去毗邻奥地利的偏僻山村萨赫朗,在农场找了一处住所。第一次远行后,他一生都步履不停,未来拍电影也不例外:“老是停留在同一个地方,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母亲是带着克罗地亚血统的奥地利人,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性情坚韧。父亲则是吊儿郎当的德国富家子弟、纳粹党员,赶时髦参加决斗,为脸上留下的大伤疤而自豪。全村的爹都不在家,当时德军围困着斯大林格勒,纳粹德国即将陷入颓势,不过老赫尔佐格悠闲地驻守在法国。


书中赫尔佐格正回顾高山牧场,思绪突然跳跃到60年后“伽利略”号空间探测器的天鹅之歌。他后来说服“伽利略”号首航的宇航员们参与科幻电影《蓝星人怀乡曲》,说戏时提到儿时在山村学会挤牛奶,一下子拉近了大家的距离,原来对方也有这门绝技。讲话不着边际却画龙点睛,从日常生活扩散到自然、宇宙、人性等宏大问题,这是典型的赫尔佐格方式。


少年赫尔佐格体验着战争的残酷。他远眺着空袭后陷入火海的城市,“巨大的红霞,在夜空中勾勒出世界末日般可怕的脉动”。二战结束后是无尽的匮乏,贫困让人濒于扭曲。父亲被俘大概一年后回到家的这类桥段在战后德国反复上演。母亲问孩子们几遍眼前的男人是谁,他才惊呼:“是爸爸!”


但父亲归来没有改善生活,求生对纯真少年是巨大的考验。边境盛行走私,在赫尔佐格的记忆中却非常有趣。妈妈奋力在慕尼黑站稳脚跟,他和哥哥坐公交车去读文理中学。他们在萨赫朗根本没有前途,村民们从未接受过他们。马歇尔计划帮一家人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最早一个救援包裹里有玉米面,还有一本不知道谁包进去的《小熊维尼》。他为之感动,埋下了对美国的长久好感。


第一次去慕尼黑,两兄弟维持着一贯的做派,在街上向每一个路人打招呼。他们还随地小便——这出好戏在瓜德罗普的火山口重演了——母亲只好假装不认识他们。她打零工维持生计,当清洁工、小贩,忍辱负重地为美国占领军军官夫妇做女佣。9岁时,他和家人一起搬回慕尼黑,住处仍然在他短暂居住的那座阁楼,只不过是下面一层。饥饿给他留下长久的烙印,吃饭狼吞虎咽,也极少丢掉食物。


许多年后的1982年夏天,赫尔佐格返回了乡村。大部分政界人士当时业已放弃统一大业,他心情低落,决定沿边境线完整绕联邦德国走一圈,起点正是萨赫朗附近的橄榄山。他认为只有诗人才能让德国重新团结在一起。写回忆录时,他的手记只剩下残篇。他在熟悉的地方起步,暗自缅怀童年时光,倾听幽谷钟声,与萍水相逢的人们谈话,体验风雨的狂暴和生命之无垠。行走1000多公里之后,他病倒了。


这次行走象征着他的奋力挣扎:“在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我父母那代人远离了欧洲文化的连续性,陷入模糊的日耳曼神话史前史的历史建构中,并与之一同走向消亡。”他希望长大的自己不要再次沦陷,能够前往其他方向。


命中注定一定会去拍电影


赫尔佐格声称自己是唯一一个在全世界七大洲都拍过电影的人。不管这种描述是否准确,他广阔的行走都可以用德语词汇fernweh形容,大致意思是“对远方的渴望”,浪漫又带着淡淡哀愁。他总是格格不入,在世上的位置似乎注定是动态的,只有通过脚步来确认。


战后德国百废待兴,赫尔佐格的父母面临“去纳粹化”考验。他始终显得桀骜不驯,在争吵中甚至不慎用小刀扎到哥哥的手。一位强势的音乐老师强迫他在全班面前唱歌,他予以拒绝,差点被开除,此后几年完全逃避音乐。他讨厌学校,一度幻想在夜间烧掉教学楼。


少年的他有几年皈依了天主教,开始一段非常虔诚,回望起来觉得简直难以置信。他受宗教团体和二十世纪初德国候鸟运动的影响,前往巴尔干远足,而“上帝遥远的回声”未来将反复浮现在他的电影里。在这一段时光里,他大约14岁时意识到“命中注定一定会去拍电影”。过了一段时间,在对制作电影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真正行动起来,写电影剧本,向制片人和电视台提案。


母亲为此大惊失色,竭力劝说他放弃对电影的执念。她认为做电影太艰难了,但无法说服儿子,就亲自研究电影行业,试图规划一条从暗房开始、再争取进入电影公司的职业道路。许多年后,她开始收集关于儿子电影工作的每一篇文章、影评和采访,并为之自豪。


