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小饭桌 ,作者:关注科技的,编辑:张丽娟
2026年6月,东昇聚变完成1亿美元融资。股东名单里,工银资本、东方证券第一次出现在核聚变赛道。
不久前,诺瓦聚变7亿元天使+轮落定,阿里、美团龙珠、高瓴扎堆入局。OpenAI创始人萨姆·奥特曼支持的Helion Energy也完成4.65亿美元融资,估值飙至155亿美元。
全球聚变融资正在经历第三波高潮。但中国市场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分化:海外大额融资主要来自美元VC和科技巨头,而中国这边,单轮5亿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几乎都站着同一个背影——国资。而其中最活跃的那一个,是上海国资。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以近乎“扫货”的方式投遍了核聚变整条产业链。从国家队平台到民营装置公司,从上游核心材料到下游应用场景,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能看到它的出资痕迹。
2800亿,先手棋
上海的打法不是零散投几个项目,而是占住每一个关键节点。
最顶层是国家队平台。2025年7月,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挂牌,注册资本150亿元。股东是中核集团、中国石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清一色的国家队。上海国投联合上海国资体系,直接出资超过22亿元参与增资扩股。中国聚变公司落户后,迅速推动了新一代紧凑型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中国环流四号的建设,预计将形成百亿级直接投资。
上海国投旗下管理了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截至2025年底规模超2800亿元,投资周期长达15年,这足够一个聚变装置从图纸走到示范堆。对于绝大多数市场化VC来说,15年已经可以退出两轮,但对国资而言,这就是“耐心资本”的正常节奏。
上海国投的优势不仅在于资金体量,更在于动手够早。2024年,国内“聚变热”尚未形成,上海国投就已经开始了布局。
脱胎于清华团队的星环聚能,2024年由上海国投旗下上海科创集团通过知识产权基金领投Pre-A轮,率先卡位;2026年1月联合未来产业基金领投10亿元A轮并推动其迁至嘉定,5月再跟投5亿元A+轮。
依托复旦大学的东昇聚变,主攻氘-氦3无中子路线,由未来产业基金和科创集团联合孵化,从天使轮到6月的1亿美元融资持续跟投。走FRC路线的诺瓦聚变,2025年8月5亿元天使轮中获得临港科创投入局,2026年4月7亿元天使+轮中临港数科、临港策源等临港系国资继续追加。
上游供应链同样被纳入版图。上海超导,高温超导带材龙头,2025年递交科创板IPO申请;翌曦科技,聚焦高温超导磁体;曦融兆波,专攻等离子体控制。均获上海国资体系投资,其中上海超导、翌曦科技为早期布局,曦融兆波则在Pre-A轮获得上海国资跟投。
多条技术路线,全押
可控核聚变的主流技术路线中,托卡马克是公认最成熟、进展最快的,国内外大部分聚变装置都基于这一构型。
但托卡马克内部也有分支:球形托卡马克体积更小、工程成本更低;传统托卡马克则追求更大的等离子体体积和能量增益。此外,还有氘-氦3这种几乎不产生中子的“清洁”路线,以及场反位形(FRC)这种结构简单、迭代速度快的非常规路线。
装置是整个聚变产业链的“链主”,谁掌握了核心装置的工程化能力,谁就能带动上游超导材料、低温制冷、等离子体控制等一整套供应链。上海国资在装置层面的布局思路很清晰:不押注某一条路线,而是在多条主流和差异化路线上同时下注,让市场和技术自己跑出答案。
星环聚能走的是球形托卡马克路线,国际主流之一,体积小、成本可控。团队来自清华大学核研院。2023年Pre-A轮,上海科创集团领投4700万元。2026年1月,10亿元A轮融资,上海科创集团出资1亿元,带动市区两级国资共4亿元。5月再获5亿元A+轮,累计融资超20亿元,成为聚变赛道第一只独角兽。
其CEO陈锐曾公开表示“很快股改,未来考虑科创板上市”。这是上海国资手里最接近IPO的标的。
东昇聚变走的是氘-氦3路线。和行业主流的氘-氚不同,氘-氦3几乎不产生中子辐射,装置可以部署在城市附近,适合分布式能源。这条路线被视为国家主流路线的重要补充。
东昇聚变2025年7月依托复旦大学成立,由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和上海科创集团联合孵化。2026年初完成数亿元天使轮,红杉、IDG、高瓴、鼎晖集体入场。6月再融1亿美元,工银资本、东方证券、启明创投入局,老股东全部跟投。
诺瓦聚变走的是场反位形(FRC)路线,和美国聚变明星公司Helion Energy同源,建造成本低、迭代快。
创始人郭后扬,美国能源部前首席科学家。2025年4月在上海成立,8月完成5亿元天使轮,临港科创投参与其中。2026年4月完成7亿元天使+轮,阿里、美团龙珠、高瓴、君联资本入局。时间表明确:2026年底首次等离子体放电,2027年实现1亿度,2029年净能量输出。
合肥、成都、北京,谁是对手?
