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中立舞台背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众生BEINGS ，作者：溯游 Syoul

在巴黎最后一天，我兴奋于明天要去瑞士的行程。去瑞士是因为想看联合国，一个对我来说二十世纪诞生的文化奇迹，不依赖于某种宗教的普世人权愿景——至少它对外看起来是这样的，就像它的蓝色背景一样和谐、安宁，peace and love。

很快，我发现进联合国内部的官方导览已经没有名额了，我也无法更改旅行计划，所以我千里迢迢跑来日内瓦，却只能在联合国大楼的外围参观？我感觉两眼一黑，自己来日内瓦的目的落空了。我对瑞士的湖光山色暂且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我就是冲着万国宫（联合国总部）来的。

结果，没能入万国宫其实并没有阻拦我了解它：因为真正的联合国和我以为的完全不同。

真相

去日内瓦的火车里，我旁边的乘客从上车到下车就一直在忙着操作着两台手机。附近好几个乘客都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因为只剩一等座的票了，我才意外进入到了这节车厢。显然这里大多乘客是这些跨境的国际公务人士，这些对着电脑工作的人，完全有可能是某个国际组织或者NGO的高管，正在处理某个跨国资本/人权/环境/科技等全球性的国际问题，才会被派来日内瓦开会。

这趟火车上的乘客似乎只有两类人：游客背着个彩色大包，看起来装满了徒步或者登山装备；而商务客们则穿着低调的黑白灰，一刻也没有欣赏景色的空闲，都忙于自己眼前的资料中。这是日内瓦给我的第一印象：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都在前往这里。随着窗外出现碧蓝色的湖水，我知道我抵达了瑞士。从巴黎前往日内瓦的列车上，我竟然感觉自己像是在假期结束，返回私立寄宿学校的路上——你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胡乱地随性生活了，现在你要学着收敛收敛，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

在塞维利亚的时候，我看到了非常繁复精致的哥特式教堂，看到了天主教的信仰是如此深入西班牙内部。不过我一直没搞清楚，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现在我知道了，基督教是这两个教派的总称，至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差异，在我眼里算是一个追求极繁（重仪式，重崇拜，形式复杂），一个追求极简（弱形式，不搞太多偶像崇拜，讲求个人解读圣经）。

瑞士则是深受新教影响的国家。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了宗教改革，开创了新教（路德宗），而法国人加尔文受此影响，在日内瓦实践出了自己的流派，比马丁·路德的那一套更加严苛：追求自律，敛财，务实，勤奋，上进，视勤劳致富为一种美德——相反，那些贫穷的人，在新教伦理中是道德有损的，是懒惰导致的贫穷。这一套伦理以及其衍生的资本主义如今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占统治地位，难怪我听到这一套词汇的时候，感觉很耳熟，想到我早早就买过斯坦福大学的《自控力》，想让自己更上进的过往。

我之前在巴黎的时候，它的人情氛围让我想到了塞维利亚，人们可以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聊很久，原来我想说的其实是——这是一种基于天主教伦理的世俗生活。大家更看重当下的享乐，人情往来，互帮互助，并不追求禁欲、忙碌和过度储蓄。富人乐善好施是美德，穷人反而拥有更高的灵魂价值，苦难是上帝施加的严苛试炼。在这里，财富是一种可能引诱人品行败坏的东西，贫富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品德好坏。但在新教伦理中，拥有财富本身就等于这个人「值得」，是勤奋和智识的象征，是上帝的选民。

天主教这套伦理并没有滋生出如今的资本主义，曾经西班牙通过殖民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获得了大量财富，但因为这套天主教伦理，他们的皇室只把它用于奢侈享受，最后都败光了。而后来的荷兰和英国，因为遵从的是新教教义，他们选择把资源更多的用来投资、生产更多资源，而非个人享乐上，他们所建立的帝国殖民体系对世界的影响就更远，更彻底，并且通过量变到质变，资源积累推动了技术的突破，诞生了第一次的工业革命。在瑞士，我感受到的这种效率和规则和在法国时截然不同。如果从天主教到新教拉一个光谱，瑞士、荷兰、德国这些都是位于新教这一极的国家，这些国家内部丝毫没有我在西班牙和法国感受到的那种散漫和松弛的时光。在新教的价值观里，每分每秒都很珍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猜过去的新教教徒一定会非常欣赏深圳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口号。这完全就是一种发源于西方的思想精髓的提炼和继承，而毗邻深圳的香港早已在践行这套规则，也因为税率低，不追求均贫富而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中心。

