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回家的时候，是要回到哪里去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主持人：董子琪，对话嘉宾：潘文捷、徐鲁青、林子人、姜妍、陈佳靖，编辑：黄月、陈佳靖，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跨年啦，你回家了吗？以前我们聊过进城，进城与返乡是一体两面——进城的人总把家乡背在身后，而那些本在城里的人，也许对另一个地方怀有乡愁。

电影《叶落归根》（2007）是一部黑色喜剧片，讲的是农民工背着死去的工友一路从深圳回到西南老家的故事。不管路途有多少匪夷所思的阻碍，像是路费不够、坐车遇匪、吃饭遭宰，以及被警察叫停告知不能私自运送尸体，都不能消磨他要将工友“落叶归根”的意志。

我想，这部电影将一个外来务工者的“回家”推到了不可能的极致：要回家的人已经死了，他的家因为规划建设也不在原处了，回家之路也屡屡受挫、笑点频出。

同样是讲回家的故事，徐峥与王宝强的《人在囧途》展现的是城里老板偏遇乡下佬的倒霉奇旅，没有显示出《叶落归根》这样强烈的回家寻家的意图。 ‍‍‍‍‍‍‍‍‍‍

‍为什么这么想回家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表现火葬还是土葬的风俗故事片，相反地，《叶落归根》电影角色面对的困境——要不要背着工友的死尸寻家，是在进城大潮之后才会发生的故事。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工地上相遇、打工的情形，却看到了打工结束后逆流返乡的身影。

由这部电影，我们也可以联想到时髦一点的影片，比如台湾电视剧《俗女养成记》（2019）。在台北工作生活的女主角快四十岁时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好像一点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她短暂地回到了家乡台南，本来准备小住，结果小住变成常住，台北生活与台南回忆不断地在剧集里形成对照：

台北的办公室的灯光是惨白的，老板的要求是无理的，男朋友及其母亲控制欲极强；小时候回忆中的台南蒙着温柔的暖色调，阿妈阿公爸爸妈妈包括邻家小孩都那么真实有爱。回到台南的日子仿佛发现自我的旅程，女主最终发现自己难以割舍乡土之爱，还是选择不要回那个讲究效率速度而不是爱与温情的台北。

做出这样选择的女主，被剧评夸奖为很酷、很勇敢、敢于面对真实的自我。‍

《俗女养成记》（2019）剧照（来源：豆瓣）

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们很多也怀揣着这样的向往吧，回到一个自己更熟悉、更心安的环境里去，即使在外界看来人生毫无成就也无所谓。但是我还是会保留一点疑问：这样的归家最终真的可以安心吗？重建家庭关系就是漂泊的人能想到的最好解决方案吗？

归乡也是一个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学意象，文人解甲归田、致仕返乡，更像是重访失落已久的人生理想境界。学者戴建业在评述陶渊明时提出，这位诗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安贫乐道，陶渊明的真实生活常常充斥着贫富常交战：

匮乏的生活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更难消化的是眼下的贫困和本应该有的前途之间的落差，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正是用以自我勉励的诗句。朴素的归乡也不容易，诗人享受恬淡的田园生活同时也要为收成担心，“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一、我回家了，故乡的无花果树还在吗？ 

潘文捷：以前有件搞不明白的事情，为什么《魔戒》的结尾是山姆吸一口气打开家门说“我回家了”，这和之前的轰轰烈烈的冒险相比是不是太平淡了，后来想到，冒险故事可能很多以奥德修斯为原型，先是在外打拼，然后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回家。

这就有点儿像一首歌不管多激情澎湃，结束时要回到主音上才给人圆满的感觉。之前跑活动听毕飞宇说：“一个作家一生中只能写两本书，一本是如何离开家，一本是如何回家。”这个“家”可能指房子、家乡，也可以是文化形态。

年轻的时候想要逃离，年长之后又开始寻觅自己的根基，这也是我在不少长辈那里看到的情况。这种意义上的归乡对我来说好像还为时尚早。家庭是最小单位的文化，离开家可以远离一些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的想法，反思自己熟悉的那套东西，从而重构自我，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当中。

说到肉身的归乡，有一些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要给家乡修桥修路做贡献，可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情况好像只是因为别无选择，这背后的阶层固化是一个大话题。