高中最后两年,赫尔佐格在钢厂上夜班做焊工,白天上课神情恍惚。毕业后他对刚独立的民主刚果产生兴趣,“想了解制度化的秩序具体是如何崩坏的”,那时民主刚果总理、独立运动领袖卢蒙巴在政变后遭到虐杀。他从克里特岛乘船到亚历山大港进入非洲大陆,走到苏丹南部便病重倒下。


总之赫尔佐格19岁时拍摄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即片长9分钟的《大力神》。他从百科全书的三四十页里学到了拍摄基础,摄像机是从一家影视研究所的设备储藏室里偷来的——按他的说法是“征用”。他用这台机器拍了人生最初的几部电影。他乐于通过《灵魂的风景》狡辩或澄清一些轶事。


同时他曾短暂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学习历史和文学。他承认上大学有一部分形同糊弄,不过能通过奖学金获得额外的金钱。他请好朋友豪克·史楚锡写了一篇论文,开玩笑说会让这个名字名垂青史,后来用自己的电影《史楚锡流浪记》实现了承诺。他拿到一份“几乎不需要申请就能拿到的美国奖学金”远赴匹兹堡的杜肯大学学习,如愿获得使用摄影机和摄影棚的机会。但不羁的心几天就骚动起来,他开始进入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探索NASA、出走墨西哥、骨折、走私……


“唯一能确定的事就是:我们终有一死”


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法国新浪潮的影响,赫尔佐格与法斯宾德、文德斯和施隆多夫一道引领了“新德国电影”。他们在1960年宣布告别战后德国的“旧电影”,恰恰呼应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们对父辈历史责任的清算。赫尔佐格在书中反复强调,他的电影在于传达真实的感受,所以边界相当模糊。剧情片像纪录片,纪录片带有强烈的作者性。


毫无疑问,赫尔佐格是喜欢冒险的。在那本《陆上行舟》里,他对采访者保罗·克罗宁说:“人生在世,唯一能确定的事就是:我们终有一死,戴再多头盔,买再多保险全都没用。现在的人,手指割破了,膝盖擦破了一点皮,都说那是一种人生体验。”


1971年,他在秘鲁为《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勘景,搭乘的秘鲁航班取消,之前的那一架航班在空中意外解体,残骸四散。近30年后他拍摄了纪录片《希望的翅膀》,探访了唯一一位幸存者朱莉安·科普克。拍摄火山期间,他也经历了类似的九死一生。


而剧情片《石头的呐喊》讲述攀岩竞速赛的故事,拍摄团队身临其境,却困在暴风雪中数十个小时。《灰熊人》表达了无尽的悲伤,一对伴侣因灰熊和动物保护结缘,最后死于灰熊袭击。无常本就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状态,若刻意为之就走向虚伪和虚无,赫尔佐格的电影来自共情和坦率。


克罗宁总结了赫尔佐格拍出的角色:“我们在他电影里反复见到一无所有的边缘人和异类、与旁人疏远的孤独者、痛苦挣扎的眼高手低之流,还有生活在人生绝境之中的失败者。他们的人生经历有限,孤立无援,与旁人沟通和融入时,全都是问题一堆。他们抱怨那些有时足以让人窒息的社会规约,常会兴致勃勃地做出鲁莽的决定,去做一些自己明知没有用处的事情。”


1974年冬天,与赫尔佐格相识多年的朋友兼精神导师洛特·艾斯纳病危。他用21天在雪地里从慕尼黑徒步走到巴黎,行走是神圣的,旅途仿如朝圣。他抵达巴黎后,艾斯纳奇迹般几乎恢复健康并出院。他的旅途日记后来以《冰上行走》为名出版。8年后,近88岁的艾斯纳几乎失明又无法走路,她说自己活够了,并问赫尔佐格是否能解开“她死不了”的符咒。他听出戏谑,又感觉这话不是玩笑,还是回应魔咒被解除了。8天后她就去世了。


2021年,赫尔佐格出版了首部小说《暮色世界》,重现日本士兵小野田宽郎的故事。小野田拒绝相信日本战败,在菲律宾丛林中继续躲藏了29年,直到前上级当面下令投降。20多年前赫尔佐格在东京见过小野田,两人谈起丛林。而丛林也是他拍摄电影的常见背景,小说讲述了小野田宽郎被困丛林、继续进行一场实际上已经结束的战争。


在一场与影评人罗杰·艾伯特的对谈之前,赫尔佐格朗读了一篇宣言,阐述自己怎样看待纪录片的真实性。他说所谓“真实电影”的真实是表层的。而更深层的真理是诗性和狂喜的,“它神秘而难以捉摸,只能通过虚构、想象与风格化来抵达”。《暮色世界》就实践了这样的观念:“大多数细节是真实的,有些不是。”


2025年,赫尔佐格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就今年的日程来看,他仍旧深入地理解广阔的世界。探索安哥拉高原非洲象的纪录片《幽灵大象》播出;在爱尔兰拍电影,主人公是奇异的双胞胎姐妹,由玛拉姊妹扮演;为奉俊昊的动画长片配音;正在把《暮色世界》开发成动画长片。的确是步履不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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