不过虽然资源的分配方式是类似的，东方社会显然还是保有集体主义的底色，没有这套新教的宗教背景，不会真的认为谁富有谁就道德更高尚，离上帝更近。香港虽然会展现极致的资本主义，但也并不伪装，诚实地做一个自由贸易港，一个重视利益的商人——而瑞士，我惊讶的发现，它竟然也是一个税率低，社会风气根植于新教教义，不以均贫富为主要目的的纯粹资本主义国家，不像法国那样有对富人的高税收和高福利。它的低税收，和对资产流动的严格保密，以及坚持中立的国策，成为很多全球富豪和资本集团储存财富的中心（简单来说就是钱放在这安全，不会受到国际局势影响，还不会被迫缴太多税）。但问题是，世界卫生、贸易、国际劳工、红十字会、难民署这些最关注「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组织，又成天在这里讨论国际大事。它一边成为这些国际人权组织的讨论舞台，一边为在隐秘处的全球级别的富豪们提供最好的庇护，而后者才是它作为一个国家的立足根本。而靠着前者打造的人道大国名片，源源不断的游客、公务人员奔赴此地，为了它作为「国际多边谈判桌」「世界平等对话处」「中立大使」的形象买单，在这里的花销（餐饮、住宿、购物等等），则全部回到后台——那个真正在这个国家运转的，强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

抵达日内瓦的第一天，除了被它高昂的物价吓得不敢算账单以外，我就知道我在这里的消费其实在间接支持这个「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我却是奔着联合国而来（我要是在法国消费，按法国的税收制度，我的消费还更可能减轻一点不平等问题）。瑞士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幕后完全是两个世界，我感到极其荒唐。我猜肯定也有很多游客抱着那种美好的期许来到这里，毕竟它象征着世界上独一无二让多国和平对话的舞台，但却没有问过这个国家本身是如何运转的。这让我觉得看不了万国宫里那千篇一律的导览也无所谓了。因为他们肯定也不会告诉你舞台背后的现实。

权力

最近，高温热浪席卷了欧洲。我在大太阳下徒步前往万国宫，路人稀少到让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正在走向联合国总部。而到了现场，更是让我感觉落差很大——联合国大楼并不雄伟壮观，门口在修路，还有一些没布置好的布条，看着实在是有点草台班子。曾经，一个在欧洲定居的朋友跟我说她在联合国附近接受职业培训，让我对这里充满憧憬和向往，我以为日内瓦会充满现代的建筑和西装革履的外交官，每个人都来去匆匆，对着电话说着不同的语言，都是关乎全世界的大事——而不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没有收拾整理好的工地，处处都是路障和警戒线，简直像我家附近修地铁的路口。

联合国门口的修理工程是从2017年开始动工的，原定于2020修完，现在直接拖到了2028年。它包含两部分工程，一部分是联合国内部的翻新需要挖管子，一部分是外面市政的铁轨规划，结果两个工程撞在了一起，就出现了很多协调的问题。再就是联合国资金紧缺，有些国家会通过拖欠会费来表达政治施压（比如美国欠了15亿的会费）。每个国家需要缴纳的会费是按照一定比例计算的。其中，美国是缴纳金额最多的国家，第二大缴费国则是中国，但中国从来没有拖欠过会费。我特意看了一下，万国宫官方的导览有很多欧洲语言和小语种，却没有中文。作为第二大缴费国家且无欠款记录，中文还是没能够挤入官方导览语言。

如果单看图片，我绝对不相信这是联合国门口。我对联合国的想象，大约是受到了《三体》里地球行星防御理事会的影响（小说里也把总部设置在日内瓦），我一直觉得这里应该是会震撼我的地方，它毕竟是193个国家展开全球性协作的象征，它的硬件应该拥有宏伟的排场，体现出它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而这草率的真实现场却在反问我：连门口修路的问题都能拖个十年搞不定，你还指望它能解决多大的世界问题呢？

联合国目前的大楼接手于一战后的国联，那能算是一个联合国的雏形，但是参与的国家局限在欧洲内部。楼还没建完，二战就开始了。联合国能有效运转到今天，则是因为它做了前者没有做的——把二战后的胜利方中的强国全部纳入了这个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他们在任何决策上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同意，联合国做出的提案就无法执行。而且更巧妙的是，这种否决可以用在对自己的提案身上，比如俄罗斯因为发起俄乌战争，理应得到联合国的制裁，但是它可以通过否决这些提案而规避所有惩罚，联合国只能出于道义上谴责——其他四国也有这样的权力，也就是说，联合国其实根本管不了这五个国家，它要管理的是这五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不被其它中小国家动摇，通过规则制裁影响五常利益的国家（五常以外的国家都必须接受），免得其中某个五常因为被其他国家针对，直接发动核战争，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灭亡。

联合国在干的事，可以说只是为人类文明兜底（避免强国因为受到威胁，发起核战争），但它从来没有许诺过什么大国小国平等对话，如果有，那也只是它想让普通民众相信的形象，认为这里真的是一个人人皆可上谈判桌的舞台，由同一套体系从上至下地约束所有国家。实际上它完全没有太多实权，经济也要靠各个国家的会费，它的权力管辖范围是在这些强势的主权国家之下的，甚至还没有欧盟的执行力。它的任何决议，大国都可以完全不理会，没有强制性力量。与其说它真的做到了让所有国家平等对话，它更多只是扮演一个「看起来各个国家能实现平等对话」的形象。而搭建这套舞台的瑞士也非常精明，联合国1946年就在日内瓦开始运作了，这里后续也成为了非常知名的国际对话中心。但直到2002年，瑞士才加入联合国。它的民众心里很清楚——联合国这套系统并不庇护中小国家，它只是维持二战后的权力系统保持稳定，一旦加入联合国，它就要接受这套系统的制约，却对五常的行为毫无办法。搭建这个舞台的人，却迟迟不参与表演，因为它很清楚这舞台背后的实际规则如何运作。