徐鲁青：作为大城市经验有限居民，我对城市的厌倦时刻还没有多到对它祛魅，但也不会少到从不想归乡。上海的擦鞋师傅不讲英文也没有coffee time，上海大多数打工人只有在周末一日游时才能看到老洋房。

当每月三分之一工资交房租却分不出三分之一时间睡觉，连滑个Tinder还要被问是不是310时（上海身份证前三位数），我都会开始质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古早的口号。

有时和楼下的保安小哥闲聊，发现我们的城市厌倦时刻十分相似，都集中在与房东们的关系里，在被判断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的打量里，在地铁末站的家与眩晕的市中心这段距离里。

然而我们的区别却是，我的二线城市故乡尚且还有说得过去的工作机会、公共设施与社会保障，我是还可以回得去的人，而他的河南农村老家已经找不到一个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他连归乡的退路都没有。

保罗·柯艾略笔下的牧羊少年追寻一生，最终发现宝藏就在故乡教堂的无花果树下，但更多人的情况是，故乡的无花果树早已经被砍光了。所以我想，在城市疲倦时刻能闪过归乡想法的人都是幸运者，这说明自己的故乡还没有那么糟糕。

电影《爱情神话》里展现的上海风情，爷叔怀揣法棍买水果，修鞋铺鞋匠喝咖啡

林子人：归乡是一种比单纯回归家乡更宏大深远的文化现象，体现在流行文化的很多方面，前两年李子柒爆红第一次让我有这种感觉，我当时还写过一篇评论，讨论为什么思乡病是一种现代病。归乡可以笼统概括为回归到某种更复古简单（因此也在很多人看来更纯粹）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野奢”酒店、有机食品、匠人手作、乡野生活叙事，乃至当下对“国风”“国潮”的追捧，其实都是某种意义的归乡。

归乡是一种发自人性本质的精神需求，这个过程亦能让人迸发出许多创造力——陶渊明归乡的真实生活或许也有种种不如意，但他的田园诗却流传至今，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学读者——但一个同样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人们归乡冲动的根源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那种不满足究竟是什么呢？我之前听艺术史学者曹星原在一档播客节目上聊“热衷国风的年轻人，究竟想追求什么”，她说的一句话挺引人深思的：

“如果一群年轻人，或者某个特定年龄段的人，集体拥抱某种文化现象，那就说明当下的文化生活当中，存在某些他们想拒绝而不能言说的东西。年轻人在拥抱‘古’的时候，也包含了一种对于当下的回避心态。”

二、与高房价有关的返乡潮，左右为难的年轻人

徐鲁青：我感觉现在的“返乡潮”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从大城市回到故乡老家，老家是小一些的城市、县城，或者农村；另一种是从城市搬到农村生活，但这里的乡村却不一定是老家，也可能是风景优美或者气候宜人的地方。这两种“返乡”方式都正流行起来。

在豆瓣“拜拜啦一线城市”小组上的年轻人，大多数目的城市都是离家更近的省会城市，比如成都、杭州或者西安。“躺平”“不卷了”是这个小组里经常出现的关键词。

一线紧张的工作模式、加班、高房价，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等等社会问题，让越来越多人想要退出竞争，逆进程的返乡潮或许也是人们开始反思单向度的成功观，从更多角度来考量生活吧。我这几年的心态也从向往中心城市，到开始质疑中心与边缘的简单二分。

对居住地的评判标准存在无数种维度，真实生活的人除了考虑经济上的发达与落后、政治上的一线与十八线，也会在意气候、朋友、地方文化与自然物候这些细枝末梢。比如我一直向往西南地区的城市，总觉得那里有丰盈的植被、多样的生态，与现代生活适恰的距离感。当然，这也极有可能是一种内地凝视。

另一种返乡风潮是人们从城市搬到乡村，开启与城市生活逻辑完全不同的乡下生活，做手工、种菜、拥抱自然。日剧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母题，比如《凪的新生活》里女主在东京一家公司过着稳定无趣的生活，在一次晕倒醒来后，她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决定辞掉工作，在乡下重新开始人生。