当然,上海的棋盘并非孤立存在。这场竞赛远不止一个玩家。
合肥手里握的是“存量”。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积淀,从EAST到BEST再到CRAFT,大科学装置一字排开,论基础研究厚度和装置密度,国内没有第二个城市能比。合肥还规划了2.3万亩的“聚变城”,布局4到8个聚变堆,培育了近70家产业链企业。
但合肥的软肋也很明显:风险资本几乎空白。过去五年,合肥本土几乎没有跑出一家由市场化VC主导的聚变创业公司。科研成果要转化为产业,缺少中间那层“催化剂”。大科学装置养出来的技术人才,往往流向北京、上海,而不是留在当地创业。科研强、转化慢,这是合肥长期未能破解的难题。
成都背靠的是“国家队”。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扎根几十年,中国环流三号屡创运行纪录,ITER的18个关键部件中承接了9个。
这种模式的优点很明显:稳定性强,供应链成熟,工程化落地有保障。但问题同样突出:产业链高度封闭,民营资本进不去,市场化融资案例掰着手指能数过来。一家外地民企想挤进成都的聚变配套体系,门槛极高。稳是稳了,但快不起来,灵活性和速度注定受限。
北京强在顶层设计。经开区发布专项政策,规划“未来能源小镇”,目标到2028年底培育80家以上专精特新企业、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优势是政策前瞻性,目前处于规划落地阶段。
上海的打法完全不同。没有半个世纪的科研积淀,但它拿出了创投市场上最系统的一套资本工具:超长存续期的基金、全产业链的投资视野、与国家队的深度绑定。提前两年卡位,引入150亿国家队平台,8个聚变装置在建,上游材料商冲刺IPO,中游装置企业密集融资。
代价也很直接。上海在重大装备的“工程化、制造化”环节存在明显缺口,真正的大装置建造和运维能力,还得靠合肥、成都的科研力量,或者长三角的制造业基础。
但换个角度看,这恰恰是上海的差异化优势——不拼存量,拼效率;不赌单一路线,赌整条产业链。当其他城市还在靠科研机构、国有企业、政策文件单点推进时,上海用资本这个通用语言,把各方力量整合到了同一套体系里。
冷静来看,核聚变依然是一个充满未知的赛道。高温超导磁体能否稳定量产?氘-氦3路线能否解决燃料问题?AI等离子体控制到底靠不靠谱?这些问题,没有哪一个已经彻底解决。
而且上海也有自己的短板。相比合肥和成都,上海在重大装备的“工程化、制造化”环节存在能力缺口,缺乏规模化、高水平的制造基地。会设计,会投钱,但真要落实到大型装备制造,还得靠长三角其他兄弟城市。
但资本从来不是等所有问题都解决才进场。上海已经用真金白银,在牌桌上占了一个庄家的位置。至于这把牌能不能胡,还要看2030年前第一度电何时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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