权力总是在隐秘，而不是公开的地方流动。虽然人们通过建筑、西装、国旗来展现「这就是权力」，权力却从来不被这些实体事物制约，这些实体事物消亡后，权力依然存在。它不依附于任何固定的形式，但又处处彰显自身的力量，我只能从中捕风捉影。隐匿性本身也是有权力的表现之一。过去消亡的权力符号（如宫殿，纪念碑，帝陵）成为了今天普通游客们的景点，那只是过去承载权力躯壳的尸体。今天鲜活、正在运作着的权力，依然隐蔽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之外，无法被普通人洞察。联合国表面上是一个权力的载体，有分配世界格局下的权力的崇高使命，然而，真正决定规则的人，从一开始就可以退出游戏。

立场

与联合国一条马路之隔，就是红十字会的总部。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道主义救援机构，由一个叫做杜南的瑞士人创立的。杜南年轻时原本是小有名气的富商，一次途经意大利时看见许多战争伤兵被抛弃在荒野，临时动员民众去救助他们。此事之后，杜南提出两条核心设想：和平时期组建救护团体，战时保持中立只执行救援，交战双方不得攻击救援行动。这种中立的底色正是来源于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的立场，所以红十字会的标志也是瑞士国旗的反转。

去红十字会博物馆的时候，我坐反了巴士，结果抵达的时候博物馆已经快关门了。一个包着头巾的穆斯林年轻女性和我差不多时间赶到，我们一边找入口，一边聊了起来。她来自澳大利亚，来日内瓦开会，之后还要去伯尔尼和德国出差。我正在心里感慨她的工作还挺忙，结果她指了指这栋建筑，说她就是在澳大利亚的红十字会工作，我问她是和医疗相关的吗？她说了一个我没听过的单词，最后告诉我她是在为「在战争里」的人工作。

根据她的出差线路，我搜索出她很可能担任着红十字会的人道保护专员，因为这条线路是这个职业统一的培训路线。她们专门保护战争里流离失所的平民，确保战俘不受到虐待，以及帮助失散家人的人们团聚。一个身为穆斯林但又成长在澳大利亚，有着良好英语口语和教育背景的女性，是这种国际机构看重的跨文化人才，她们比白人女性更能理解中东的文化和语言，更容易让当地人感到信任。

这个工作通常要求她们在战区驻地八个月到十二个月，之后回澳洲强制六周带薪休假调整身心，再来瑞士总部复盘，去伯尔尼接受下一个项目，以及在德国学习更新的人道法。她们不被允许长期呆在一个战区，避免个人感情过度卷入，或者被当地政府认为有影响当地政局的嫌疑。这个行业的薪资相比澳大利亚本地教师的文职要高很多，有很多补贴，同时因为人在战区，大部分工资都会变成储蓄。一份有意义也消耗身心的工作，理应得到这么好的待遇，才会真正把人才留下来。仅仅是为爱发电，只是在变相地压迫这些愿意付出的人们。它有意义，但也有边界。我在国内曾做过大半年的自杀接线义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我救赎之旅（三）），知道接线员的流失率高的吓人，大多数人玩玩就走，纯粹靠所谓个人善心是根本担任不了这种强度的长期劳动的。无论抱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如果不能给这些具体劳动的个人一个好的保障，给她们体面的收入，那这个机构本身也是在助长一种剥削，也不可能走的太长久。把「意义」当作需要付出的额外劳动，而不是用来替代薪酬的回报，才能让这个世界拥有更多健康职业发展的空间。

最后，我们还是被拦在了博物馆门外。她大概是开完会就赶过来了，但明天又要去伯尔尼接受新的培训了，没时间再来这里。我暗暗替她感到可惜，这里对她的意义应该要大于我，是她职业的精神故乡。我不知道她从哪个战区结束工作，接下来又要赶往哪个战区。对我来说，没有看到博物馆里的展品，却见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红十字会工作者，反而是更好的参观：她让我发现，一个穆斯林女性也可以在一个新教社会酝酿出的组织工作，只因为大家坚持共同的立场——救助伤者，不问国籍。

后记：欧洲正在经历严重的高温，很多街上的路人都手持一把中国扇。我在日内瓦住在酒店顶楼，从昨晚起空调就坏了，直到今晚也没能修好。本篇文章完成于一个如同汗蒸房的房间，这完全不是我对瑞士这个世界舞台的想象。好在明天又要去新的国家了，就当我是被动为全球变暖做了一点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