《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也是大城市辞职回家开小店的故事。这些带着日式滤镜的剧治愈着广大城市中产阶级观众，也制造了他们对小城与乡村生活的想象。实际上，就像文捷说的，小城与乡村生活也有保守和压抑的一面，几个月前豆瓣有一篇帖子被很多人批判，题为《我为什么选择山村低欲望生活？》，作者在其中描绘的乡村生活带着城市精英的滤镜，也脱离本地人的视野。那种乡村生活没有泥污、没有贫穷，没有复杂传统的人情关系，只有闲适和浪漫。

姜妍：从大城市离开，选择回到故乡或者其他某个看起来很田园古朴的地方，其实也有很多现实问题要面对。比如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要有生计上的考量，我有一位朋友两年前也是选择回到老家生活，但一年时间里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一个相对运转体系比较成熟发达的公司工作过后，会发现小县城里同样的岗位设置或者运作模式很多时候是非常不规范的，当然收入差异也很悬殊，那个部分能不能接受和调适也是要打个问号的。

林子人：我查阅过豆瓣热议事件“山村低欲望生活”的相关评论，看到“澎湃·思想市场”的一篇文章梳理了中国年轻人返乡潮的历史。文章指出，早在2010年，“逃离北上广”就入选了当年的“十大房地产热词”，也是在那一年，一线城市的房价物价节节攀升，让不少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大家还记得“蚁族”这个称呼么？）第一次萌发了离开的想法。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有一股“云南热”，好多人去昆明、大理定居。

但之后又出现了“逆返乡”——很多返乡或去低线城市定居的年轻人发现，“逃离北上广”并不一定能安顿好身心。在经济更落后的地区，传统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网络绵密复杂，早已习惯了原子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年轻人不一定能够适应；工作机会较少、收入削减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所以豆瓣上那篇《我为什么选择山村低欲望生活？》流传开来后，不是很快又有另外一位豆瓣网友刊文反驳说所谓的“山村低欲望生活”只是城市中产对乡村的浪漫化想象么。

目前来看，这两种彼此冲突的叙事都存在——这可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域发展仍不均衡造成的必然结果——城市中的大多数年轻人恐怕是夹在两者之间，左右为难。我自己就是这样，虽然说家乡也算是一个发展势头蛮不错的城市，爸妈一直在怂恿我返乡，疲累的时候也常常幻想家乡的美景与亲友在侧的温暖，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要做我喜欢的工作，我还不能离开。

三、乡里人际关系：亲密无间也有烦恼

潘文捷：我可以说是个小镇青年，之前读了《美国小镇》确实觉得有很多共通之处。书里讲到，小镇是人们希望美国应该有的样子，邻里和睦，温馨友善，可这对不需要这种感觉的人来说却令人窒息。它的这种特征是规模决定的，大家关系看起来很好是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你有着和大多数人不同的意见，往往就可能放弃自己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镇是保守而压抑的。生活在比较大的地方的人应该寻找不同的方法建立令人舒心的社会关系，归乡可能会造成新的问题。

姜妍：在归乡和逃离之间通常还有居中的选择，就是换一座城市生活，比如我最近在豆瓣上看了一些邓安庆写的双城生活日记，觉得对我们这个话题也是一种呼应。他在北京生活了许多年，2021年选择离开，去苏州买房落户，为了获得一份还不错的薪酬在上海工作，经常往返于苏沪两地。

感觉他也还在摸索新生活的节奏，是当日通勤更划算还是在上海偶尔住一晚民宿更节约体力。他在日记里写到了选择苏州的原因，写到了买房子时一定会选择离火车站近的先决条件等等。能体会到他在数年不停搬家租屋后，终于拥有自己房子的喜悦，也能感受到他在夜里坐在通勤的高铁上和在老家的父亲通电话时的疲惫。

归乡确实会让人际关系变得紧密，以我有限的在朋友家温州乡下住宿的一点经验来看，紧密的人际关系带来很多便利，但同样也有不便。朋友的母亲是小镇上的老师，大家都认识她，总有人不停送过来自己家里做的菜，我确实跟着沾了许多光。

但同样地，紧密的人际关系也容易带来边界感的消失。大家好像也很在意他者的眼光，虽然只是在镇子上活动，但很多人买个菜也要好好装扮一下再出门，于是我和朋友就成了镇子上穿着最朴素的两个人。

其实和故乡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我倒是很感兴趣，就是“何处是故乡”的问题。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大，年轻一代很多人不断改变着居住地。比如我们以前组内记者傅适野，在老家内蒙出生度过童年时光，之后因为父亲在广州工作，少年时光来到了广州，本科去了武汉，研究生到了美国，工作以后来了北京。这些居住地的变迁，这一代人对故乡的理解会不会也会产生变化呢？

四、信美而非吾土，何处是故乡？

叶青：姜妍说的“何处是故乡”，我也深有感受，光是幼儿园和小学我就换了五个地方：大班时从重庆来到祁东，没过多久便转到邵阳，三年级又去了温州，期间还短暂地在会理借读过小半年。我在会理出生，关于重庆、祁东、邵阳的记忆已经斑驳不清，温州是我父母生活的城市，成都则是我目前居住的地方。

这些城市都承载着我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但要说哪一个是我的故乡，我还真不知道，以至于每次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温州人时都会在内心吐槽自己：连温州话都说不来，你算哪门子的温州人？

我妈和我一样，大半辈子都穿梭在不同的省份。外公在我小时候就离开了，2018年外婆走的时候，她哭着跟我说，“以后可能很少有机会回会理了，家没了。”虽然她用的词是家，和故乡并不完全相同，但我总觉得随着外婆一起消逝的，还有她关于故乡的大多美好联想。

故乡究竟是什么，是记录了我们童年身影的所在，是一生中最深刻回忆发生的地方，还是那个令人心安的父母家？我仍然在寻找，但家就在温州，在我妈说完那句话后，我决定多回家看看。

陈佳靖：前一阵我看了日本诗人萩原朔太郎的《吠月》，里面谈到了诗人与故乡难以调和的矛盾。虽然他所生活的年代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他在青年时期迫切离乡、晚年时期深切怀乡的经历与当代人有很多共通之处。

《吠月》[日] 萩原朔太郎 著 小椿山 译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12

萩原出生的地方是日本群马县，在当时，那里是个相当闭塞的村庄，用萩原的话说，“人人都是亲戚”。问题在于，他并不能真正融入这些亲戚中去。作为一个“没用”的诗人，他遭到了村里人的鄙夷，人们都对他冷冰冰的，用白眼看他，在背后吐唾沫，说“那里走着一个白痴”。

最终，萩原怀着对家乡的绝望和愤怒跑到了摩登的东京，一下子感到了自由。就像波德莱尔所说，“人群是孤独者的家。”萩原并没有将大城市的生活看做是压力的来源，反而将它视为一个包容之所，在这里，心灵疲惫不堪的人、为沉重而烦恼的人、孤独寂寞的人都可以找到一隅。

人与人之间无需琐碎的交涉，每个人想着不同的事情，却看着同一片天空生活，这让“每个人都以城市为背景，组成了快乐的群体”。

然而，越到暮年，萩原却越怀念家乡，但同时他也将自己视为没有家乡之人，一个“永远的漂泊者”。他怀念的当然不是那些曾经令他憎恶的人情关系和闭塞的环境，而是与家乡的山河、土地以及乡村生活方式建立起的情感联结，这些是大城市无法给予的，但却是他成长的根基，也是他最初写作的根基。他曾经在父亲去世时短暂地回到家乡，但随后便返回东京。因为他已经明白，家乡虽然有着与自然相伴的平静，却不等于“心安之所”：

“在乡间，与自然共生的、悠悠实在的、唯有永恒的“时间”……那里的环境不存在变化。如同所有的祖先一样，和祖先拿着一样的农具，使用祖先耕种的方法，没有变化地继续着同样的、同样的时间。

变化就是破灭，是乡间生活的堕落……在荒凉的自然中，乡间的人生是孤立的。婚姻、生子、葬礼，全部在部落的四墙内部、在封闭的时空中进行。村落是可悲的聚落，在萧条的山麓，人孤独地发抖。”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情况会有所不同，“家乡”未必永远是不变的、落后的、封闭的。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开始出现“返乡潮”，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迫于压力无奈地退却，也有很多人确实发现家乡可以作为另一种可取的出路。

但何处才是心安之所呢？这个问题最终也许和地点无关，而是要遵循内心的声音去寻找归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主持人：董子琪，对话嘉宾：潘文捷、徐鲁青、林子人、姜妍、陈佳靖，编辑：黄月、陈佳靖